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赤波在任期间，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他都是鞍前马后为其安全操碎了心，然而，在文革后的1968年2月，他却被以对毛、江搞窃听的罪名关押进北京监狱，饱受折磨和摧残，导致在1975年出狱时，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去。

这种所谓的党性，在一些情况下，与兽性无异。刘少奇及其长子刘允斌、次子刘允若的性命，都是被这种党性吞噬的。

昨天3号，网络传出的这份李克强检讨书，落款是李克强，时间点是5月30日，内容主要涉及李克强在人大记者会上的发言。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说，这次还不如上次公开信了，上次还半遮半掩的有个能看半个的签字，这次连签字都没了。检讨书说：他们认为我没有严格遵照政治局常委...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两会公开表示，中国有6亿人属于中低收入户，每个月平均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约4200元新台币），被认为是在打脸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随后也紧急刊登习*近*平去年的讲稿...

陶铸不仅人有主见，还是个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可是陶铸却对周恩来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本来，无论谁听了这话都会赶紧说“万万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来虽不赞同陶铸，却偏偏借此机会从中挑拨，把陶铸的建议告诉了江青。于是江青跳脚大骂“你们见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如果说这么些年，通过真相的被还原，很多国人对毛泽东的真面目多少有了些了解，那么对于地位仅次于毛的周恩来的真面目，则仍受中共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周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不少人。然而，真实的周恩来绝非如此，实际上为了自保，他可以出卖任何人，无...

失之于刘少奇，收之于林彪。从“七千人大会”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加强了，整治刘少奇的歹念再次产生了。到了1964年的年底1965年年初，毛刘二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围绕四清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最终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倒刘工程”全面启动。

我有个朋友是历史老师，他说历史教科书上几乎都是假的，尤其是近现代。他如果不按教科书教学生，讲历史真相，领导会找他，开导他“课外的内容不要讲得太多了”。他如果按教科书上教，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感觉很无奈。书上讲张学良是英雄，他告诉学生张学良是人渣。

毛泽东思想=把人不当人。在毛眼里，没有人，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必须打倒的敌人，另一种是必须替他卖命的炮灰。刘少奇正好完全符合这两种非人的身份——曾经的炮灰和当前的敌人——反正都不是人。

当时中央为什么让他当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就是按着框框套下来的。第一，必须是军级干部，第二，必须是五代红，第三，必须是高小五年级以上、初中三年级以下文化程度。

11月24日，即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毛和周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刘闻听后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据说当时就大汗淋漓，呼吸急迫，嘴唇青紫，频频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关于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报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千万、几千万，甚至更多。

这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送给情妇宋祖英的大礼之一。从外形上看，剧院很像“一口痰”，又像“大坟包”。大剧院最遭人诟病的是其外表看起来像一个“大坟包”，它的地下入口，就像是一条墓道。央视像被鱼网覆盖着，此象隐示：一、是非多、官非多；二、缚手缚脚，限制太多，难以发展。近年来，央视高层向中共高官输送性贿赂，提供情妇，所以民间称其是中南海的“后宫”。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称为“中南海最大皮条客”，他利用央视女主播、美女记者等讨好中共高层。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在周去世仅仅3周后，竟从中南海运出整整一卡车……毛泽东（右二）和周恩来（左二）、刘少奇（右一）是好搭档、亲密战友？——鞭炮屑。按照规定，在中南海内是不准许放燃放炮竹的。是谁既违反规定，又在全国沉浸在周死的悲痛氛围中冒天下大不韪的...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12月18日半夜，翦伯赞夫妇在换上新衣后，服药自尽。次日早晨，当看守他们的杜铨师傅推开家门后才发现惨剧的发生。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是三呼“毛主席万岁”。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王光美以后任过社科院外事局局长、“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等众多的职务。目前已经离休，安度晚年。1987年10月，蒯大富刑满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和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蒯大富和王光美最后都不是反革命。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矛盾不是中共说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其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此，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董时进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共党基本理论的谬误，事实的虚假和共党的真实意图，这是共党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所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而是输了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据说，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权就被篡夺，死后便可想而知了。为了保住大权，他曾经发动了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解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形势反而更加严重了，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