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23年六月中旬，我在脸书写“沦陷”：还有人记得“苹果”吗？人们都在为她的凋零而哭泣，那仿佛是香港沉沦的“苹果落地声”，可是从港人泪送“苹果”的悲壮中，我可以感到一种无声抗争已经发动，香港玉石俱焚也开始了。“苹果”和香港的意义都是全球性的，中共已经铁了心，可是欧美和西方呢？现在整个中国沦陷了！可是那已经不重要了，去年香港沦陷，已经注定了全中国迟早要沦陷；而中国沦陷，便意味着这个凶暴制度将从并吞台湾、蚕食东亚开始，咄咄逼人“走向太平洋”，再下一步就是黥吞全世界，我们现在无需担心中国和亚洲，反倒要担心美国、欧洲和全球了，难道像中国沦陷之前一样，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
一、沦陷
最早是2019年11月12日港警攻进中文大学，我在脸书上贴了‘香港沦陷：西方领先逆转的信号’一则文字：
‘香港人三十年前以“黄雀行动”救人，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今日我毫无作为，也无能为力。世界大势如此，个人虽渺小，却依然想做一只鹦鹉，“入水濡羽”，飞洒那香港大火。
警察进攻中文大学，难道不是一个香港沦陷的信号吗？谈香港总谈经济、金融，但是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香港沦陷的那一刻，我手中写着的一本《鬼推磨》正好收笔，此书中我梳理三十年世态跌宕、历史翻转，其中奥秘之一便是中共以“韬光养晦”之计，“全球化”之框架，廉价劳力之优势，利用西方牟利本性榨取它，自己则成功穿越合法性、市场化、互联网三道关隘，实现了“数字化列宁主义”的崛起，西方大梦如鼾；而西方失去“领先”，又在欧洲受福利主义拖累而过早衰落，美国则技术被偷、贸易被骗、领袖被唬，让中共当小孩一样耍了好几任总统，而我终于看到这“西方领先不再”的标志，恰是此刻他们无力来救香港了！
再到4月20日，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4名泛民人士， 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英方“说三道四”，敦促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这用内地的语言形容就很难听，叫着“蹲在你有头上拉屎拉尿”。我在脸书又发一贴：
‘香港，是一块试金石——习*近*平要欧美承认其“大国崛起”之霸主地位。美国和川普，始终看不懂。这跟三十年前布什家族和克林顿看不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如出一辙。更早，在去年底警察攻进香港大学，香港就沦陷了，西方无动于衷。如果西方拒绝习，他就毁掉香港，并将这个曾经的“反共前哨”，一变而为“进攻西方”的前哨。至此，大多数人还认为，“香港国安法”出笼，只是要恐吓港人。其实香港是习*近*平的底线。’
二、中国毒药
1、香港一百年英国殖民遗产
2、中国不搞‘共和’搞‘帝国’
3、解构‘大一统’的效应
黎智英接受《财讯》访问，对台湾人苦口婆心：你们要是选郭台铭、韩国瑜这样的人，台湾人不会死吗？
他当然指的是台湾总统选举，谁都知道，韩国瑜、郭台铭可以接受一国两制，经香港一场轰轰烈烈的“返送中”，郭台铭表面上改口了，而韩国瑜反应迟钝，还说“我不知道啊”，民调大跌。香港效应在台湾发酵，最大受益人是蔡英文，因为她对中国最强硬。
我也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经验，就是看着香港宏伟的百万人群，我有点自恋式的诠释：香港青年的火种不是来自天安门广场吗？马上有人反驳我。我这才发现，中国已经成了“毒药”，甭管正反哪一面，在中国之外，尤其是被它欺负的边陲，都会惹人腻歪。
“毒药”曾是流行歌曲词汇，指伤痛需遗忘，未知何时变是网络语言，霸道负面之涵义。
曾几何时，北京是多风光的大国上京，2004年国民党竞选轮替失利，败选的连战第二年就去大陆拜见胡锦涛，于是“人民币跨海，金融系统接通，买下台湾”，也逼出了“太阳花学运”；2014年6月的《香港白皮书》，北京可以说出这么霸道的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这霸道的结果就是变成“毒药”，又跟后来的“病毒”扩散相符合。
这当中可说之处确也有一些。比如，香港人震惊了全世界，其底蕴难道可以忽略一百年英国殖民遗产？若此，便解构了在中文语境中横行了不止百年的诸如‘殖民’、‘外辱’、‘侵略’等负面含义，自然也会解构到今日中国最霸道的‘民族主义’。我们不会忘记刘晓波的名言‘香港最好殖民三百年’，乃真知烁见。
又者，习*近*平不搞‘共和主义’而偏要搞‘帝国主义’，不仅违反他的皇祖邓小平‘遗训’，也是严重违逆时代进程，跟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也徒然虚掷了三十年经济起飞的巨大物质力量，等于白白消耗民脂民膏；更可怕者，是中国一旦崩解的毁灭性力量，全世界跟它一道遭殃。
