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香港事务机构改组也显示中央对特区政府欠缺信心。改组的目的，据称除了落实一国两制、掌握全面管治权、方便香港融入国家大局等等，还包括保障民生福祉。换言之，中央不相信没有他们的指挥，特区政府可凭一己之力，保障民生福祉。但事实也确是如此，报载简约公屋如无中联办居中“箍票”（拉票），立法会能否通过拨款要求也是疑问。

裁判官看来也不满意毫无标准可言，随即补充，警方即使不能确证，也需要符合一定的举证门槛，而他认为门槛不用达到“合理怀疑”的地步，只求“合理相信”调查目标是“外国代理人”，便符合《国安法实施细则》的授权要求。不过，“合理怀疑”和“合理相信”两者有何具体区别，则未有厘清。

相较十七年前，行政长官曾荫权以行政命令授权执法人员，在认为涉及公众利益的时候进行截听，结果被高等法院裁定违法，今次罗官的裁决再次确认现在是新香港年代，正逐步与国际人权规范脱轨。特区权贵当然不满国际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抹去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光彩，但说到底，独裁与人权并存，比鱼与熊掌兼得更难，权力都在长官手上，还贪求什么贞节牌坊呢？

乌克兰战争初起之时，推高能源、食物价格，导致全球经济混乱，增加生活成本，有碍社会发展及灭贫等等，但战事持续一年后，欧洲天然气价格比高峰期回落85%，小麦价格亦跟开战前差不多，看来大家已找到稳定物价的方法，停战的经济论据不能成立。更基本的是，发展经济先要免受侵略的威胁，前提是保障国家的独立自主，但停战并不足够，投降也不是办法，更需要想方设法，事先制止战争，事后则须认真追究侵略者，并让他付出沉重代价，才可保障长治久安，发展经济。

“北部都会区”计划，也许有助香港深圳一体化，属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国家级任务，所以非做不可。但以旧机场为主的“启德发展计划”为例，只涉及328公顷土地，不用填海，发展了20多年，到今天还在继续努力之中。现在同时发展“北部都会区”及“明日大屿”总共2000多公顷，若要二十年内完成，又不仅仅是平整土地，还要有交通运输、住屋、人流、商业丶就业、康乐等等，投入的人力物力，起码是启德计划的十倍八倍不可。

连串问题就来了。有关否决财政预算案的一条，《基本法》没有改过，人大常委会也没有解释过，何时变了“非法手段”？否决财政预算案若都会扰乱、破坏政权职能，何不老实写明不得否决财政预算案？若说有些情况否决了也不会扰乱政府职能，那又是什么情况呢？既然没有厘清，又怎能说是非法手段呢？

警方批评传媒，反映其器量狭隘，本末倒置，既害怕警队因公众劣评而形象受损，却不去根除引起传媒批评的种种问题，也就是不解决问题，只尝试解决提出问题的传媒。其实《东方》只针对两宗事件加以嘲弄，已算手下留情，因为警队表现其实可议事例极多，《东方》没有大事渲染，直至接到警方的警告信后，才连续两天（二月三日及四日），以全版篇幅还击，尽数警员知法犯法的种种乖异行径，包括“渎职、偷拍、偷窃、闹事、酒后驾驶、行为失德、滥用职权”等等。

特区政府推出“简约房屋”，解决不了房屋问题，自不待言，不过倒可让人更了解由公安挂帅的政权，施政是多么不可理喻，也可预示未来的管治风格。简约公屋预计三万伙，未来五年先后落成，到时每年平均六千个㓥房户获得编配上楼。新政策当然聊胜于无，但相对于生活在恶劣环境的十二万住户丶十一万个㓥房户...

新香港议会另一进取表现，在于由议员积极宣教，讲好北京对港政策的故事。三十一个动议辩论中，七个涉及香港如何融入大陆（22.5%），如爱国教育、二十大精神如何贯彻香港、香港配合“前海”发展、深港口岸经济带计划等等。这些本该由官员宣讲和推动的统治大计，现在出自议员之口，以示民间支持和民心所向。但只要翻翻提案议员的背景，再看看发言内容与官方论述的近似，就不难明白，他们是民意代表还是官方化身，而眼下立法会是民意机关还是官方喉舌，同样可以一目了然。

骆惠宁的离任，本可标志所谓国安风险高峯期的结束，复常阶段正式开始。如今郑雁雄继任，而且国安职务不减，未免暧昧不清，究竟是反映中共近一亿党员之中，没有比他更懂香港经济及国际财经的能人可以领军，还是代表真有需要国安头子押阵，而重开香港的国际门户只是形势所逼？

联交所宣布“壹传媒”除牌的公告只有寥寥几句。公告说，由于该集团在2021年6月17日停牌后一年半后，未能恢复买卖，因此按照现行规定，上市委员会取消其上市地位，有该公司股票者如对除牌涉及问题有何疑问，务请寻求专业意见。联交所只须考虑上市公司逾期未复巿，即可决定除牌，无须因公司主要股东被剥夺财产权、决策层被迫悬空丶财政来源被封锁等等，导致人财两空，无从运作，而予以特殊考虑，更无须为股票价值清零负责。

今次人大常委释法的三个重点。一是引用《国安法》第十四条，确定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属于最后定案，不得司法复核；二是特首根据第四十七条，可在法院审理国安案件时，对案件有关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或者证据材料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发出证明书。最后才回到李家超特首提请释法的问题，即聘请海外律师出任国安案件辩护人会否引发国安风险，而答案是可根据上述条文，由特首决定律师能否来港，再以证据文件的形式交给法院，法院不能异议。

香港近期每天染疫人数近二万，现时住院治疗人数超过5100人，占了用来应付新冠肺炎病床的总数一半左右，余下配额所需的人力及设施都来自其他医院服务。换言之，若将余额开放给大陆来客，固然削弱应付本地疫情突变的能力，更重要问题是，资源用到新冠疫症，将损害医院的其他病床服务。更何况，大陆通关若变成主要是大量人流输港，争逐医疗服务或药物供应，甚或输出疫症以至新病毒，问题就不仅仅导致资源供求紧张，更是制造中港矛盾。

在判词的最后一段，陈广池法官强调案件是“一宗简单的欺诈案”，奉劝大家勿扣“政治帽子”，因为法庭是审讯传媒大亨而不是针对新闻自由。但当黎智英的刑期无法圆满解释，更正因他是传媒大亨，法庭要他孭上并不存在的滥用传媒保护伞的责任，因此得接受更重的刑罚，那么今次审判被公众误解为政治审判，也是法官自招嫌疑，与人无尤。

抗疫犹如治国，执政者必须谦卑，正视问题所在和自己的不足，并且实事求是，全速全面补救，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若活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的虚幻泡沫之中，坚持“中国模式”，或者只求策略退让以免民变，但系统改革欠奉的话，执政者即时稳握政权，但又有凭什么抵抗下一波疫情带来的冲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