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军进占奉天市。（公有领域）
前言：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开启侵华战争序幕。随后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而中共却在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意图颠覆中华民国。中共与日军秘密勾结，假抗日之名壮大自己，为保自身势力，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干扰全面抗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当晚10点多钟，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河本中尉等人，按计划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诬称是中国东北军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
当时张学良正在天津看戏，接报后，仓促下令不抵抗（蒋介石是在笫二天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2000年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不抵抗是他下达的命令，与蒋无关）。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接张学良“绝对不抵抗”命令后撤出营区，日军随即迅速占领北大营，同时进攻沈阳。
当时东北军主力随张学良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后未撤回），沈阳及周边兵力薄弱且群龙无首，沈阳在19日凌晨被日军攻占。关东军立即命令驻东北各地的日军按预定计划向长春、营口、丹东等主要城市进攻。日军利用中方的不抵抗，迅速扩大战果。至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短短四个多月内，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三千万同胞沦于日本铁蹄之下。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将侵略中国东北（满洲）作为称霸亚洲的目标。东北丰富资源（煤、铁、农产品）、重要战略地位，被视为日本的“生命线”。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经济，国内矛盾激化。军国主义将对外扩张视为转移矛盾、获取资源、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1927年田中首相主持的“东方会议”确立了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方针。反映了日本征服满蒙、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野心。
为了掩盖侵略，日本关东军又一手策划，于1932年3月1日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东北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其进一步侵华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
国际联盟派出以英国人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来华调查，1932年10月公布《李顿报告书》，认定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之自卫手段”，确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揭露了伪满洲国是日本傀儡，主张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当仍偏袒日本，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侵略。日本拒绝接受报告书，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蓄谋、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东亚的政治格局，点燃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并最终将日本拖向了更大规模的战争深渊。它是中华民族屈辱史上沉痛的一页，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最终赢得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起点。
这些都是被记载下来的历史，还有许多被遗忘、被掩盖、被歪曲、被篡改的历史。
中共假抗日、真卖国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按共产国际旨意搞武装割据，分裂国家。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于溥仪的伪满洲国。从名称和成立日期表明它是苏联的附属国，自称“苏区”。苏区者，苏联的区域、苏联的殖民地是也。伪满洲国也不敢自称“日区”。
面对如此猖狂分裂混乱局面，国民政府对“苏区”进行围剿。苏区岌岌可危。国民党的五次剿共，前四次都失败了，有两次是功败垂成，都因日本入侵（九一八和一二八）而中止。国民党要回过头去打日本，中共“苏区”得到喘息之机。
1932年1月28日爆发第一次淞沪抗战。史称是蔡廷锴29路军抗战，实际上主力是蒋介石嫡系87军和88军。众皆不服，蒋介石安抚部下说：我们的目的是抵抗而不是争功，把功劳让给29路军有利于国家。良苦用心栓释“攘外必先安内”的真实用意。
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德国希特勒派特使来华劝降。蒋介石拒不接见，德特使赖着不走，最后由宋美龄接见。德特使提出中日合作共同反共。宋美龄回答：国共之争，乃兄弟相争，中日之争乃敌我之争，断然拒绝。德特使只得灰溜溜走了。这种情怀德操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将国、共、日比作三国演义，两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民国政府的一大批工业、资源基地沦入他人之后，经济受到了空前的打击。蒋介石已经清楚知道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蒋的日记清楚记明这一点。这期间他提出“新生活运动”，唤醒民众，这是日本最害怕的。与各地军阀修好，安排后方布局，积极筹备组建德式装备部队，准备打仗。
中共一直以“攘外必先安内”批蒋介石反共不抗日，其实有一定道理。“攘外必先安内”，不是不攘外，而是要先安定内部才能更好攘外。内部不安定，怎能攘外？当时中国处于弱势，抵抗强敌日本，本来就困难，内部纷争，一盘乱局，怎能抗日？后来抗日战争的实况也证明这点。反观今天的中共，没有外敌入侵威胁，还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维稳费超过军费，“把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当时，国内不安定因素岂止在萌芽状态，而是势同水火的兵戎相见。面对剑拔弩张的强敌入侵危险，“安内”就更加必要。今天中共可以“稳定压倒一切”，为什么当年国民政府就不能“攘外必先安内”呢？今天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己任者，竟然厚着脸皮去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第五次围剿，江西苏区3万红军被迫向西逃窜，开始所谓长征，到达陕北，不足8000人。又与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内讧矛盾，形势危急。中共幸亏鼓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才转危为安，力量仍然弱小，急需以日本入侵转移压力，发展壮大。为加速日军与国军全面开战，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挑起了卢沟桥七七事变。
1937年七七事变，因两个日本军人失踪而引发的。实际情况是：北方局刘少奇指示张克侠挑衅日军制造的。开始张克侠不敢，怕成为民族罪人。后来林枫代表中共组织亲自谈话，说是组织交的任务。一切由组织负责。给张看了刘少奇手谕。张才下令让团特务连抓了两个在城里洗澡的日军秘密杀了。晚上日军点名发现少了两人，要求进城查找，由此爆发枪战，引起七七事变。张克侠及其幕后指使者都是中华民族罪人。
2005年7月4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社会观察》专题，承认了这个史实。张克侠的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中共宣传材料《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9辑第105页《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经历》，张克侠自己承认：“我在1929年就入了党。1937年4月，肖明同志要我对日积极作战，以攻为守。”，“解放后，刘少奇同志让王世英找我，要我交还这个指示文件的原件。”
至于抗战期间，中共派潘汉年与日方勾结，出入于日本特务机关，与76号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合作，出卖国军情报，换取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处等等系列卖国罪行，有多方面史料揭露，不再一一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