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说张爱玲“一脸花生米”已不可考，然而她说这话时，是否已成“漏雨苍苔”？自己描述的这四个字，活脱脱中国文人一张脸，“苍苔”如满脸皱纹，“漏雨”似狼狈不堪，实在绝妙，但是温饱与尊严皆失的中国大众哪里还欣赏得了？
况且2016年老太太105岁辞世，长寿得惊人，“长寿”在苦难岁月中乃是一种富贵了，寻常百姓简直无法逼视。所以“盛世”里弄出这场菁英与大众的误会，倒也经典得很，是文化争议还是政治歧见，谁说得清？不过它预示了在体制与民间博弈之外，文人与市井还需要磨合，则是肯定的。中国的言论环境，已经无法讨论政治话题，那么文化话题呢？因为更复杂更弯弯绕，习政权也不会懂，恐怕也是一律禁止的。这让我想起前几年一个“文人精明”的讨论，蛮艰深而又有意义的辩论，早已像一缕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爱玲杨绛撕X简史|传递阅读的乐趣
一、文人精明
2016年杨绛105岁仙逝，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悼念，有人讥曰“夹杂着数不清的‘鸡汤文’”，最刺目是官方罕见褒扬，民间则褒贬争辩甚激烈。杨绛九十二岁开始“小清新”写《我们仨》，以意识流手法描摹“客栈”、“古驿道”，感叹“枯藤残柳，萧萧落叶，漏雨苍苔”，直引得国人无比惊叹，赞为“淡泊功利的人格典范”。然而有人说，中国人活得像猪一样的事实，在老人笔下成了“梦境的邈远迷离”；也有人评定：这一代知识分子很难拔得太高，幻想中做贵族，动机善良，行为盲目，中国走了六十年邪路，也有他们一份。这次风波无意间流露社会对所谓“文人”的集体无意识，不议一下都可惜。
早在1998年钱钟书走的时候，已起毁誉论战。当时的焦点很奇怪，不是人格而是钱的学问。有人引述了李泽厚的评论：
“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李泽厚有无此评价，我很怀疑。学问本来是无功利的，谈什么“永照千古”？据说余英时借以赛亚•伯林的“狐狸型”和“刺猬型”思想家分类方式，界定钱是狐狸型学者，即淹博渊通、无所不知，刺猬型则独掌一技、思精体大，前者缺乏系统，后者缺乏细节，各有短长；余认为钱对思想体系没兴趣。
当时最激烈的评价，来自刘晓波。他说“钱学”已成一门新学问，而且江泽民的中共第三代对“钱老”都很尊敬，乃是重量级统战对象，但是他认为“钱钟书的学问没有独创性”，一部《管锥篇》不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注经陈调。然后，刘晓波第一次质疑钱杨的生存之道谓之“沉默”，触及到文人在专制下的“人格”，也是知识界无法回避的题中应有之义。
1998年钱钟书去世之际，余英时写了《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他认为钱钟书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钱钟书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为：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余英时认为这是钱的“咏怀诗”。2007年余英时再次评钱：
“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余对钱，保持了“传统文人”的雅量，或曰“同情的了解”。这么说，是因为余英时不仅在乎读书人守住“文化的操节”，以诠释晚年陈寅恪，展示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的承偌；而且，他也毫不客气地批判四九后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新“传统”——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皆为陈寅恪所谓“改衰翁为姹女”的显例；过去人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有“敢犯龙颜”之风骨，后来的资料却显示，马寅初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而较早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吭气。
这些事实，都显示“文人”乃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复杂、艰深的课题，难在究竟以何种标准定位他们：“旧式文人”，还是“知识分子”？若以后者论，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几无合格者耶？
当年同侪如杨宪益回忆钱钟书认为，其实钟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杨也指出，钱钟书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
“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替钱杨辩护：
“钱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国文人学术上的私传统（文人们自己玩），他的这些学术笔记并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学术作品，他没有这个兴趣，他只是自娱自乐，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在那样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不拍出点水花来都难……钱杨两位所处的时代，在其一生事业最鼎盛的时期……超过30年，那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以他们两位在学界的地位，能够没有害过人，不说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说他们犬儒也好，说他们懦弱也罢，都是苛刻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圆滑的，但如果没有害人仅仅为了自保有什么错呢？至少不应该作为公共批评的事实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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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认为，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儿都是个恶习。”
