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失去了正常的心态，但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践踏知识分子的良知，把自己变成一条乱咬胡捧的小丑，也确实是触目惊心的个案，对解析中国读书人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恐惧和献媚心理不无裨益。郭沫若对他自己本人的评价是：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透露：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但还是会写。”鲁迅曾和这个冯雪峰（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的联络人，也是鲁迅相当器重的学生）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四月三十号，他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巴金坦言：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人人自危，许多曾经恩爱亲密的夫妻反目成仇、互相揭发，但是胡风和梅志没有。无数曾经温馨和睦的家庭妻离子散，分崩离析，但是胡家没有。胡风抱着梅志嚎啕大哭，不停地自责自己拖累了一家老小，梅志不断地安慰着丈夫，她说：“我们是夫妻，夫妻间还用谈什么连累不连累吗？不要害怕，不要难过，我会一直陪着你。”

1955年的春夏之交，天子脚下的北京先后发生了两件不禁令人疑窦丛生的重大事件：一个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另一个是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被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而逮捕他们的命令竟然都是直接来自党和国家的主席毛泽东，一个“小开”、一个书生居...

周扬，一个“悲剧”人物，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抛妻弃子，另寻新欢，至死都不能被儿子们所原谅；作为一个文人学者，成为左联的领袖、鲁艺的院长、延安大学的校长，意气风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政客，崇拜并追随毛泽东，成为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发动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打倒了并得罪了一个又一个对手；也因领袖获罪，成为阶下囚，身陷秦城十余年。晚年因言获罪，气成植物人。正如其长子所言：“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的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自始至终也没有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正是当时这一批文化名人对胡风先生病毒式的无底线迫害，助力了当政者开展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这些可耻的迫害者又大多数成为了反右和文革中的被迫害者。这种因果报应，还不足以警示今日病毒又要发作的读书人？！

虽然进京时35岁的江青依然风韵犹存，但毛泽东情有别移，很少眷顾于她了。怎样巩固与提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怎样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让她觉得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江青进城初期昼夜萦怀的一个大题目。“两性关系只是头几个回合起作用，能长期保持利益的是...

1955年中国风平浪静，国泰民安，毛泽东为什么非要搞一次反胡风运动不可?动机复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反胡风运动也是肅反运动的前奏，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既得的利益。一，有关文献资料有文献报导：1955年1月21日...

55年逮捕第一个文人反革命胡风的是罗瑞卿，65年第一个被关押又跳楼的也是罗瑞卿;57年第一个跳出来批章伯钧的是吴晗，67年第一个自杀的也是吴晗;58年批刘伯承、萧克的是彭德怀，59年第一个被批斗的也是彭德怀;胡风事件中最卖力的是周扬，后首先被批斗的文棍也是...

从巴金的《随想录》看文革征文最近才发现，里也有一个文革博物馆，而且搞了一个文革征文活动。读了几篇征文后发现,绝大多数作者要么站在一个受害人的角度控诉文革，要么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待一个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奇闻异事。的确，文革时期发生的一桩桩悲剧和...

从巴金的《随想录》看文革征文最近才发现，里也有一个文革博物馆，而且搞了一个文革征文活动。读了几篇征文后发现,绝大多数作者要么站在一个受害人的角度控诉文革，要么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待一个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奇闻异事。的确，文革时期发生的一桩桩悲剧和...

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

人性如何堕入暗夜——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孙正荃贾植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贾植芳先生在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做了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曾经这样评论他："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先生说，"后来果然被应验了，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