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
毛泽东进了北京城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封建帝王。中国谚语“伴君如伴虎”，在毛与臣下的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邓拓率领报社一班人极其谨慎地按照毛的意旨行事，但是毛却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使下属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胡绩伟此文的揭露和分析，把毛那种蛮横无理淋漓尽致地刻划出来。
如果是一介匹夫，胡搅蛮缠不过为人所不齿而已。然而毛贵为一国之君，没有人能够管他。所以他可以任意生杀予夺，把整个国家搅得一塌糊涂，并且把身边的人一一吃掉。邓拓就是最早被吃掉的牺牲品。
本应批胡乔木，却大批邓拓
胡乔木一直代表中央来领导人民日报，毛主席为什么不批胡乔木反而大批邓拓？
首先，我觉得毛主席把批评的对象搞错了。﹙按：指毛大批人民日报领导干部四个小时。见本刊今年二月号《毛泽东怒批我们四小时》。﹚
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派他的亲信胡乔木来领导人民日报，掌握整个宣传舆论战线，像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这样的重要会议，应当如何宣传，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得听胡乔木的指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不发消息？也不是人民日报能决定的。党中央早有规定，这样重大的党国大事，都只能由新华社统一发稿。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消息，只能以新华社的头头是问。人民日报虽然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根本没有发布重要新闻的职权。至于该不该发，该早发还是晚发，该如何发，只有唯一的中央通讯社新华社才有唯一的发布权。而这，也是要听从胡乔木的指挥。没有发新闻，只能是新华社的责任，不是人民日报的责任；而新华社只能按胡乔木的指挥行事，因而应该挨批评的不应是邓拓，而应该是胡乔木。可是这一顿乱棒为什么要打在邓拓和人民日报的头上，就令人费解了！
毛主席批评最高国务会议只发了那么简短的两句话新闻，这也不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责任。至于为什么对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按领袖讲话的精神写社论，这也不能怪邓拓，只能怪胡乔木。因为人民日报做了一个宣传计划，写了几篇文章，送给胡乔木审阅，他都压了下来。胡乔木为什么压下不发？他解释说：“因为没有把握”。这样的大事，他天天都能见到毛泽东，为什么不向毛请示？究竟胡乔木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以致招来这一场对邓拓的批评?!可惜他死了，不然也许能问出个子午卯酉来。
毛讲话常大改，谁敢先发表？
毛批评，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人民日报不报道，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为什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正如邓拓所解释的：“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不能引用。”而毛对这些规定可能不知道，也许曾经知道过，过后就忘掉了。试想，毛在这一段时间里多次讲话，他从北方到南方，从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讲一通。最后回到北京，又修改他原来的演讲稿，在一些大政方针方面又作了原则性的修改。试问，如果他一讲，马上就在报上透露出来，前后不一致，能行吗？因而他批评人民日报“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恐怕乔木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只能由他这位最高领袖自己来负。
毛骂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我们能动吗？在毛老人家钦定的特派员胡乔木严格掌握下的人民日报，对于这些党国大事如何宣传，不经毛或胡的批准，我们敢动吗？在处理这些重大事件时，我们根本没有主动的权利。多少年的经验教训，邓拓比我们都领受得更深刻了，“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党”的利剑悬在我们头上，敢“轻举妄动”吗？
左比右好，历来如此
毛指责邓拓传达他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的批评，说是歪曲了他的原意。其实，毛先说陈四人的文章“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然后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当时不仅是邓拓，很多省委书记也是认为毛是在表扬陈四人的文章。因为“忠心耿耿，为国为民”是根本性的表扬。至于“教条主义”，我们党﹙包括毛本人﹚历来都认为这是左，“好心办了坏事，是一心为党”，是“左得可爱”。“左比右好”成为党内的一种传统观念，成为我们党对待干部处理轻重的根本原则。教条主义是左，是方法问题；修正主义是右，是立场问题。多年来，我们都是真反所谓的修正主义，假反所谓的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反革命，是三反分子；教条主义都是“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好同志。反右派斗争是这样，反右倾斗争也是这样，几十万敢于鸣放、敢于上书直言的人被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像陈其通等人却成了大左派，是受到党表扬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拓同志政治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他早就觉察到毛的真正用心，保护了一些同志，保护了人民日报，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恼怒。
