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指控犯有“恶毒攻击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2003年8月23日，《北京之春》刊物发表作者胡平题为《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文章称，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下令杀害遇罗克。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戚本禹比其他秘书，更善于揣摩上意，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的王、关、戚是坏人，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投上所好。陈毅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一九八〇年“两案审判”时，王、关被开除党籍，但免予刑诉，随即释放。而戚本禹不但被开除党籍，还被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就因为他跳得最凶，整人最凶。

黎明前4点多钟，阎红彦被发现服药自杀，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在阎红彦身亡后一周内，1967年元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周恩来是这样定性阎红彦之死的：“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叛党自杀。”

陈毅以前当过对外文委主任，发表过不少对外国文艺、文学思想的讲话，各种场合讲的，林林总总还真不少，搜罗到一块，按照当时标准，上纲上线，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发言人慷慨激昂，发言还没有完毕陈毅就插话了：“批得好！批得痛快！”

毛泽东曾用过许多笔杆子，这些大笔杆子迎合主子掀极左浪潮，但下场却令当今五毛胆寒……（《百年真相》提供）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干革命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指的是军队，笔杆子指的是宣传喉舌...

叶群同我谈话说：“首长这里的文件都是最高机密的。现在这个形势，从外边再调一个人来我和首长也不放心，所以决定叫你去管文件。你是党员，支部也认为合适。”叶群见我从里间走出来，不由分说，便让张云生、于运深和我跟着她去见林彪。刚走到客厅门外，还没有看见林彪的影子，叶群便高声叫道：“一〇一呀，我让他们替你批几个字，是不是你同意的呀？”我们三人在客厅门外站着，只听林彪应声说：“是啊，我同意的，怎么啦？”

陈先生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粉碎“四人帮”之后，周扬复出，重新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陈伯达呢，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陈伯达并非当年受到周扬错误批判的人，而是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严重罪行的人，周扬怎么关心起陈伯达来呢？

康生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 康还说：“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 在经验交流会上，康生大谈其挖底财的经验（实际没有挖出多少），陈伯达听了大叫起来：‘唉呀，我犯了个大错误，忘了挖底财啦，我要补课！’。本来，他在静乐搞的那个点的土改结束了，却又匆忙赶回静乐去挖底财，‘左’的劲头真可以呢！”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个口音不清的陈伯达曾是权势很大的第四号人物，他上面是毛、林彪、周恩来。陈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是直接负责运动的领导人。文革之始，迄今近四十年，有关毛林周的传记、文艺作品不可胜数，有关江青四人帮和被打倒的刘、邓、陶的作品也不少，唯独对这位四号人物的作品甚为...

早在一九七〇年初，毛就向政治局党委表示，他决不再出任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但大部分中全会的会议代表并不知道。一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而毛又不聘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林彪为唯一可能人选。这便是林的如意算盘。林彪这下犯下了和刘少奇一样的政治错误——以为中国可以有两个主席。在毛眼里，想和他齐头并立是犯上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