香港这次反中国霸权的意义，远远尚未显示出来。一个显见的效应，便是‘一国两制’彻底破产，而中共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除非它改制。这个破局，将引发中共三十年来推行的‘大一统’战略的毁损，其后果也必定逐渐会在新疆、西藏渐渐显露出来。
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回收香港’，并视其为一生最大满足，但他还是饮恨台湾。这渐渐惯出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谁上台都要以完成‘统一大业’为最高业绩；又则，‘统一大业’也是这个政权代价最便宜的合法性补充剂，因为被‘民族主义’驯化的老百姓最吃这一套，马克思已经不灵光了。所以，香港教训北京独裁者，令其‘大一统’情结消退，没准对中国的政治改革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推力，那么我们中国人还真得好好给香港人作个揖。
这次全球瘟疫，正渐渐被澄清是一场“生物战”——大陆盛传，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处理病毒所事件的孙立军，将资料透露给西方而被捕，国际社会正在酝酿索赔中国，而习*近*平已经悄悄地动员中国人准备应付一场“八国联军”入侵了。此所以国务院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批准将永兴岛、永暑礁变成一个南海三沙市，南海备战的意味浓烈。
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虽然解放军也早已进入香港，但是那跟军事占领还差得很远，4月18日大逮捕，就是占领的第一步。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不是也频频进犯台湾吗？这是一样的举动，只不过中国还不可能在台湾进行大逮捕。
香港将被浸入血泊中，往后我们将看到无数的暴行和流血。从去年夏天的“反送中”大游行开始，香港人民已经抗争了一年。这样的人民是不屈服于武力的，尤其“勇武派”的那些孩子们。
但是我很担忧，因为香港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三十年前是香港的“黄雀行动”，将我从中国营救出来的。看到一个坦克碾轧、血光之下的香港，我会很难过。’
接下来6月30日“香港国安法”落闸，我再贴“丢掉香港，全球沦陷”：
‘中国的“香港国安法”，设计成“全球国安法”，难怪他们人大162个常委15分钟通过，敢情中共要当世界警察，可以全世界随意捕人了。习*近*平拿到香港居然可以借它搞“全球国安法”了，这个念头看上去很 stupid，但那确是他脑子里的东西，世界上多少人知道他有一个“五步支配世界”计划，或者说还有谁记得习的十九大报告？他三个半小时讲了五件事：2025计划，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一带一路”；5G网络；金融技术；人民币成为兑换货币，替换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到2030或2035年，他们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成为世界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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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香港，把它变成“进攻西方”的前哨，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由港，进口概不收税；港口发达，运输先进，通往各国航线极多，转运速度快；港商精通转口业务，与世界各地交往频繁，通晓各国语言、法律、惯例；香港参加了许多国际条约和协定组织，享受低关税和配额，等等，大陆没有一座城市具备这样的转口功能，那么当中国向外扩张、输出产业、技术、货币、劳力等等，不是首先得有一个金融枢纽和自由港，才可能做其他一切吗？
三、揽炒
"八九六四"是一个乱世的起点。
三十年来香港四次大规模社会运动，起点也在北京屠城：
1989年声援八九民运的150万人大游行；
2019年返送中的200万人"谴责镇压，撤回恶法"大游行；
2019年8月18日170万人"煞停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的大型"流水式"集会运动；
2014年9月26日深夜120万人的"雨伞革命"。
然而，"雨伞"又来自"太阳花"。
