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旧影：香港街景，1980年代摄。 朱韵和：藏羚羊 迩東晨：#谁在说#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

毛批示，要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拿掉”，但想保一下戚，可戚也跟着倒台，何故？吴法宪透露，原来是“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戚以为江青宠他，便忘乎所以，想做驸马。周恩来承上旨，立即在碰头会议宣布“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命谢富治等当即执行。戚刚到会场，卫士一拥而上将他铐起来，戚竟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押上车时，还对姚文元说：“请你代我向江青同志问好！”这般丑态，令人哑笑。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毛泽东选择了这样的时机，用了这样的方式，让全国人民知道他对“四个伟大”讨嫌了，也就是向全国人民表示他对“亲密战友”讨嫌了。话说到这种份上，林彪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文革”开始时，陈伯达作为“文革小组”组长，紧跟毛泽东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当属“江青集团”；但陈伯达后来幡然悔悟，毅然与“文革”极左派分手，与林彪联手打击“文革”极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陈伯达归属为“林彪集团”，何况毛泽东早就将陈伯达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要员。然而，陈伯达并未参与“林彪集团”的所谓“阴谋”，据此，将陈伯达归于“林彪集团”也甚为牵强。最后，中共只好把陈伯达这位反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人物硬塞进“江青集团”，如此做为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

江青和周恩来。(网络图片) 有如此恶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 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这篇长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大量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大体...

有"三朝帝师"之称的中南海首席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昨获擢升入常，稳坐中共最高权力第五把交椅。外界形容王是中共头号政治化妆师，估计王或掌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王被指是毛泽东私人秘书陈伯达的翻版，笔杆子成为常委的第二人。

【改名】69年齐齐哈尔工人王白旦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场议论，怎么选个“王八蛋”？陈伯达当即道：我给他改字，叫王白早。1970年，陈伯达被打倒，改名一事被审查，江青好心，帮他又改名叫王百得，过关。文革一结束，王百得傻眼了，陈伯达、江青都给他改过名，这不搭上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么？

专制体制下的官员，鲜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级的。揣摸什么？思想用意性格爱好等等，无不包括其中。揣摸是为了迎合，这里有自保的恐惧，也有利益的谋求，所以殚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专制体制官场上混，还需其它种种技巧。要说假话空话以修饰形象；要恩威并用以驾驭下级；要费尽心力去排除异已，还要防备异已对自已的暗算。一本“厚黑学”写尽官场上官员的智力所向。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从毛家湾林宅中清查到一份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稿。但是，关于信稿的事，执行毛家湾清查任务的中央警卫局有关人员在其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两案”审判中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也未提及。

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周恩来要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施以援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这件事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为人，周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囚徒竞写回忆录 文革过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文革中被迫害高官鲜写记事，而曾经的“害人者”多数亲撰或由人代撰回忆录，他们都坐过十几年牢，都试图用文字为自己辩解，湔洗强加于身的污名。 不过，尽管传主的命运类似，但立场各不相同，对事件的表述也大异其趣：戚本禹...

喜新厌旧，始乱终弃是毛泽东性格中很突出的一条，没有一个朋友他能相处得长，当他的朋友是一件很倒霉的事，因为他最终会将这些朋友一一搞掉，彭德怀、张闻天、刘少奇、林彪全都没有好下场，真正有始有终的也就是一个康生、一个柯庆施（死得早）、半个周恩来。文革中，彭真首先被毛泽东清洗，他心中无限不服气，委曲鸣冤说自己是当年在延安第一个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此事并没有其它人证，也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场合，估计不会有假。但毛泽东毫不为动。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向警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1926年，蔡、向夫妻关系在莫斯科破裂，蔡与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结婚，彭述之后来与罗亦农的妻子陈碧兰交好。有一次罗向彭汇报工作，彭述之躺在床上听罗汇报，陈碧兰睡在旁边，罗泰然自若，不以为意。失去妻子的罗后来与贺昌的妻子诸有伦恋爱。郑超麟说，这样的恋爱影响了后来的党内斗争。

毛泽东为了达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展开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绝路”的六大部署。毛泽东把林彪逼到这一步，林彪已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彼时彼地，林彪还能怎么办？低头认“罪”显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怀、刘少奇不是都低头认“罪”了吗？但他们的下场如何？林彪不想“认罪”，只想“认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叶群、林立果又不愿意认命，于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陈毅曾在毛泽东整肃饶漱石当中发挥关键作用，正是他的深夜密谈令饶漱石成为“阴一套，阳一套，善于耍手腕，善于政治投机”的坏人;彭德怀被撤职后，陈毅又主导军委工作的林彪屡次三番的“真情”表白，1970年庐山会议上，陈毅没有搞清形势，依然对林彪大肆吹捧，甚至放言“我党历史上就出过两个天才，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林副主席。”然而陈毅却站错了队伍，与另一个积极支持“天才论”的人物陈伯达被称为“二陈”合流，遭到了重点批判。

善于观察官场的林杰，一语道破了从整风运动贯穿至文革的政治权术：“一、政治无诚实可言；二、要结成死党；三、要引导对方犯错误。”刀笔被时势所造，也因时势所误。借由他们的笔，一个国家在“左”的思潮中浸淫、断裂，又出新的御用文人，影响了不只十年。

毛主席把林彪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主要是为了他身后，让文化大革命受到维护。然而，从“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中，毛主席看出了林彪不是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而是上海帮。到了庐山会议，毛主席发现林彪不但不是他的思想继承者，也难说是组织上的继承者，而且对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上海帮都不能容了。现在他还活着，林彪就对上海帮这样，今后林彪接班了，那些人肯定没有好结果，那么文化大革命也得被否了，或是名存实亡了。那样一来，毛主席立林彪为接班人的初衷就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