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光绪19年（1889年）的官宦之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浦江之畔，胡政之的一生见证了近代战争的硝烟。其幼年在私塾中受到中国传统教育，后入省立学堂接触自然科学，青年留学日本习得法律及西方政治思想，透过《朝日新闻》接触到现代新闻理念。至1911年归国，胡政之已具备了国际眼光，尤向往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度，也胸怀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15年后，其与张季鸾、吴鼎昌合办的新记《大公报》，被誉为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最高峰。
1912年，23岁的胡政之初入报业，在上海《大共和报》从事日文翻译。他很快在1915年的中日签署“二十一条”事件上显露出新闻嗅觉和素养：他亲临北京会议现场，广泛交际以拓宽消息来源，靠多国语言能力亲自采访，又能熟读外媒消息以相互应证。发回的80多篇通讯中，虽部分带有评论色彩，亦展现记者的素质。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
1916年，胡政之首入《大公报》，任经理兼总编辑，却发现报内充斥着“记者先生运用其头脑所创造”的“秘密式新闻”。胡非常不满，一上任便解雇了六个“记者先生”，只留通晓总统府消息的一人，又聘用林白水等有经验的报人，亦在多地新增记者以得到一手通讯。1917年元月3日，胡政之在《大公报》上发表《本报之新希望》，明确新闻应以事实为根据，而后有多篇社评抨击当时捏造新闻的风气。
这一时期，胡政之相继对《大公报》进行多面革新。排版上，左右两栏书册式改为多栏，设置不同字体大小丰富版面；内容上，新闻与社论的版面分开，并新增话题板块若干，注重信息高质多元。彼时报馆由皖系军阀资助，虽然也产出过对皖系有利的报道，不过胡政之的编辑工作鲜有受到政治阻碍，改良举措也顺利推进。
1919年，胡政之远赴巴黎和会采访，让国际事件第一次有了一手的中国新闻视角。胡作为记者撰写会议“实记”的同时，又不免愤慨于眼前列强专制的格局，发出“国之不可不自强”的慨叹。此后的一年，胡继续在欧美游历，看到西方新闻业对政治事件的专业报道，深感报纸应有“改造”之用，即在普通民众和政治议题间架起桥梁，帮助国人打破和世界的隔阂。回国后，胡增加国际新闻数量，普及准确可靠的“世界知识”，冀望教化民众以使国家进步。
任人唯贤市场化的经营管理
1920年起，皖系逐渐失势，报馆主持王郅隆出逃，胡政之被迫中断了在《大公报》的事业，也意识到报刊依赖政治资助非长久之计。到了1926年胡政之与共事的张季鸾、吴鼎昌以新记公司名义再接手《大公报》时，三人便特别约定，资金由吴筹措，不再额外募款。
胡在《大公报》未完成的改革得以延续。评议选题、发行经营、研究时事，样样兼顾的胡政之每日都在报馆忙碌。由于内容优质，《大公报》的发行量很快呈几何数级增长，不到一年收支平衡，胡政之的新闻市场化逻辑成功运作。不过与如今的市场化媒体不同，胡政之始终对广告保持警惕，生怕资本干预报纸的独立性。除了改善影刷机器等硬件设施，胡将一大部分收益重新投入到内容产出，为吸引和勉励优秀记者，他给出了高额薪水和股份分配，也制定了《职工任用及考核规则》等人事制度。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天津《大公报》同仁合影。前排左起：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杜协民、王芸生、杨历樵;后排左起：何心冷、许萱伯、不详。
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大公报》里走出了一代新闻人才：胡政之启用范长江的提议，使其成为深入中国西北角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在国闻社担任抄写员的徐铸成因为一则谏言被胡政之相中，日后培养为记者；二战时期，萧乾被胡政之动员离开象牙塔，奔赴欧洲现场……在任用记者时，胡政之有意避开有政治牵连的人员，但至于引入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记者，据萧乾回忆，是为了扩大相应群体的受众。
曾于胡政之共事《大公报》的记者陈纪滢曾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些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只有胡政之一人。”而胡政之的“求利”，是由于他一早认识到经济独立和采编自由的关系：“一份理想的报纸，要兼顾营业与事业。营业能独立，始能站在超然的地位，不为他人所左右。”在后续时局的动荡中，报馆没有重蹈1920年的覆辙，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分布各地的记者让胡政之迅速迁址，建立多个分馆，在保证报馆运作的同时，也正式让它成为一张全国大报。
