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在新疆抛光原子弹外壳时，下地道去爆心做测试，每次都拿盖格计数器，穿防辐射服。边上也有一群人骂：“臭老九，就他妈矫情！哪有那么多放射线？我怎么看不见？”然后念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裸身进去了。先父说这些人大多很早就死了，死得非常痛苦。

地球上最成功的营销广告词：李大钊：“资产阶级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血”百姓听不懂，败了！陈独秀：“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百姓听不懂，败了！毛泽东说：“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小老婆”。赢了！

1965年莫斯科3月会议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接受中国大量援助的朝鲜彻底倒向苏联。1966年文革爆发，紧跟苏修的朝鲜成了批判对象，1967年2月，红卫兵张贴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者金日成”，7月红卫兵包围朝鲜驻中国使馆高喊：“打倒金胖子！”金随即报复，下令捣毁志愿军陵园，在中朝边境架设高音喇叭回骂。

蒋经国：我为什么敢放弃权力搞民主，因深知中华民族深受权力之害，国民党曾有亲身体会，多少人为权力而死亡，至灾难内战大屠杀，权力虽有万千好处，却违反基本人性。把权与利还给大众，一切就会和谐，人祸从此不可能。打江山坐天下，是封建社会的逻辑，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一个党的。

75年1月7日根据姚文元扫黄令，《第二次握手》作者，知青张扬在湖南被抓捕。他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只握了两次手，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后人民法庭对《第二次握手》的指控：一是反党；二是吹捧臭老九；三是鼓吹科学救国；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硬要写。

当年所谓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关税也不过5%，我们觉得是奇耻大辱。现在说国人站起来了，关税最高达50%，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有的甚至想续签《南京条约》。清醒的人也只能弱弱的喊一句“你权贵可以离岸，我百姓不能入关！”

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为世人所不齿。而1945年底至1946年1月，中共冀东军区司令曹致福指使千名八路军，以斗地主的名义将东陵所有其他155座陵寝洗劫一空。先由军分区挑拣，再按三六九等瓜分，并对康熙拖骨暴尸。此消息暴露后，一时舆论哗然。1946年蒋介石在重庆政协会议上痛斥周恩来，周无言以答。

开会前，先在会场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没有炉渣就撒些六棱八角的菠菜籽。这些东西铺在地上比木锉还要锋利。开会时，先把被斗争的人一把推倒，然后让两人提住被斗者的脚后跟一上一下来回拉。到了后来，又发展成将被脱掉被斗争的人脱掉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反面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也禁不起如此折腾。如果家里有点财产，早就全部招了。

那时，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我们祝完“万寿无疆”又祝“身体健康”的人，忽然，就一头栽在了蒙古温都尔汗。那年，我14岁，听到一点内部风声时，绝对绝对不相信。信息公开后，绝对绝对震惊了。从此，任谁高位“爆炸”了，也不觉得稀罕了。

1966年5月29日晚，清华附中一群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学生，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红卫兵”就此诞生。9天后，红卫兵的第一个牺牲品便诞生了。北大附中副校长刘美德被三个女学生用手臂粗的木棒痛殴两个小时，直到木棒打断。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斗争会”上被毒打了四个多小时，在申诉书中，卞控诉了红卫兵的种种野蛮行径“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只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背，用地上的泥巴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但这一切不过是序幕，两个月后，卞被她的学生折磨致死。

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始于“文革”前夜。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像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见《毛泽东年谱》）翦伯赞的处境刚有所改善，又被卷入刘少奇专案。一个多月后，翦伯赞夫妇自尽，口袋里留下两张纸条，有一张写的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1980年9月8日，彭真（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彭真说，起诉书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邓小平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

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强调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时间，继续高举抗日大旗；二是突出中共的领导作用，因为十四年抗战的前六年主要是东北抗联。这是中共奉苏联指示建立的抗日组织，与‘武装保卫苏联’一个意思，最后并入苏联红军88旅。”

日本战犯上村笑道：“国民党战俘同我们关同一所监狱，他们必须劳动，而我们不用，国民党战犯生了病才能吃小灶，而我们日本战犯全部吃小灶，我的妻子也在中国，有关部门把她的住所安置在功德林附近，我可定期出去和她同居…”，三年内上村一家接连添了两个孩子。

一旦误上贼船，就完全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在中共这个绞肉机中，他们可谓自作自受。1949年中共夺权政权后，便出尔反尔，从前许诺给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独立”无一兑现，那些曾经支持帮助中共的大批知名人士反而遭到无情的残酷打击迫害。1957年，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前国民党高官费孝通、储安平、章伯钧、章乃器、黄绍竑、陈铭枢、龙云、黄琪翔被打成“右派”，在各种大会小会被批斗羞辱。民国大儒、高官们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各种“低头认罪书”、“错误和罪行检讨书”、“请求人民宽恕书”，尊严扫地身心均遭受极大摧残。

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上世纪70年代谈到中国时，这样告诫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意识形态给他们，我们不要；但土地一点也不能让。”尽管他是苏联的头号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这些话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领导听进去了，而且有意无意也是这样做了。结果还真把意识形态留给了我们，侵占的土地却一寸没还。

张学良回忆：“他们长征到陕北后，只剩一万多人，且兵疲马惫，消灭他们易如反掌，而我鬼迷心窍，抓了蒋公，救了他们。但他们不念旧情杀了我四弟，蒋公软禁了我，却阴错阳差保护了我，使我活到90多岁，如果当年我留在他们那，我早就没命了。”

日本侵略者在持续了六周的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了我们30万同胞，平均每天杀害7143人，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而1959—1961年在这三年之中，据最保守的估计，饿死三千万人。平均每天饿死27397人，平均每天的死亡人数是南京大屠杀的3.8倍。如果按照南京大屠杀每天死亡7143人计算，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相当于持续了11年6个月的南京大屠杀。

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著名导演，1972年受邀来华拍了部纪录片《中国》。由于他并没按照中方的意思，只拍摄中国“欣欣向荣”美好光明的一面，而是来了个全景式如实记录，辜负了中方的期望，“丑化”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电影被封杀，他本人被中国人骂作“法西斯”。安回答：几亿人连看电影的权力都没有，却疯骂一个从没有看过的影片的导演，这才叫法西斯！

1933年，徐来在明星影业公司主演了影片《残春》，一炮走红获得成功。徐来于抗战前嫁给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将参议唐生明。1940年，她和女助手张素贞（军统有名女特务）随同被秘密派往南京，打入汪伪政权卧底并收集情报的丈夫常住在南京和上海。1956年底他们夫妇携同子女到北京定居。因从影期间徐来和江青（当时的女演员蓝苹）多有共事，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和丈夫一同被捕，在狱中徐来不幸被折磨致死。“标准美人”的一生竟含冤告终，悲凄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