2014年伊始，傅莉跟我说"今年是个凶年"，我并未在意。未料三月中旬台北爆发"太阳花学运"，学生突袭占领立法院，抵制马英九与北京签署"服贸协议"，两岸冲突迅速从制度差异，递进到生存空间、资源分享、经济分饼等实质领域，我至今记得，当时学生撤离台北立法院后网上一封忠告信，言辞激励哀伤：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役，一旦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的下一代、世世代代都不会有翻身的余地，只能重蹈西藏人的命运……聆听香港人的忠告，借镜防火长城下新加坡人的那会，感受新疆人遭受血腥镇压的悲痛，悼念西藏人自焚又自焚的哀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的感受是，六四屠杀二十五周年之际，中国周遭已然蔓延著恐惧，一个扩张型的凶暴制度好像已经无法遏制了，周边小国也只有奋起自保。此刻香港已成前车之鉴，"回归祖国"如陷地狱，港人悔之晚矣，他们"焦土抗战"、"玉石俱焚"的决绝，令人心疼；北京除了再次"屠城"而黔馿技穷；川普则再摇贸易战大棒别无良策。这个文明世界对一个极权的束手无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难看！
香港再度挑起两个高分贝话语："开枪"与"革命"，则显示中国这个新崛起、新集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尚在前现代的框架中，民众和统治者都还面临着艰难的终极选择，前者是要不要"革命"，后者是敢不敢再开枪？却拿香港先做了"试验田"，将这只"金母鸡"置于血火之中，"中国模式"竟止于此，真乃惨不忍睹，而这个体制之中亦无任何理性力量出来纠错，只凭洪水滔天，这是"六四"以来的一种机制，三十年之久！
"揽炒"这句广东话，翻译过来即"毁掉"、"砸碎"，勇武派似以玉石俱焚的姿态，拖垮香港经济跟北京博弈——香港至今是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主渠道，2017年仍有66.6%的外资经过这里流向大陆，而大陆有57.6%的直接投资进入香港，所以它还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金融枢纽，无以替代。网上有一文，港视编导蔡锦源写的《反政府抗争新世代的形成》称："一个打电玩的新世代，正为香港争取时间"：
“这些年轻人无需指挥，做哨兵的做哨兵，要传话的传话，分配物资，无需纠察，一人需要，一呼百应。退入太古广场后，有人叫“哮喘药”，由天桥末端传声传到商场内围，不到10秒药瓶一个传一个传到需要的人，“有啦”回应又马上传开去。他们成长的养份并不来自奶粉，而是 on-line game，素未谋面的人在虚拟的战场上互相合作，各司岗位，各展所长对付共同敌人。他们已经训练成有种凭直觉而互相有默契的行动能耐。电竞新世代的特质是：不怕输，输一局，反而更强，再来，一个 level一个 level打上去，这个 level打不赢，转个策略再打。他们进退有度，知道几时攻，几时守。那些不在现场的不停在聊天谷传几点几点清场叫人呼吁他们撤退，不明白这班年轻人不需要不懂打 game的人指指点点。是的，他们也许将对抗威权政府的战场当作 on-line game来打，你班老鬼用了多年那个争取的方式，可以继续做，但他们自己世代的未来，就让他们用自己方法打吧。”
香港抗争的背后，是港人的炼狱生活：七百四十万人中两成生活贫困，全球工时最长，最低薪一小时四点八美元，房价上涨三倍，二十万人住在㓥房里，绝望才是人们上街的原因。
四、be water
但是街头抗争总会走向激化，冲击法院，涂抹国徽之举过激，徒然泄愤而已，人称"令多次静默大规模游行白走"。众口称颂的"无领袖无明星无大台"抗争，难道终究是群龙无首？全凭"电报""连登"等社交软件组织行动，崇尚李小龙"水可静静流淌，亦可猛烈冲击，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若水"式抗争模式，可谓香港特有传统、本地文化承传，又绝妙之至。
但是，在香港之外观战的人们，却吵得不亦乐乎，在我脸书上的跟帖也不少：
“勇武派绑架了香港民众，损害了香港民运的声誉，断送了香港民众和平理性派的成果，断送了香港的前途。我完全支持胡平对香港勇武派的批评⋯⋯”
“一边是勇武派(香港民众的强硬派)，另一边是中共暴政。香港民众方面以己之最弱项，以己之不得人心之项，来挑衅中共之最强项。一旦中共实施暴力镇压，则胜败如何，几乎注定。即中共胜算极大，勇武派(香港民众)胜算极小。中共既胜，便更可能一不作二不休，更加控制，更加压迫。而香港民众则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更加被控制，更加受压迫。勇武派之为，令人不敬之，远之，痛心之。”
“图以暴力凌驾法律规矩道德的是来历不明的武装凶徒，热爱和平自由平等文化智识的是公民社会内的群众。此刻是士可杀，不可辱！”