毛蛮横批评使邓拓十分难堪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邓拓的批评，简直是“破口大骂”，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我走进毛的卧室，见他满屋子是书，床上的一半也是书，使我肃然起敬，觉得毛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知书识理的伟人。很快，从他那样谩骂邓拓，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骂他“增加板凳折旧费”，骂他“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这些粗俗的不着边际的辱骂，实在有失一个党的领袖的身份。不仅邓拓感到十分难堪，连我们几个副总编辑们也感到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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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批评邓拓的同时，也批评我们几个副总编辑是“铁板一块”，不敢批评邓拓，“不敢革邓拓的命”，“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毛泽东还鼓励我们敢于和邓拓“争吵”、“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这些话，听起来非常刺耳，不知毛老人家是何用心。邓拓是中央任命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他谦虚谨慎，作风正派，勤勤恳恳，尊重同志，我们这些下级——同他合作的伙伴，自然是铁板一块般地和他团结在一起，共同办好报纸，怎么可以同他经常吵闹不休，向上级打小报告、告黑状呢？再者说，邓拓当总编辑又不是民选的，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对他不满意，党中央主席完全有权撤他的职，一句话就行了，又何必号召我们起来革邓拓的命？更何况在我们这些下级人员的心目中，邓拓是正确的，他没有错，是你毛泽东批评错了！由此想到在邓拓调离报社后，他写了一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中的一句：“风雨同舟战友贤”，正说明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和邓拓同志是十分团结的。毛泽东想以我们之口为凭据来撤掉邓拓，这个算盘是打错了。
毛泽东骂邓拓“辞职”是假的，说他：“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这点骂得最不得人心。邓拓的生活简朴，艰苦奋斗一生，在报社同志中是有口皆碑的。在战争中，他的腰受了伤，未得到很好的治疗，形成腰疼的痼疾，不能弯腰伏案写作。他的背上穿了一副钢背心，日日夜夜都是挺直地坐着。他写稿、改稿、编稿都向后挺直的斜靠在床上，背后放一个帆布的马架子当靠背。每次看到他在这种姿态下写作，敬佩钦慕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知得了什么病，一天到晚不停地出汗，不停地用毛巾擦汗。报社的同志都十分尊敬他，都为他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他的威信很高，报社从上到下都尊称他为“老邓”，根本不叫什么“长”、什么“总”，一律称之“老邓”。
当年，报社同志听说毛主席批评邓拓“养尊处优”，都难以接受，认为这点同邓拓同志根本沾不上边。至于说“汽车进汽车出”，像他这样一位行政七级的部长级老干部，哪一个不是配有专车呢？毛骂邓拓“占着毛坑不拉屎”，参加中央会议后不发消息，不写社论，只能“增加板凳折旧费”，甚至说：“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说老实说，毛泽东本人一进北京就住进皇帝的御用禁苑中南海，这不是帝王思想的反映是什么？
胡乔木的角色令人费解
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为什么出八个版”，实际上就是批评大改版，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出八个版，不只是在形式上从四个版改出八个版，报纸增加了一倍的篇幅，而是为了从内容上进行一番大改革，使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事后我才知道，当报纸改版的试刊样报送给他时，他并不满意。现在如此批评出八个版，批评我们呕心沥血所进行的大改版，实在使我大失所望。可见，虽然大改版是党中央正式批准了的，毛本人还是坚持不同意的立场。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毛泽东那种蛮横无理的态度，把自己以前对这件大事的同意，竟然说成“那是我说了昏话”，并说：“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这简直是当面赖帐了。问题是：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大改版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同意过，到一九五七年四月又表示不同意了！胡乔木传达说毛主席同意改版，传的是真经，还是假传圣旨？从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来说，大改版前有给中央的正式报告，有胡乔木的口头传达，又有中央的正式批文及转发给各省的中央文件，怎么前后不到一年，竟然成为邓拓被毛老人家大骂一顿的罪状了呢？