报刊独立与政治牵连
胡政之言“办报的要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也为此和与蒋介石有深交的张季鸾有过分歧。而现实中，胡政之自身并非“超然者”，其与政治人物打过不少交道：父辈于安徽省内知县的官位，奠定了胡与皖系军阀的良好交情；正式入职《大公报》前，胡在段祺瑞政府任内务参事；1920起加入的国闻通讯社也离不开孙中山等政客的资助。
对此胡政之自己解释道：“我与社会上层人物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凭着与政治人物或亲或疏的关系，胡政之往往能先于他人争取到第一手采访资源。1917年张勋复辟，《大公报》轻而易举接触到出兵讨伐的皖系首领段祺瑞，一度提供了有关复辟的“独家消息”，风行一时；1930年中原大战后，胡政之凭借与张家的联系，第一时间发回张学良决定助蒋的消息。在流传下来的时评上，无论面对初期出资的皖系军阀，还是后期关系紧张的蒋介石，胡都各有褒贬。
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脱离张、蒋两人的交好，国民党对《大公报》的施压加重，几度勒令其停刊。不过胡政之麾下批评政府的言辞也愈发激烈，亦正面反抗政府拘捕记者的行为。据其子回忆，胡拒绝了多次从政邀请。
在这执掌《大公报》的最后八年，胡政之亦有争议之举。1943年，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其将“不党”和“不卖”从创刊的“四不”要义中删去。胡解释道：“‘不党’可归入‘不私’，‘不卖’可归入‘不盲’”，也将“大公”明确指向了团体事业和国家利益。不久后，他又向蒋介石购买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一说为其晚年投蒋的“证明”；也有《大公报》旧人解释此举虽背弃“不卖”原则，却是出于报纸财政困难的原因，以及便于添置新的进口印刷设备。1946年，胡政之参加蒋介石的国代会，事后自言受迫于蒋：“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只好做个人牺牲。”
文人论政与“大公”的绝响
胡政之不仅是一位记者、编辑、办报人，也是评论者。从“五四运动”后对新中国发展的期望，到日本侵华时期试图调和国共矛盾，再到抗战时期“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胡政之在不同的时期并不避讳发表政治观点。胡回忆道，当年接手《大公报》，就是秉持着“文人论政”的初衷。在从事报业的近40年内，胡政之以笔名“冷观”发表时评数百篇，也常在报馆内和各地发表演说。
除了其自身及报社同人的评论外，新记《大公报》也呈现出多元声音。例如1931年日军侵华，《大公报》的评论风向虽偏向蒋介石，但也如实报道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刊登读者对报纸的批评。为此在中国“文人办报”的领域研究中，有学者将胡政之细分为报人，而非办报的文人，因为他没有将自己知识分子的观点凌驾于新闻专业之上，亦未忘经营管理的实务。
胡政之反对压迫言论，而相信在事实的基础上，一个“健全而合理”的公共舆论可以被引领，让中国社会得到解放。这与其“新闻者天下之公器，非记者一二人所可私，亦非一党一派所可得而私”的办报理念相辅相成。
到了1948年，内战正酣，《大公报》坚持“走第三条道路”的倾向被两面夹击。胡政之亦感政治力量对报刊的影响愈发深重，逐渐将目光投向香港和海外，为复刊投入大量精力。查良镛对这个六旬老头在香港的工作间里“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印象颇深。就在此时胡突然病发在《大公报》总经理的岗位上。
次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虹桥医院逝世。中国现代文学史学者谢泳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胡适语）开始谢幕。”那一年3月，《大公报》在创刊地天津“抛弃臭招牌”，改组为毛泽东提名的《进步日报》。6月上海版复刊词中，检讨过去40余年的《大公报》是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香港版迅速由中共港澳工委会接管。
又过了27年，文革结束，对《大公报》的政治定性声逐渐消散，但新记《大公报》最后一任总编辑王芸生已然烟灭了重来的希望：“今日的喉舌已不再需要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