“一个谈经济、金融的孤岛，也是一个每年坚持不忘六四的孤岛。每年那一天就这个孤岛的几十万飘摇的烛光照亮全世界。”
“美国的民众通过习*近*平政权制造的种种"意外"，已经苏醒过来，这就是一场西方和独裁帝国的决战，如果香港沦陷，难民的人道灾难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无法承受的。除此之外，还有环境灾难。”
刘青山撰文称，勇武派从一开始攻击和诋毁和理非，在每次大型游行中都带上暴力冲击尾巴。从骑劫和理非到取代和理非，导致大型游行不能继续。其后的堵路、放火、攻击商场、地铁等等的强迫别人罢工，只能在强化其核心支持者的同时令原先参加游行的淡黄退出和失望。
比较专业的，如斯坦福那位"民主运动教授"戴亚门（Larry Diamond）对媒体评估"勇武派"，是"徒然破坏财物的暴力"，是运动纪律崩坏之故，还特别提到八九年天安门学生已经在道德上胜利，却不听赵紫阳的劝说撤走，而导致悲剧，他强调"战略眼光"，看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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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料我见到王丹，他说出别一番揣度：香港这次be water抗争，就是以各种极端手段逼北京出手，派兵镇压，由此才能扭转香港"九七回归"并关进笼子最终"内地化"的宿命，港人思之极恐，百般设想，以为只能诱使中共犯错，才可引起国际插手，招回中英谈判，为香港另谋一个前途，青年们甚至决意为此献身，已有一批"死士"，而这样的"战略图谋"，最终必会令大部分港人赞同。他分析中共知道出兵后果不会轻易动手，这个界限给出很大空间令港人可玩。这倒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若此，南端弹丸之岛可以玩出惊喜，而辽阔大陆可玩极限，实不可想象也！
"返送中"像一部港片，在网络上无数次地播放，终于播到片尾，硝烟、催泪弹、头盔、尘口罩、倩女靓仔，都渐渐消失，唯有那只《愿荣光归香港》的歌声一响起，我就默默淌泪：
何以这恐惧抹不走
何以为信念从没退后
何解血在流但迈进声响透
建自由光辉香港
在晚星坠落徬徨午夜
迷雾里最远处吹来号角声
捍自由来齐集这里来全力抗对
勇气智慧也永不灭⋯⋯
五、少年革命家
习*近*平毁灭香港，不仅激出“勇武派”，更塑造了一个"黄之锋世代"。
"少年革命家"黄之锋，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那才是他的“革命”血统，因为基督教是近代中国开化、文明的一个原动力；广东人在近现代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是“文化北伐”的基地，今又有英国培育一百年的香港，更是一个“北伐基地”。近代引进“亡国灭种”危机意识并诱发革命百年的如椽大笔，也是广东人梁启超就写过一篇《少年中国说》，“香港少年”岂能睥睨？
这次学潮涌现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黄之锋，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标题是"抗争的脸孔"（The Face of Protest），封面上的黄之锋穿着"学生运动无畏无惧"字样的上衣。黄之锋向BBC中文网说："这次学生运动我不是主角，如果上《时代》的封面不应该是我一个人，觉得夸张了一点！"杂志刊文以"一个世代的呼声"为题，称黄之锋和一批香港学生发起争取民主的运动，已经在香港带来震撼。
黄之锋2011年只有14岁，便创办"学民思潮"，反对当时香港政府正在中小学推行的国民教育政策，组织了约十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所以刘晓波肯定"殖民地"是对的，它的教育具有天然的"反洗脑"功能，中共二十五年靠经济起飞维持专制，却在香港这个前殖民地催化了反叛的一代。不过，我对香港新一代的"揽抄"行动完全看不懂，王丹为香港学生"不撤退"辩护，反对"见好就收"，而我想黄之锋他们就是"死磕派"，逼港府出手镇压付出代价，当然也会加剧党内的分歧，甚至影响西方与北京的博弈，此格局已非"六四"天安门当年。
然而中共封杀香港未来，恰是从拒绝整个一代香港青年着手的，这个制度对"殖民地"教育过的年青一代完全没有信心，2016年大选前一些香港本土派乃至较中间的自决派参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理由是他们的"政见"不符合《基本法》；大选后得到选民授权的一些议员，也被剥夺议席，例如梁颂恒、游蕙祯、罗冠聪等等。2016到2017年北京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权利，将他们进入体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就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这些身份认同的变化，令中国十分不安，因此不许一个进入体制。所以中国对香港进行的一次"世代清洗"，塑造了一个"黄之锋世代"。