有一位吴薇，看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回看过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另一方面，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
钱杨活得“精明”“淡定”的避祸技巧，“生存第一”等人生观，在寻常百姓眼里显得奢侈，甚至“不高尚”，则反衬了中国人在暴虐制度下早已失去“厚道”、“宽容”心态，以及社会人格的偏激、狭隘、泛道德化，这恰是当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社会氛围。
“六四”屠杀后，国内对知识分子的高压加剧了，民风从此无纯良，“笑贫不笑娼”已成自然，更兼有一批人无耻，赛著“不要脸”，大多数急着躲避，无人敢抗争。这局面让人想起鲁迅当年，难怪他那么激愤和尖刻。由此可以想到，传统式微下中国文人的两面性是：无耻与激愤，两相激荡，对社会的影响全是负面的，问题恰好是，激愤治不了无耻，反而让无耻获得“受难感”，变本加利。激愤是把空间让给无耻，使无耻大行其道。
杨绛的小说《洗澡》，堪称刻画中国知识分子“被改造”的一部史诗，不动声色地再现文人在运动中尴尬、忍辱、挣扎、出卖、生不如死的大悲痛，施蛰存赞之为“半部《红楼》加半部《儒林》”。
二、读书人耻辱史
“漏雨苍苔”四字，移用当下中国文人之处境，也颇形象。如上所述，即便精明避祸，在戾气深重的中国，也难幸存，何况不畏强权者？2020年7月6日，一群警察抓走许章润，海内外群情激愤。许章润身处清华园，得王国维陈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气，而中国知识分子虽”斯人独憔悴“，毕竟后浪推前浪；中国文化尽管断裂，但文人气脉如屡不绝。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蛮地荒，识得此境者尚寥寥，但毕竟出了许章润。我在海外逶迤三十年，才渐渐摸到此门道，于是我找出1995年9月于普林斯顿写陈寅恪一文，贴上脸书，试与国内志士共勉。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越过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的语言同那边人的语言﹐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着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安顿好她就回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楼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看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彷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二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二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的，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帐﹐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非余英时的破解﹐这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中国罕见的一个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象我们这样的“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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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嵴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彷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龙颜，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暝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爱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涉到一种文化精神——与知识和学养紧密联系着的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敏感到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扶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从姹女”﹐即最着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又都因此而劫难重重。
但是﹐对这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唯一还讲读书人节操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操节﹐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着，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时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着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这种“同命而共尽”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只有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大概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界本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却荒唐地把他们当作“遗老”“遗少”抛弃。这或许才是中国无可挽救的要害。
