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进入一个可以定制婴儿的时代，就像定制皮沙发一样，还有质量控制和退货权。（Shutterstock／大.纪.元;制图）
男性是否应该有权对其细胞进行改造，从而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女性过了生育年龄，如果自身的卵子失效，她们是否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更进一步，我们是否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以实现生育愿望，甚至获得理想的孩子？
这些问题已不再是科幻小说的题材。研究人员最近宣布，他们已通过基因改造将人类皮肤细胞转化为卵子，包括男性的皮肤细胞（此技术旨在最终实现同性伴侣双方都能与子女拥有血缘关系）。随后，经过更多的基因改造，这些卵子通过体外受精形成胚胎。最终，生物技术人员监测胚胎发育，直至实验终止，胚胎随即被销毁。
目前尚未通过该技术实现妊娠，但这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研究人员计划继续实验，我毫不怀疑，当他们克服剩余的技术难题后，有人会利用“皮肤细胞”胚胎实现妊娠。毕竟，在这个领域，除了自我约束（而目前这种约束几乎不存在）之外，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呢？
用皮肤细胞培育卵子只是生殖领域日益混乱的最新例证，这种现象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通过体外受精（IVF）培育出的胚胎，已经接受植入前基因诊断（PGD）的筛选，以决定一批胚胎中哪些适合植入，无论是出于健康原因、性别选择还是肤浅的外观需求，而那些“不合格”的胚胎要么被冷冻保存以备未来使用，要么被当作医疗废物丢弃，或被捐赠用于科研。
与此同时，在中国，通过CRISPR（基因编辑工具）技术进行基因编辑的“设计婴儿”已经诞生，这标志着社会正迈向新型优生制度，而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受到基因操控的威胁。CRISPR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技术，因为它能按需改变任何生物体或细胞。如果在精子、卵子或早期胚胎上进行操作，那么这些改变会遗传给后代。
科技人员甚至学会了操控卵子和精子，使胚胎拥有三位生物学上的父母。此举表面上是为预防线粒体疾病的遗传，但这项技术也可以被用来实现新型多配偶家庭的组建，在这种家庭中，每个配偶都与孩子有血缘关系。
人类的无性繁殖也已实现——无需精子——通过体细胞核移植（SCNT）的克隆技术，这正是克隆羊多利所采用的技术。如果克隆胚胎被植入子宫，那么出生的婴儿将与提供DNA的人是一卵双胞胎。换句话说，克隆更像是复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生殖。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发展？在涉及婴儿时，所有伦理界限正被逐渐打破，生殖技术人员操控新生命的创造过程，以满足父母的任何愿望，无论这些愿望多么极端或具有社会破坏性。更糟糕的是，这些选择往往忽视了对所生子女可能造成的有害生物学和社会影响。
事实上，儿童权利活动家、“他们先于我们”（Them Before Us）组织的主席凯蒂‧福斯特（Katy Faust）认为，实验室中的生殖远非无害。她告诉我，此类干预措施对儿童造成的潜在危害包括“侵犯他们拥有父母的权利、生命权（因不合格而被丢弃的胚胎）、出生自由且不被商品化的权利，以及不被买卖的权利”。
其次，想想实施这些技术所需付出的努力和费用吧。试管婴儿（IVF）已花费数万美元，包括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而患者通常需要两到三个周期才能成功受孕。现在，再加上CRISPR基因编辑、用皮肤细胞培育卵子或打造三亲家庭的潜在费用，以及日益普及的代孕母亲——在行业术语中被非人性化地称为“妊娠载体”——这些技术使得我们“美丽新世界”（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创作的反乌托邦小说）的潜在花费简直高得离谱。
谁来买单？现行法律往往要求医疗保险和政府福利承担部分费用。随着生殖技术进一步向制造业发展，以及结果平等的“公平”原则在我们的文化规范中根深蒂固，很难相信这一趋势不会持续下去。
我们正进入一个可以定制婴儿的时代，就像定制皮沙发一样，还有质量控制和退货权。在我们构建的生殖商品化的疯狂世界中，在实验室精心制造出来的婴儿，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内，如果父母改变心意或产前检测显示婴儿存在“缺陷”，甚至可能在孕期九个月内被终止妊娠。
如何在实现CRISPR等前沿基因编辑技术（该技术近期曾用于拯救一名婴儿的生命）的潜在益处的同时，避免其巨大的反乌托邦风险？除非我们鼓起勇气去执行道德准则，否则几乎无计可施。
毫无疑问，这个领域亟需严格监管。但每当有人提出哪怕是温和的管制措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生育产业集团”便会立即行动——他们一贯抵制监管、维护现行的自由放任制度。利用这些技术孕育孩子的父母，会涌入立法机关大厅，情绪激动地要求立法者放松限制。这种策略屡试不爽。
我们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当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沦为情感与个人主观意志的宣泄时，政府本该建立合理边界的职能，也迅速变质为确保人们满足“我想要”的无限欲望。
遗憾的是﹐正如浮士德提醒我们的，未来科技孕育的孩子们，终将承受这场风暴的恶果。
作者简介：
屡获殊荣的作家韦斯利‧J‧史密斯（Wesley J. Smith）是《人性化》播客（Humanize.today）的主持人、探索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人类例外主义中心（Center on Human Exceptionalism）主席，同时担任病患权益委员会（Patients Rights Council）顾问。其最新著作是《死亡文化：伤害性医疗的时代》（Culture of Death: The Age of‘Do Harm’ Medicine.）。
原文：Radical Reproduction Turns Children Into Product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