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黄之锋随即在在脸书宣布辞任香港众志秘书长，同时退出香港众志，该组织同日下午约3时进一步宣布即日起解散及停止一切会务。黄之锋在声明中表示，"个人祸福难料，更要拿起承担的勇气"，退出香港众志后会以个人身份践行信念。他说港区国安法压境、解放军演示狙击"斩首"，在港从事民主反抗，忧心性命安危已不再是无稽之谈，包括以十年起计的政治牢狱丶送到白屋严刑铐问、乃至直接"送中"，谁也没有办法确定明天。但是香港的意志"不会因国安法或任何一条恶法而冰封"，这一年的革命造就无数觉醒的人，相信此刻世界上仍有无数双眼关切香港丶注目在国安法下他个人的情况，"我会继续坚守我家——香港，直到他们把我从这片地上灭声、抹杀"。
我想到的是，广东人的一个近现代特征：盛产革命家。二百年西风东渐，广东得风气之先，民风丕变，晚清造反之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广东人也；戊戌维新领袖，也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再起来的辛亥革命，也是广东人孙中山；国共两党里的广东人，就数不胜数了。难怪香港会出一个"少年革命家"。今日中国的政治已走进死胡同，"改良与革命"激辩不已，"换人还是换制"挣扎不定，北京迫不及待要灭掉香港，已经彻底失去安全感了。前景无从预测，但是香港不会无声无息！
六、黄雀告别
七月十日香港支联会做出策略性人手调整以应对严峻政治环境，他们的有始有终，感人而悲壮；其实他们早已启动这一步，我能亲身感知的，便是“黄雀行动”的有始有终，其灵魂人物朱耀明牧师亲自率队走访欧美，一家一家地告别“黄雀遇救者”，我的日记中有他们家访我的一笔，至今我的感受，是傅莉得以亲见朱牧师和师母，向救命恩人当面说出“谢谢你们救了晓康”这句话，乃是朱牧师给了她这个机会。
2017年夏，朱耀明牧师率一支摄影队到我家中采访，他说当年营救行动的经费，是由香港人自愿捐赠的，时间过去三十年了，“黄雀行动”可以告终，然而按照我们香港人做事的原则，支联会必须将被营救者的境况做最后的记录，以存留一份资料向香港人民交代。
2012年初我曾有台湾行十日，是去观选，恰逢朱牧师也来了，他约我到紫藤庐见面，乃是我们二十年来第一次再相逢，以至拥抱唏嘘，朱牧师是个俊美长身的广东男子，他第一次宣布他要动手整理“黄雀行动”历史，原来此前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曾在电邮里透露要在台湾谈一事的背景在此。
事后我自然看不到朱牧师的“史作”，而除了朱牧师和营救我的几位黄雀成员，我对整个行动一派迷蒙，也不相信外界的众多传说，但是最近读到一篇报道，感觉文字间有某种我熟悉的味道，况且其中也提到我，即《众新闻》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发表的《黄雀行动港英角色曝光，暗助地下通道运作救400人》，我不妨采用其中的说法：
‘黄雀行动，是香港一段很珍贵的本土历史，体现了危难时人性的光辉和道德勇气，包括一批无名英雄。当中，港英政府的角色尤为关键。有人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港英政府，没可能有地下通道的出现，不可能救约400人。”
‘六四屠城后，中共通缉民运人士，学生和民众要逃亡，身上有的是民运期间搜集得的香港记者、学生、文化界人士卡片，他们决定要走，便打电话给这班香港人救命。1989年5月27日曾举办民主歌声献中华、向民运捐款的演艺界人士，在六四后首个星期，开始接到求助。演艺界于是想做点事，将民运人士送到香港中转站，再将他们转往西方国家定居，于是集合力量兵分两路：由江湖人士开通内地赴港的地下通道、由政界及支联会找港英政府及外国领事。’
六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六四"幸存者。我们四人在那里，其实主要是听李兰菊对国务卿讲了一个"中国故事"。
她说，六四那晚，她二十六岁，以香港学联代表身份正身处天安门广场。一个男孩，初中生，拿着一块石头要去拼命，被她竭力劝住，男孩后来跳上救护车消失了，但是30分钟后另一辆救护车载回他的尸体。
再来的救护车，便喊着"香港学生上车"，她拒绝离开，这时一个女医生拉住她说："你听我说，你要安全离开这里，回到香港，告诉全世界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今晚我们的政府对人民做了什么。"
李兰菊活下来，把这个故事讲了三十年。
