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三十年前说：这个屠杀政权两三个月就垮台——经验之谈；
林毓生十几年前说，这么坏的一个政权不垮台，我这么多年的书就白读了——学识之谈。
一、数码列宁主义
西方政治学只cover到冷战，对于穿越了三道生死关隘（六四危机、市场经济、互联网社会）而修成“数码列宁主义”的中共新型集权，政治学上还是一个空白，尤其互联网被改造成加固集权的一柄利器，还得到西方数码巨头（微软、推特、特斯拉）的相助，构成中西合璧的“数码集权”，解构它需要一整套新话语，旧理论无能为力，尤其中国特色，乃是数码与民族主义的结合，西人何能看得懂？这个集权的建构，要从百年以降疏理起来，也不只是毛邓而已，当然也包括江胡，习*近*平只是一个捡剩捞的败家子，他奇迹般的加速崩溃，也超越了任何政治学。
中国三十年统治模式，在经验和学识之外，古今中外都没有知识可以解读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人们对中国的预测，误差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还在于三十年里预言“崩溃”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这个政权的存活能力。“六四”后中共的所谓“独裁者学习曲线”，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而最根本的一条是，它成功地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然而中国又遍地是英雄、遍地是陈胜吴广、遍地是孙中山毛泽东，却形不成创造性的“反抗者学习曲线”。
三十年怎么总结？一方面这个体制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民间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有谁书写过这三十年的狂澜、污浊、惊悸、血泪？又有谁认真梳理过思潮风俗、世态百媚、幽史秽闻、精灵魍魉？更有谁追问过它的肇始？三十年前发生过一场大屠杀，然后中国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接下来就是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凡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见证了这三十年的盛衰罔替。
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是撇开所有制改革，先用国家权力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后，任凭公开瓜分，接着就是“圈地运动”——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交易双方讨价还价权利的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部分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部分人降低“费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乃是中共的底线。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于是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将“国家”在价值、话语、情感的层面置于霸权位置，压制、化约个人权利；将经济增长置于剥夺一切（民族的所有生态资源、子孙后代的生存）的优先位置，而铸成“国家安全至上”的新极权模式。这是一个集权升级版，是八九年苏联解体之后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的更新换代，而西方和国际社会尚大梦如酣。
经济起飞对于中国自身，是摧毁性的，它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坊间直说“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事实，大半个中国沈沦于重度雾霾，中共为挽救他们的江山，不惜毁掉中华民族的江山，土地、空气、江河统统污染了，国人的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民间哀恸“国在山河破”。地理生物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评说中国百分之十的年增长率：“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中国老百姓吸著毒气才发现已经束手无策，他们失去任何有效手段，去改哪怕一丝一毫的国家政策。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级也并未如同西方理论所预言的，自然而然地要求“民主政治”，他们大多数拼命地逃离，携款移民西方。“六四”后中共鼓励全民发财，其本质含义是绑架全民跟他们一道投资了三十年，老百姓出卖劳动力，谁都不想血本无归；现在经济下行了，机会少了，失败的人多了，越是如此大家就越想保住最后一点残羹剩饭，谁都害怕大局崩坏，一根救命稻草都捞不到。
