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他去了北大荒之后，新凤霞就搬进了集体宿舍。文化部的一位领导把新凤霞招去时，说只要她同丈夫离婚，就可继续她正值巅峰的演艺事业。这是一千个的名字，也是一千条活鲜鲜的生命。其中不少是名人，曾是我们仰慕的对象，然而他（她）们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都消失了。消失到哪里...
在一家医院太平间的门口，我和死者李兴华二十七年前的领导——一位军队老干部握了手。来向遗体告别的，只有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二十多人。我忍不住含泪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从前我们不把他调到文艺界，还在您那边，他大约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那位同志默然不语。死者27年前调来的...
80岁的难友林宪君先生是四川省团校政治教究室研究员，因日记上写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字，便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在沙坪整整待了近二十年。我们先后在重庆、成都多次见面，相互谈起当年沙坪劳改农场往事时，仍觉怵悚惊心久久难以平静。他说，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个月，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三年大饥荒造成的数千人大面积死亡场景，亲手掩埋过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险些命丧沙坪。
劳动教养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先进经验，图为右派份子被强迫在严酷的北大荒劳动改造。（网络图片）接上文：今古奇观都找不到的怪事记我的右派劳教恶梦走向高潮死神光临中川进入一九五九年，随着卫星满天飞，凯歌震云霄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破饭现...
剧作家吴祖光谈到自己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做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
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公民的政治智商。它是我们普通公民理解、分析并有效应对政治环境的核心能力，融合了知识、原则以及对政治动态的敏锐洞察。理解政治体系是其关键，包括深入认识制度、法律和政策，同时具备预测政治后果和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公民若缺乏这种智商，可能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迷失方向，甚至成为他人操控的棋子。
在中华民国时代，她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中共治下，记者只是中共手中的工具。当中共不想用你这个工具时，随便找个借口，就把你整趴下了。 其实，客观历史事实是：195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章罗联盟”，也不存在“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个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 毛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父亲是右派，多年来我对有关右派的资料一直很留意，有关反右的研究著作，我也力求能够收罗齐全。关于这场运动，国内外已有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好像被研究者疏忽了，这个问题就是当年反右派的比例是根据什么确定的，确定的理由是什么？现在人们都知道，1957年共有55万知识分子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