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冯友兰这样深受独裁重压而输诚的知识分子，自我贬抑自我丑化，而又无所不用其极地歌颂毛泽东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不仅是作为人的耻辱，也是对汉语的玷污。我的重心不在批评写颂毛之人，而在批评毛及其跟随者所创造的罪恶制度，当然这创造中有颂毛知识分子一份功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抹杀的，所以像冯友兰这样的知识份子是无法摆脱恰如其分的批评的。

2022年10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学校内一角。（宋碧龙／大.纪.元;）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在香港强行成立之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已经变成满纸空言，香港沦落为大陆一个沿岸城市，150年来英国殖民统治下建立的种种优点——法律、教育、新闻和公务员传统要全...

新疆大学教授、新疆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照片来自《新疆人权项目》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教授，一位备受尊敬的维吾尔学者，因涉嫌"分裂主义"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对话基金会表示...

周扬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毛在文艺界整人最凶的打手之一。反右运动中，过去反对过他的，对他不大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统统都被他打下去了。作家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写道，七整八整，文艺界就剩下他（指周扬）一个“正确”的了！周扬点名要杨刚参加批斗丁玲等人的会，让杨刚不寒而栗。黎子文写道：“那种场面，使杨刚感到她可能也要像丁玲那样被批斗，所以自杀了。”

我发现，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有道义有良知有情怀有担当。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仿佛有与生俱来的肩负天下兴亡的使命感，他们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有底气来面对强权，那个纷乱的年代才留下了一抹让人难以忘怀的亮色

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是师范出身，但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的师范学历是五年半。他1913年春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湖南的师范是五年制，而第一师范是秋季开学的，所以到1918年暑期毕业时，毛泽东实际读了五年半的师范。他是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这么一...

防失联加好友苍山夜语2023-06-13Posted on北京政治民主化是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最主要的潮流之一，也是中国自19世纪中叶败于西方国家以来志士仁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他们将政治民主化看作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先决条件，孜孜以求。作为思想求索，鸦片...

【按：假如要在当代中国找一位日瓦格（台译齐瓦哥），非章诒和莫属，她是中国最后一代绅士阶级的孑遗，犹如日瓦戈乃旧俄知识分子（医生兼诗人）阶层的孑遗；她又是中共政权的囚徒，从川西劳改营活出来，一如苏俄的另一位诺贝尔得主索尔仁尼琴存活于古拉格；她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罕见继承者，一如帕斯捷...

1948年1月，中国上海。一群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正在校内投票站进行投票。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对这些东西，是想由小见大，从点滴处见宽阔。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旧学者身上，都有...

世界上本来有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多时候有四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剩下了三个。朝鲜、古巴和中国。古巴和朝鲜都穷得不得了，贫困，落后。从四十多个减少到三个，事实证明，这条路很难走通。以我的经历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说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巫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个洗...

中国官方近日高调发布通知，选拔应届高中生公派赴俄留学，这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再次大规模公派留学生赴俄。民间对这种带有战略绑定俄罗斯的选择分歧明显，而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人士亦大多拒绝将自己的孩子送往俄罗斯。

加入中共组织的人，将随它被淘汰。退出它，解体它，诚念法轮大法好，可以让你渡过劫难报平安！信不信由你！

因果报应是宇宙的铁律，冥冥中时时都在兑现，谁也逃脱不了。不信吗？中共运动史就是明镜！信不信没关系，请耐着心烦看到最后再做述评！自从中共来到中华大地，向外杀，对内斗，运动不断。向外斗阶级敌人，如地主、资本家，在中共的词典里已经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就是要消灭一切有产阶级...

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中国的极左势力会在关上国门后，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运动。这种可能性很大。这样，威权尽显神威，权力征服人心。崇拜将调动起狂热的非理性情绪，斗争会如火如荼展开。届时，国人的思想与人格会更加分裂，并在分裂中互相撕咬。人们会把斗争方方的模式不断升级，最终会让很多人学会了顺从，学会了沉黙，学会了对权力的忠诚。至此，一切就都OK了。

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40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4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