历史学家余英时借《易经》里的话，称这三十年是“天地闭，贤人隐”，乃是一种哀伤，更是神来之笔鞭笞中国这段历史中的人文大杀。中国背弃一个民主和公正的社会，转为“软红十丈”的花花世界，权力尤其是赤裸裸的政治权力，变成硬通货流通于市，从荣誉、地位、知识直到金钱和性，都要经过权力才能交换，而一党专政垄断了最高权力，也就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这个制度再以分享权力给社会各阶层的方式，喂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进而绑架整个社会。
由此，中国从政治到社会，全然腐烂至根基，寡廉鲜耻蔚然成风，欺善怕恶遍布市井，这个早已“无神”的神州，今日成了贪官的天堂，百姓的地狱。三十年横跨“新中国”半截儿，又钩揽血腥的另半截，两截六十年自是一体，一半炼狱一半昏世；中共六十年更是中国百年现代史孵卵的一只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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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英国档案解密，透露邓小平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死二百人可保二十年稳定”。有分析者判断，“二百人”这个数字恐系误听误传，若“两千人”或“两万人”则比较可信。我猜，邓小平心里打算杀的，大概就是两百人，是两百个会写文章的人，这对于共产党和八十年代来说，足矣。今天腐烂而绝望的中国，不就是缺了不肯忍默、敢写文章的两百个人吗？！
二、习*近*平是中共的初心还是意外？
互联网上完全是新一代人，跟我的“代沟”相隔不止一代，思想话语完全不通；但是中文话语中的新一代，对中共这个体制，还是比较陌生，两厢过招全无交集，假如我说原因是因为中共以民族主义洗脑成功，恐惹众怒；但是你梳理一下近年来中国人（包括知识界和中产阶级）对习*近*平和“习体制”的认知，就会发现巨大落差，其中一个最显著特征，便是“蔑视习*近*平，乃是一个全中国的集体无意识”，而且至今无人说破它。
有一个政治学常识，即习*近*平是中共这个体制的最好人选，没有第二；再则，中共至今找不到可以替换习的人选，也即习再蠢再坏，也只有让他做下去。
中共外长防长双失踪、最精锐的火箭军垮塌、北戴河高层冲突扑簌迷离、还有更多的政治谣言；再加上经济下行、银行爆雷、房市崩塌、失业暴增，北京政权以一副“危机总动员”的新模式展露于世，这个世界却再也读不懂它了。因为信息不透明，国际社会对一个集权政府濒临崩解也失去判断，这是冷战时代都没出现的，今天人们看到“习政权”中风、痴呆、失能，却无人敢断言它垮台，所以，说中国出现一种无人辨识的统治模式已不重要，更需要去探究这个体制怎会出现“习政权”？
如果放大视野，习*近*平快速龙袍加身、搞定党内和天下，登基称帝，直逼毛泽东的枭雄神话，乃是中共历史上也没有的先例，也惹得西方媒体、政界、汉学家一头雾水，连一个政治学的定位都找不到；拜登政权慌不择地派大员去北京朝拜沟通，生怕惹翻这位新皇帝；欧盟法国甚至犹豫要不要插手太平洋和台湾危机……。
这里需要质疑的要点有几个：
1、加速师、小学生
习*近*平六年中整肃134万名官员、撤职170多名部长或副部长级，一个如此靠党内整肃集权的独裁者，为什么一开始却被民间讥为“加速师”？为什么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鄙夷习*近*平，说他是一个“初中水平”、“找死”、“加速灭亡”的二蛋；也说他就像毛泽东，“祸害中国，死后被鞭尸、老婆也自杀，下场清晰可见”。总之，人们看不起习*近*平，从人格到政策；这在中国是第二次了，八九当年天安门广场上，人们也骂翻李鹏，最后被他血洗镇压；
2、枭雄是谁？
2012年前后，胡温执政后期，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着一个动荡期的来临，中国出来两句话：
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
中国已经到了89
当时中国乱哄哄的，据说思潮就有十种之多：
——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出希特勒，眼下到处都腐败，就更不可能，出了也让老百姓把他赶下去；
——中国出现的专制，肯定是土的，水平低的，是中国专制主义加一点现代化；
——这个土的，不会是“Hi，希特勒”，也不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另一方面，2013年建国日，北京有一个太子党聚会，毛泽东前秘书胡乔木之女胡木英昭告众人，她与习*近*平谈了一小时，其言可视作一篇《红二代宣言》，择其要点：
a、江泽民对于腐败极力纵容，甚至怂恿；
b、胡锦涛对腐败闭目塞听，默许放纵；
c、“红二代”要夺权“官二代”；
