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不要公开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牵涉到毛泽东同志本人。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直接是毛泽东同志的责任。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同志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曾经针对刘少奇同志写过《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涉及要不要否定毛泽东的错误。

陶铸，前党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一九六七年春天起被软禁於中南海春藕斋万廊家中。一盏一百七十瓦的炽热灯泡日夜照射他床头，并有高大的士兵贴身监护。一九六九年於重病中被押送安徽合肥监禁，不久即悲惨死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陶铸的迫害致死，从未经由法律程序。

大饥荒年代，全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按照孙经先的“科学推导”，刘少奇这些说法算不算“重大谣言”呢？

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胡作非为召致党内外诸多人土的不满，面对这一状况，毛不是反省自己、改弦易辙、痛改前非。而是采取诿过于人、转移视线的方式来推卸责任。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为纠正一九五八年的极左路线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

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率团访苏，对斯大林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同一时期，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在中国，极尽全力想把中国拉到美国的战船上。尽管美国驻沈阳人员的行动已受到限制，与外界的电讯已中断，但美国仍在努力拉拢中国。8月12日，新华社发布毛主席著作《别了，司徒雷登》，美国幻想破灭。

在二十世纪，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血腥杀戮，发生在苏联、中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内部。这样的历史让人惊异：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庆龄，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庆龄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庆龄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中共拟“特赦部分罪犯”，但遭到坊间的讥讽。（） 中共建政70周年之际，中共拟“特赦部分罪犯”，但官方未说明释放哪类型“罪犯”。而中共1966年前“特赦”的战犯，很多被中共批斗致死。 6月25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中共建政70周年特赦部分“罪...

1、刘少奇从未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2、刘少奇从未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文革”初期工作组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出工作组，毛就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同样可以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对抗文化革命”。刘本人就是毛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刘其实没有任何对抗毛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手段。刘在中共党内地位之脆弱如毛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刘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在那次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比他地位低的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可以被当做“赫鲁晓夫”批判打倒，而毛则认为，刘少奇也算是“赫鲁晓夫”！

今天再来阅读这些“四清”经验，特别是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树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预演，这些“四清”经验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为毛式“文革”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由他创立的操纵和组织政治运动的经验，最终却都成了毛泽东打倒他的利器。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后黑手都是一个人。例如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十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练了自己！”

在党内权力斗争中，那些一线人物和毛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诱着你一步步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权经。在毛心目中，怎么会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且真理也有阶级性，一个判断，由于下判断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阵营，这个判断就是真理。而且因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无客观标准，全凭当权者意志决定，所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是真理，只要赵高属于无产阶级。

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蒯大富也被通知（这是最高指示！）参加这次大会。——从“反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蒯大富参加这个会，神速地贴出大字报，宣布：“我见到了毛主席！”在毛泽东和清华文革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这是毛泽东非常高超、无与伦比的一招！其作用重大，寓意深刻。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绝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

文革，上海某重点女中。一群14岁的女孩，围斗一名语文老师吴。先生已五十开外，挂牌低头满身颤抖。突然有个姓边的女生拿来一饭盒，朝饭盒里吐了几口痰，强迫吴吃下去。一些围观的红卫兵呆了，但谁也不敢阻拦。此后，有些人成了逍遥派。人，处在那样环境会受影响，但人性的东西，却因人而不同。 仅仅就资本主义危机来说，这也几十年过去了，怎么还没瓦解？倒是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连传播者都翘了……

“人民公社”这个名词，就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