在中国逐渐沦入蛮荒之境的漫长过程中﹐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对绵延数千年的一个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对九泉之下的承诺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当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时教授。读他一二十年前写的这些文字而使人汗颜者﹐在于历史学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研究某一文化﹐特别是那种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文化的命运﹐而“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剧意义﹐就是今日中国文化消沉歇绝的大悲剧浓缩﹐所幸还有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为中国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种。
三、三百年活剧
文首起于“精明避祸”，然而文人各色各样，也有不懂避祸、左得出奇的，一样无从幸免，上节写的“耻辱史”，其实也颇复杂，尤其具体到个人，而且是个明史专家，却浑然不懂专制的残酷。
我家刚搬进西斋的那天下午，亲友就撺掇我们赶紧去看“皇帝上吊的树”。出西斋往西一拐，一抹黄瓦红墙围绕的景山几乎就在隔壁。从东侧门进去，没走几步，那据说是人力堆出的山包的东麓，游人簇拥之处，便是此一名胜。我挤进人群，兀见一颗枯老的槐树，由栅栏围住，手臂般伸出的一根支干上，惨然悬挂着一团锈蚀的铁链，像是有一个人被琐在这里示众。“你们看这个——”，爸爸指了指栅栏上的一块牌子：“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处”。
对我这个四九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好像就是崇祯在这里被戴枷示众了。明朝黑暗不黑暗﹑崇祯值不值的同情，都是另一回事，那老槐和铁索的象征，乃是整个四千年中国文明被钉在耻辱柱上，所以毛泽东“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句狂言，才会有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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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著名景点，节假日总是挤满围观的游人，平时却阒无一人。那树已然枯老，主干延伸出一根长长的枝干，仿佛是从明末乱世伸过来的，无力地触碰今日。我从少年起看它，日日熟视无睹，却并不知道，这处奇特的“名胜”，借一个亡国之君说戏，演了三百年意味深长的活剧。
最早其实是在清初，顺治下令以铁链锁树，斥为“罪槐”，以示笼络中原汉人，可见边陲八旗，以小族弱势征服人多地广的汉族，必定处心积虑、机关算尽。那根铁链，据说在“庚子事变”那年被“八国联军”掠走，后来补的这根纯粹是道具了。一九三一年民国在树下立碑“明思宗殉国处”，仿佛“驱逐鞑虏”了，总要有所告慰，好歹朱明也是一个汉人王朝嘛。一九四四年，华北日伪政权竟有一个“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出来，另刻了一块新碑，无疑比附顺治，却顾不得燕京尚在日本军事占领下。谁承想，又过二十年，京城再次改朝换代，一九五五年，居然有位首都副市长是明史专家，指旧碑对李闯农民义军不敬，批示拆除，换了这块木牌，并直书“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处”。从此，观众再也读不懂老槐锈链的原意，而星移斗转万千游人目睹此物，都不会感慨造化弄人。
明太祖诛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政归六部，一改魏晋以来丞相当国的传统，是千余年制度之巨变。洪武罢相，且不准后世再议，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史家尝言，罢相令中枢虚空，乃明朝阉祸之端倪。
崇祯亡国的当口儿，召三个皇子入大内，匆匆细嘱世系，再遣散至外戚家；旋即吩咐后妃一一自缢。然后，他自己竟带着秉笔太监王承恩，离宫欲遁出安定门逃生，无奈没有搬动那城门，这才返身回皇宫，经北门去煤山，找了棵树上吊。那途中还不忘派个太监去慈庆宫，吩咐他父皇天启的皇后张嫣娘娘自缢。从后世文献或演义里，影绰可见那烽火熊熊的塌天之际，偌大一个皇宫里，这主仆二人东奔西突只做一件事，就是在大内四处督促皇室女性自尽，崇祯还亲手砍死年仅六岁的幺女，再拔剑去砍十五岁的长公主，因手软只砍掉其左臂。故老留下的杂录随笔称，崇祯一只脚踩着太监的鞋，手里还掂着一支三眼枪，王承恩身后还跟着十几个人。一本清代笔记闲书上说，甲申塌天之际，崇祯跑到煤山东麓的这颗歪脖老槐树来上吊，身边并没有一大群太监跟着，只有“大珰”王承恩一人而已，书上称之为“对缢”。