中国如今极其渴望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然而，他们却一直不敢讲这个故事。他们不懂，在没有讲好"六四故事"之前，全世界不会有兴趣听其他任何"中国故事"，不管它是关于金钱的，还是关于富裕，甚至关于崛起的。
五年后的秋天，黄之锋来华盛顿美国国会作证，2019年9月17日"纽约香港关注组"创办人杨锦霞教授让我们去Union Station，会黄之锋他们，我和王丹、李恒青赶去，原来香港民主委员会在这里成立聚会，其执行主任乃是支联会朱耀明牧师之子Samuel Zhu，即另一个黄之锋、罗冠聪、周庭，真乃长江后浪推前浪，亦为香港情势万分危急，隔壁那个大陆将要喷发……。
七、黄雀“无家”
“六四”忌日之斜阳快要坠落，我还没想好怎么纪念这个日子。猛然想起，我有今日，难道不是因为救命恩人吗？然而昨天还听到港人程翔痛陈“香港已经沉沦”之苦言，而朱耀明牧师不是浪迹天涯，不知何处落脚吗？这个日子我最该讲的话，应该是“黄雀们”如何，那便是“六四”36年后，香港破灭、黄雀飞散欧美，落草为生⋯⋯。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广主持人艾米就中美关系的剧烈转折对我做了一个采访，访谈中她问起我跟香港的关系，我说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法广：您当年六四后被通缉被迫逃到国外时受到香港"黄雀行动"的帮助，而看到香港目前的情况，一定也感触颇深？
苏晓康：是的。"占中"一开始我就非常关注，"占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朱耀明牧师，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把我从国内救了出来，送到了法国。之后很多年，我不能去香港看他，而他去年开始到国外，也到我家来看我。朱牧师和参与"黄雀行动"的人，当时是用香港人募捐的钱来救我们的，因为这个行动中用了很多不同的力量，包括走私和黑社会，那都是要付钱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付了很多钱才救出来的。
所以，朱牧师他们还要向捐钱的香港老百姓有个交代，要知道这些当年被救的人生活如何、有没有困难、将来怎么办……他就从欧洲到美国把救出来的人看了一遍，他还说："我们救了你们出来，希望可以送你们回去。虽然现在做不到，但希望发起一个'回家运动'"……但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回去，美国现在就是我的家。在他的要求下，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家可归’……。
前段时间，港警要抓朱牧师，他和别人还不一样，他有这个“黄雀行动”的案子在共产党手里，所以我非常担心他如果进去了会被搞死，因此告诉他不要去坐牢，但他不害怕，现在人还在香港，并不逃跑。
另一个最让人感动的人就是黎智英，他也不走，等著员警来抓。
这些人就是香港人的骨气。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七百万人跟这样一个野蛮强大的政权抗争，西方却不支持也不救香港，香港人等于是在孤军奋战，最后就是那些孩子们站出来……有多少孩子被打死，西方都不管，这让我非常愤怒，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世界现在就成了这样……。
朱牧师以“黄雀行动”，从六四屠杀的肃杀大陆，据说救出一百多人，然后星散世界各地，二十几年后他又领衔组织“回家运动”，要为这些流亡者争取回国的权利，其间艰困种种，一言难尽，而世移时迁，我猜大多数流亡者已在海外渡却困境，扎根落脚，不能说没有思乡之苦，却不见得还想回到那个日益腐烂的“祖国”，而当年营救他们的香港人，此刻正在失去他们的家乡。
江湖传闻，华叔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命名营救行动系误传，实则出自曹植‘田野黄雀行’诗句，乃黄雀遭殃而有少年救之。横竖我们这些被通缉者和流亡者才是黄雀，而后黄雀飞散欧美，落草为生，从此只有《铿锵》在后。
《山海经》有云：“铿锵其鸣，声如钟磬。”
2021年10月18日我闻《铿锵集》四十三年、二千二百夜之后斩刀终于落到头上，便贴《黄雀之后是铿锵》一文在脸书。
那天在我家，朱牧师、严家祺、朱太太和我，坐在一起聊天，我们没聊“回家”，我发现流亡者群体中反而没人问“流亡者能不能回家”这个问题，大概因为答案不言而喻，但是香港人就是这样，他们没有不言而喻的答案。
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二〇〇九年“六四”，全球可谓声势浩大，尤以香港为最，维园烛光聚会据称十五万人，青年居多，港人不服从北京，我写了一篇〈无家可归〉，其实就是写给朱牧师和黄雀成员的，当时上了《苹果》、《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