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0日，加州圣地亚哥市中心一条街道边旁，车辆靠街边停着。街边的停车收费站显示，每小时2.5美元。（杨婕/大.纪.元;）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直接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人才命运的“不宜录取”事件。这篇文章里，我们再给读者举几个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开封市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遇罗克，“文革”中反对“出身歧视”的英雄人物，他写了“出身论”，后来被判死刑，他自己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因为其母曾是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又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孙穗芳，孙中山的孙女。她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说：“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一所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如果没有宋庆龄的缘故，估计她第二年也不可能上大学。

当时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被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做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