明清史大家孟森对崇祯的一句评语至今新鲜：“毫无知人之明，而视任事之臣如草芥，当彼时会，乌得不亡？”崇祯一朝，巡抚被屠者十有一人，诛总督七人。可怜他留下槐树这个“历史标本”，穿越满清三百年，又加民国、沦陷、内战的血火四十年后，不期然竟让新王朝借了这套道具，顺势做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佳注脚。那倒也罢了，“崇祯本质昏顽”，活脱脱成了钉定朱明“至愚不孝之子孙”的耻辱柱；而明史在“新中国”已成极险峻的一门学问，全因为当今“皇上”处处模仿朱洪武，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最著名的一例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照抄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座景山公园，每天清晨很早就开门，四周居民，尤其是上点年纪的，一大早就要来这里遛弯、打拳。住在我们西斋的人，都是过街从正对面的东侧门进去，进门照例顺着那条环山小径直行，右侧是少年宫，旧称寿皇殿；左侧是五峰比肩的煤山；顺小径横穿到西头，再往南绕到正门，即正对着故宫神武门的那个门，明朝唤作“北上门”；再朝东拐过来，须臾就到了那株歪脖老槐树跟前。
或你也可以就从“罪槐”旁边，拾阶登山。景山史称煤山，明朝叫“万岁山”，筒子河的挖泥堆出煤山五峰，沿山脊筑就五座亭子，皆立于琉璃墙台基之上，五亭曾供五佛，都不翼而飞。从东麓上去，没几步，就遇到第一座亭子，唤作周赏亭，八根亭柱挑着一个孔雀蓝琉璃筒瓦重檐圆攒尖顶，虽已斑驳，小巧精致的原初样貌仍在。煤山的闹腾时刻常常在下午，附近街巷的小孩子们放学后，都来这里撒野，漫山道上下乱窜，清晨则是空山静谧，唯两畔松涛呢喃。
我家搬离西斋后，我偶尔还会来逛景山，每次都会走到“罪槐”跟前，常常就从这里拾阶而上，而从“罪槐”旁走过的时候，想起的不是崇祯，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首都副市长兼明史专家，就是吴晗。吴晗研究者李辉如此写道：
“吴晗死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距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正好整整四年。听说他死之前，头发已经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时，他不知道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已经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无从知道，他所喜爱的女儿，七年后，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也会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形下而自杀。待他得到平反时，为他守灵的家人，只有儿子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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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1949年是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最左倾的学者。他年轻时就开始研究明朝文字狱，写《朱元璋传》也着力写他的权力病态，毛泽东读后不快，直接逼他将明太祖“晚年应该写得好点”，吴晗不从，结果他的《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第一祭刀，而追溯这场腥风血雨的起点，人们发现，最早动员吴晗写海瑞的，竟然是胡乔木。
民国回忆录
杨绛曾经公开评价张爱玲：“一脸花生米，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难看，你们太高看她了……”
说来也奇怪，杨绛从来没见过张爱玲，为何这么讨厌张爱玲，是单纯的外貌评价，还是文人相轻也就不得而知了。
而张爱玲对于杨绛的看法并不理会，而是公开表示看不起冰心，张爱玲曾经公开说道：“把我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时，我才是心甘情愿的。”
而张爱玲更曾刻薄地攻击过冰心的长相，说之前看冰心的文章和诗歌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常卖弄自己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
张爱玲为何不喜欢冰心？难道嫉妒冰心生活得太幸福，当然更多的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冰心的为人和文章都迥异于张爱玲的缘故。
面对张爱玲的看不起，冰心并没有攻击张爱玲，却把火力对准了林徽因。
当时林徽因在北平家中四合院的文化沙龙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去她家做客。
林徽因家聚集的都是艺术家、社会名流和文化学者，作为沙龙的女主人林徽因享受到了如“众星捧月”般的待遇。
也许是冰心组织的聚会没人来，她感到非常生气，为了内涵林徽因，冰心发表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
在这篇小说中，冰心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太太，是一位受到男人环绕、爱出风头的交际花，当时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只要想放松，就把自己送到太太家的客厅里来......”
毫无疑问，冰心在小说中在影射林徽因的沙龙是“太太的客厅”，还影射林徽因是“交际花”。
除此之外，小说中的太太，是姨太太生的庶女，而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正是林长民的填房，冰心在小说中说这位太太是小老婆生的，等于在揭林徽因的短处。
冰心的这篇小说《太太的客厅》，为了自己的看不惯，不惜以文字为刀，甚至于揭开林徽因出身的痛处，将别人隐私公之于众。
一向以圣洁悲悯、贤妻良母自居的冰心，这一回，怎么看，都是有失厚道，她赢了文章，而输了气度。
林徽因看到冰心写的小说后，她没有选择沉默，此时她恰好在山西调查庙宇回北平，于是带了一坛子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马叫人送给冰心吃，潜台词就是“你就是嫉妒我，你就酸吧。从此二人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
如此看来，杨绛嫌弃张爱玲一脸“花生米”，长得丑，张爱玲看不起冰心做作，冰心又反过来讽刺林徽因绿茶，这难道是“文人相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