此际基础的经济事实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双百万亿的政府；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它可以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民间。
所以中国最富有的时候，正是太子党与江胡两届（工程师执政）争夺天下之际，而知识分子预测“不可能出希特勒”的时候，恰好是党内夺权最激烈也最容易出枭雄的时候。
3、政经失衡、预言落空
1978年至2013年，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婴儿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这些成就，是在中共压制社会、禁锢言论、破坏环境的条件下达至的，历史上无先例、理论上说不通，这个“社会进步”为什么会出现习政权这么野蛮的政治制度？
另一面是，西方曾预言的“经济出民主”落空，又出现一个新的解释叫“适应性专制”，即人们常说的“常委集体负责制”，经历了江胡两届近三十年的运作，为什么一夕之间就瓦解，而被一个近似毛泽东的集权所代替？这个严重的政治倒退如何解释？
4、“反腐败”成为集权手段，有合法性吗？
中共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场更惊人的腐败，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权力，而势必成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习*近*平的权力问鼎之路，恰好是一场场反腐的结果。习*近*平的发迹，底蕴就在这里——如果说“发财”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后六四），那么“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后开放），第二个颠覆了第一个，然而横竖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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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一个“红二代政权”吗？
邓小平改革遇阻后抛弃胡赵，调野战军杀进北京镇压学运，六四屠杀后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开启了所谓“红二代”整体接班的合法性，说“合法性”，是因为列宁式政党是没有世袭制的，你看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哪有子弟接班这回事？但是陈云的这个战略部署，被习*近*平上台后彻底打断，他回到“任人唯亲”路线，启用自己的“之江新军”到中央任要职，其中也包括他的清华同学帮、秘书帮等，所以今天中国政坛上并没有出现一个“红二代”整个世代接班的现实，但是整个中国的财富据说都在“红二代”手中，那么习政权与红二代之间的博弈，将是中国下一场党内斗争吗？
三、不知如何结束它
6、习*近*平为什么“认怂”却不下台？
习政权可谓天怒人怨，有以下几点：
——个人崇拜在高层引发普遍反感；
——中美交恶、太平洋围堵，引发党内对习外交失败的追责；
——习的粗暴施政令各层级失去安全感；
——经济形势日趋严峻……
然而，每次高层博弈，或北戴河会议，都是情势迷离，或许双方都在寻找一个妥协的平衡点，但是事后习*近*平又高调复出，仿佛只要代替习的人选缺如，中共只有让习蛮干下去；
习*近*平并未对此前抛弃“韬光养晦”、转而“大国崛起”的左倾盲动承担责任，亦未见他找谁来做替罪羊。从耍横到装怂，不需付“学费”，这算“习政权”的一个特征？
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性格和作风，即错误路线执行者必须负责下台，乃是此党“伟光正”的诀窍，也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猫儿腻，否则该党会遭受巨大损失，早就挂掉了；否则从刘少奇到林彪，毛泽东搞路线斗争，不止把他们俩弄死，也把全国人民也折腾个溜够。
从中共历史看，这便意味着，该党自觉他们的“合法性”并未损失殆尽，仍可继续为“习政权”支付代价吗？
习上台之初，中国一直有“换习”、“换人换制”等声音，虽然习不仅倒行逆施，也已焦头烂额，而中共内外交困，仍不换人，乃是无人可换，让习继续顶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为瘟疫传播全球、防疫禁锢全国也拖垮经济、一带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敌对等等，换了习就要有人出来应对处理，中共这个边缘人集团，今天还有这样一个人吗？而且“换习”意味着清算其路线，如今的常委们哪个脱得了干系？
中国百年从西方引进一个激进思潮，加上一个外来政党（制度），犹如外族入侵，这个建制已然七十六年，国人与西人皆不知如何结束它！
王丹
没有国庆，
只有国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