对毛泽东如此大骂邓拓的闹剧，我在很长时期内都存在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为什么不骂胡乔木而骂邓拓？直接负责这项罪过的首犯应当是胡乔木，不是邓拓。再说，胡乔木在毛的身边朝夕相处，毛要骂邓拓，毛不可能不先向乔木透风，乔木事先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乔木真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汉，他应当事先向毛承认，人民日报之所以“按兵不动”，是他压下了报社的宣传计划和所写的文章，是他自己“没有把握”，而又没有或者不敢向毛请示。如果是这样，毛怎么可能这样没头没脑、张冠李戴地把报社编委会成员叫来大骂邓拓一顿呢？我甚至怀疑，胡乔木可能不仅没有把“按兵不动”的原因和直接责任者事先告诉毛，而且，乔木在背后向毛说了邓拓多少坏话，使毛逐渐装满了对邓拓的一肚子火气，按捺不住才公然宣泻出来，以致到了这样横蛮无理的地步。
新闻专制主义乃传家宝
还值得说一说，在这次“床前训话”中，毛已经表示同意的两件事，以后并没有兑现：一是关于“政治局委员办报”。我向毛提出这个问题时，得到了他的认可。他说“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是须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得住。”而且，在谈话结束前作结论时，还特别提出“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这件事以后并没有解决。因为如果真正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来“坐镇”，来“顶得住”，这就不只是顶住树大招来的风，很可能连毛的瞎指挥风也给顶住了。这一点，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因而他继续指派他的秘书胡乔木到人民日报来“指挥”，会更得心应手些。
另一件事，是毛承认的“人民日报应当自己写新闻”。这不是写什么一般性的新闻，而是重大事件的新闻，也就是人民日报要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独家新闻，改变新华社一家垄断重大新闻发布权的现有体制。文革以后，我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曾经再一次向中央提出这个问题，要求中央批准人民日报派出一个“中南海采访组”，争取也有发布中央重大新闻的权利。因为受到胡乔木的反对，没有办成。在文革中，人民日报派驻各省市的记者组和新华社各省市分社合并的事也吹了。文革后，两家记者形成竞争，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新华社某些领导同志不同意，以致提出“新华社办报”的问题，我举双手赞成。如果新华社也办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就打破了中央党报只此一家的框框。这样，人民日报也可以办一家全国性的通讯社，也打破中央通讯社只此一家的框框，我认为这正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大改革。可惜，我这个意见被胡乔木认为是“离经叛道”。他不赞成，自然，就难于列入中央考虑之列了。党中央只能有一张中央党报，只能有一家中央通讯社的新闻专制主义传统，还是被当作传家宝，一直传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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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不执行毛的阴谋故而遭忌
四月十日的“床前训话”，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再二再三地逼着邓拓辞职下台。可见，毛泽东早就对邓拓忌恨在心，必欲除之为快了。
五月一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庆祝“五一”节的焰火晚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把我叫到城楼边上人少的地方，对我说，中央已经决定调换邓拓，问我愿不愿接替邓拓的工作。我当即坚决地表示，我才疏学浅，难于担当如此重任。这表明中央正在考虑新的人民日报总编辑。
据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的回忆，六月一日，毛泽东亲自约吴谈话，对他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吴答以自己理论水平不高，表示“不适宜到人民日报去”。毛最后说，给你十天考虑时间。六月十三日，毛又找吴谈话，说：“中央已决定你去人民日报，今天就去，先去帮助乔木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再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
在邓拓任总编辑时，人民日报社实行的是“总编辑制”，总编辑是报社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人，现在改为“社长制”，社长是最高领导人。实际上毛泽东对邓拓是明升暗降，报社的一切大权从此都掌握在总编辑吴冷西手中。
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政策，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
毛批评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记得邓拓曾经对我说过：“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邓拓说：“《人民日报》如果也像那样的鸣放，也被打成右派报纸，党中央也会陷于被动，人民日报社内部又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右派分子。”以后事实证明，《光明日报》、《文汇报》都被打成“右派”报纸，两家报社的总编辑都成了大右派。因“鸣放”得好而又受到毛泽东赞扬的《中国青年报》，四个正副总编辑，三个当了右派，一个被撤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中青报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军覆没了。可见，毛主席批评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面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看起来邓拓早就看出有一个“引蛇出洞”的“鬼”，有个能把“阴谋”说成是“阳谋”的鬼，这个鬼就在毛泽东自己的心里。
