周恩来曾要求枪毙刘少奇，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只许可开除出党。周恩来之所以狠是因为他与刘少奇势同水火，不斩草除根他是很不放心的;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要让刘少奇成为活靶子，成为他推动文革深入进行样板和催化剂，以方便毛泽东派别的人彻底清理刘少奇的派系人马。

随着越来越多的秘密档案被公开与揭露，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共产党不但假抗日、借助抗日的机会来壮大自己，而且还与日本人相勾结，围剿国军。而披露者之一是中共创始人。

吴法宪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专案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中央专案组的结构和作为迄今难于见诸公开出版物。据林彪“四大金刚”之一吴法宪在临终前出版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一书中披露，“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中国政府不久就发布了〈1971〉57号文件等一些相关材料，对此事件加以解释，但是基本的档案至今仍未开放，而多年来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事件抱有强烈的研究兴趣，近年来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问世，当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关人员...

《张春桥狱中家书》在香港面世以后，有人被张对女儿、后代的爱而感动，认为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充满了爱心。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当看到社会中的不公，误以为再发动一次文革就可以解决问题，称赞张春桥以文革思想逻辑对时政的评说，甚至集会纪念张，为他招...

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去延安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泽东见面。没有了吴莉莉，毛泽东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八届十二中全会前林彪和江青的关系一度紧张。江青曾提出要补选中央委员，或是以什么名义让她正式上台，但是林彪反对。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前，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知道的人很少，仅是碰头会上的几个人。全会之前，林彪是提防江青，全会后，就抵制她了。林彪对江青的抵制是一贯的。林彪对江青采取“三不准”办法：不准文革极左派的人钻进军队，不准军队里有江青的代理人，不准江青插手军队的工作。

毛泽东的态度。毛临飞上海之前召邱会作谈了几句话，毛说：“我太疲劳了，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形势的看法。但有一点林彪同志没有提到，那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我先到上海去，这的事留给总理处理。你早些回去吧，把情况向林彪同志说说。”邱说：“这是我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从毛主席口中听他说造反派不好的话。”当林听到邱的汇报提及毛这句话时，林彪高兴得点头称是。

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网络图片） 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违心之论，话虽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

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是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政治局会议刚开始，江青就闹，要总理解决她的马桶太凉，说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就不能见主席，怕传染主席。她也会闹成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对她没有阶级感情，阶级敌人盼着她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停止政治局会议，全体成员到江青住的钓鱼台，去看那个“凉”马桶。

肖华在文革初期过分积极参与全军文革小组的活动，紧跟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大整了很多军中高级将领，引起众怒。另外肖华没有认清林彪与江青实质上的关系，以为跟着江青走就万无一失，这与后来杨成武的倒台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再加上肖华风派作风十足，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被人抓到把柄，最终导致了肖华的倒台。

自此以后，“保持晚节”差不多成了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口头禅，在整个文革期间一直不断地讲，尤其是每当党内斗争剑拔弩张的关头更是如此。他反复表示要保持好自己的革命晚节，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跟着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周氏的晚年，他一直以此自勉，并且身体力行。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称为两袖清风、持心公正。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1948年底，吴晗以共军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梅贻琦留下来，他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飞机到了南京。他的一位友人曾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

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追回来的。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陶铸、康生写的‘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的‘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显而易见，中央全会虽然名义上进行了改组选举，事实上在毛泽东处早已“选举”过了，全会的选举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90年代之前，根本不炒作这段历史。毛三次在公开场合露骨的感谢日本当年对华的侵略，邓时代的中日关系更是如胶似膝般的好，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能顺利开展主要靠日本的金钱和技术的大力援助！如今忘恩负义，为了操控民粹主义和愚化民众来服务于政治利益，反复灌输仇恨洗脑教育！

“和而不谐、斗而不破”，透视出毛、周双方权斗更深层的线索，那就是：表面上大权在握、占尽上风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大失败者，而表面上低头退守、委曲求全的周恩来，却不动声色地挫败了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攻势，使毛一步步落得孤家寡人、所有狂妄野心化为乌有的下场。

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

林竭力以毛的名义去订一份毛不想吃而他自己很想吃的饭菜，并希望毛在这分饭菜被端上来后因毫无食欲而顺手推给坐在旁边的他这个定饭者，任其享用。许多人不解，林彪已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成了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为什么还要冒与毛作对的风险去谋求那个很不确定的国家主席职务呢?

也就是说顺毛者生，逆毛者亡。周恩来“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观点，对于位数不少的干部无疑敲响了警钟，只有顺从毛泽东的旨意，不可违背，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创造消除了重大阻力。周恩来不仅死心塌地的做毛奴，而且爱屋及乌，做江奴亦心甘!文革中所有被专案组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周恩来都是身体力行的执行毛泽东的旨意，忠实的充当了第一打手角色。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斗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