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69年齐齐哈尔工人王白旦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场议论，怎么选个“王八蛋”？陈伯达当即道：我给他改字，叫王白早。1970年，陈伯达被打倒，改名一事被审查，江青好心，帮他又改名叫王百得，过关。文革一结束，王百得傻眼了，陈伯达、江青都给他改过名，这不搭上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么？

中共体制内，很多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例如刘少奇遗孀王光美，她生前带着子女，每年两次和毛泽东的家人一起去毛坟拜祭。只要他们还是权贵阶层，即使是文革的受害者，没有反思体制之恶，而是尽情享受体制给自己眼前带来的利益。这样的人，亲情都可以不顾，怎么能指望他们为正义发声，为别人的苦难发声呢？

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这种“共产主义生活”，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寅吃卯粮。1958年夏、秋收季节，全国、全省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粮食亩产量放卫星，小麦、水稻亩产从几千斤到几万家斤不等，广东还有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新闻登载在《人民日报》，以致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问县委书记张国忠“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提议“一天可以吃5顿饭”。领袖的话也刊登在《人民日报》，传遍全国。

胡平说，新版教科书的说法确实推翻了1981年中共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按照中共的规矩，这种说法等于反党。中国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6号在中国人大会议上指责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没有为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一位来自西藏的人大代表称没听过“藏族老百姓热爱达赖喇嘛”的情况。

“眼保健操”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发明者名叫刘世铭，是一位体育老师。刘世铭绰号“刘失明”，本人高度近视700度，其子女也高度近视，600度和1000度。

章立凡：中共传统方式的造神，一定要把一个人从年轻时候就神化。我听说的梁家河就是挑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网上也有视频。但我们看民间搜集的粮站的收购单，有三张。一张是一包59斤的高粱；第二张是53斤的小麦，；第三张是5斤的小麻（音）。事实上看的每次挑的东西也不超过60斤。

好多人晒自己十八岁时的照片，60、70后80后的十八岁土得简直掉渣吗，可见是改革开放这几年，我们的时尚品味才提升和国际接轨的。但是给你们看看我五伯父在民国时期的照片，气质长相都能完爆现在的小鲜肉明星，我伯父还是大学教授，现在国内能找出这么帅有气质的教授？可见中国人种49年后在退化。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中国军队与日本关东军爆发军事冲突，史称“九一八事变”。中共乘国家危难分裂国家。不足两个月，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共赶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才注意到近日北韩归还美军将士遗骸覆盖的是联合国旗帜……中共官媒喉舌都装聋作哑，原来所谓的抗美援朝是与全世界为敌的非法战争，只可惜了为邪恶政权卖命的那数十万炮灰……

我小时候吃过很多瘟猪肉，农民养的猪染猪瘟死了，舍不得扔，会用很低的价格卖掉，因为实在太便宜了，大家还排着队买，外婆会用很多辣椒炒着吃。现在想起来毛骨悚然，但当时确实觉得很好吃（辣炒瘟猪肉简直是个专门的菜名），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当年我们起码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现在却完全不知道了。

当年你帮越南打美国当年你帮朝鲜打美国如今人家三家人坐一个桌吃饭喝酒。没你啥事了…这是釜底抽薪还是南北夹击，还是声东击西？

日本出了本《抗日神剧大百科》里面收录了当红抗日神剧的剧情解析、人物关系，还有各种评（tu）论（cao），随书还附赠抗日中文教学，教你说一口地道抗日中文，以及如何翻墙来中国视频网站。中青团宣传部牵头制作的马克思动漫《领风者》，官方报道称赞这部国产动漫“如此有魅力”。《领风者》讲述“千年思想家”卡尔·马克思一生血有肉的生活爱情。

1974.4.10，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这让人看见了中国教育界的公平和良心。落榜的女孩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但是现在，每个大学招生办手中有一大把机动名额。

1989年，他们在北京碾压大学生时，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大学生；1999年，他们在镇压法轮功时，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法轮功学员；2009年，他们在新疆开集中营时，我沉默了，因为我不住在新疆；2019年，他们在搞宗教改造时，我沉默了，因为我不信教……终于有一天，他们的恶势力伸向我时，没人给我说话了。

@艾达出生在美国：祖上曾经阔过……1950年时，委内瑞拉人均GDP全球第四……///@防务君：一个国家从积贫积弱到富裕可能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但是从强盛到衰落仅仅需要一个……

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耗费41亿美元。以当时的物价估算，饿死的3千8百万人，本来一个都不会死”，张戎沉痛的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上，毛说中国不怕核战争，他宣称：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这算得了什么？赫鲁晓夫说毛的讲话“让人忧心忡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袖安托宁·诺沃特尼抱怨道：“那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两千万人。我们可能在战争中失去最后一个人。”

1952年，在新疆举行欢迎入疆湘女的大会上，王震说，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话没讲完，台下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两三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老家的，这时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许多人当场就哭了。在伊犁的湘女每次想念家乡时，总会唱起当地的一首民谣——“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直到唱得泪流满面。

八千湘女上天山：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只要一听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到了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只有遵从、认命了。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工作总结中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当时一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些湘女们的命运：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