在毛老人家大搞阳谋的情况下，邓拓当然不是“善解人意的人”。吴冷西来了以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他都列席。邓拓明升暗降，处境十分艰难。这时，邓拓分管社论、理论和文艺宣传。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那篇反冒进社论，批评“右倾保守”准备发动“大跃进”。他批评这篇社论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说：“一九五六年，经济文化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经济的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冷水。”这次会上，毛泽东又不点名的批评了邓拓。
一九五七年底，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编委会上，胡乔木专门批评了思想、理论的宣传问题。他说：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时说过，《人民日报》不是第一流的报纸，是第二流的报纸。因为它不谈理论，不谈思想。在讨论什么问题时，要经常记住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要讲阶级，讲矛盾，分析矛盾性质，这就叫有理论。但人民日报这么多人写文章却佷少谈这些。
邓拓终于被迫辞职
紧接着，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旧事重提，以尖刻的语言，当著所有的与会者的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再次批评邓拓。当邓拓走进会场时，毛泽东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七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我给你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有一句名言‘千金难买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邓拓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了两年前那篇反冒进社论。他认为这篇社论有原则性错误。他说：“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在‘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这是魏忠贤的笔法，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掐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上述这些讲话，逼迫邓拓只能又一次辞职。到这年八月，中央才批准他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职务，到北京市委当文教书记。到一九五九年二月，报社专门举行了一个正式的欢送会，这是编辑部全体人员参加的一次盛大集会。他在会上心情激动，朗读了他那首著名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七言律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二日
这首诗，令我终生难忘。离开这样的好领导、好师长、好战友，我感到困惑和茫然。我反复琢磨，他那句“文章满纸书生累”的“累”字，很可能最先是个“泪”字，可作“滴滴血泪”来解释，以后才改为“累”字。
临别交心，文革玉碎
在他离开报社以前，他曾约我到京郊潭柘寺去转悠了一次。在那曲曲弯弯的山道上，在那幽深寂静的寺院里，我们两人怀著沉重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伐，边走边谈，有时就在石头上坐下来谈。当时，一来我的思想觉悟不高，二来是他很严格地吐词遣句，总不指名道姓，不能对我敞开胸怀，畅所欲言。我当时比较天真幼稚，更缺乏党内斗争经验，的确不能充分理解他的心情。现在想来，真恨我当时不是他的知音。那时，我还是一再劝他不要辞去报社的社长职务，甚至劝他要作一些斗争。他连连说：“难呀，难呀！”
可惜，我在一九八六年写的纪念他逝世二十周年的文章时，是这样写的：“他长长地叹了几口气说：‘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对他的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而未敢公之于众。时间又过去十二年了，我应当把他那句感慨颇深的话写出来，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多少年来，我多次想过他的这句话，我自己虽然没有被迫产生过“落发为僧”的念头，但我多次深感我们这个自翊为民主的党，党员既没有退!党!的自由﹙要退就得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也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
一九九二年，我写了一篇《报人生涯五十年》的自述，其中谈到了邓拓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被迫自杀的事。我写道：“我的战友和师长邓拓同志在这场风暴中首先倒下。他像玉石一样地‘碎’了，而我，却如‘瓦’一般地活着。”这是中国最优秀一代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但是，他们所创下的杰出的业绩却永世长存。邓拓所领导进行的一九五六年的人民日报大改版，是我国新闻史上极为宝贵的一页，它将继续光耀人间，邓拓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对于邓拓之所以遭受到毛泽东那样辱骂和忌恨，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我将在下一章来加以回忆。
﹙一九九八年七月写于北戴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次修改﹚
Apr1415:23:242001发表于五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