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3日追.查!国际发布最新调查报告
近十年，中国儿童器官移植曲线陡峭上扬：顶尖医院自称已完成数千例儿童肝移植，部分省级中心宣称“同日多台”儿童移植的“突破”，监管层亦陆续放行儿科专属免疫抑制剂。这一切，被中共解读为儿外科的技术跃迁。目前全球儿童器官“供体极度稀缺”，这一全球常识，在中国却屡被宣称“等待时间短”“供体充足”。
追.查!国际通过深入调查，尝试回答核心问题：这些器官都从哪里来？
导语（Lede）
近十年，中国儿童器官移植曲线陡峭上扬：顶尖医院自称已完成数千例儿童肝移植，部分省级中心宣称“同日多台”儿童移植的“突破”，监管层亦陆续放行儿科专属免疫抑制剂。这一切，被中共解读为儿外科的技术跃迁。目前全球儿童器官“供体极度稀缺”，这一全球常识，在中国却屡被宣称“等待时间短”“供体充足”。
追.查!国际通过深入调查，尝试回答核心问题：这些器官都从哪里来？
一、数据面：手术量为何上涨得如此之快？
1.里程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对外称其儿童肝移植累计已超3000例，并长期宣称“年完成量居世界第一”。
2.院方英文页自述：交大医学院英文官网亦称“仁济已完成逾7000例肝移植，其中儿童逾3000例”。
3.全国层面参照：多份专业综述以“儿肝移世界第一、儿肾移世界第二”为论述起点；同时，中国于2020年批准儿科专属他克莫司颗粒作为移植后主力免疫抑制剂。
4.对照样本：美国2022年儿肝移植约526例，长年维持在每年500—600例量级。
结论：若把美国儿童肝移植视为成熟体系下的“供体天花板”，中国在极短周期内反超，并非技术不可思议，而是供体可获得性明显不同——这正是外界质疑的焦点。
二、供体侧的“异常现象”：三大信号
1.等待时间极短与同日多台
武汉协和医院被多方描述为心脏移植龙头之一，且儿童心移植逾百例；并有“同日完成三台儿童心脏移植”的宣传。在心源极度稀缺的全球现实下，“同日三台”天然引发对供体如何同时到位的追问。
2.儿童供体过剩，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出现肝移植免费促销
2017年6月1-30日，吉林旅游广播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联合发起一个月的前10名儿童免费肝脏移植活动。2017年6月13日，追.查!国际调查员对旅游广播“心肝宝贝绿色通道”免费肝移植报名处进行调查，证实了肝源很充足，可随时移植。
3.“价格—流程”信号
中国多省卫健系统公布“器官获取收费目录”，虽属“成本／流程性收费”，但社会观感上被解读为“市场化铺路”（并非给器官“定价”）。此举已经在争议中有中共政府推进，也让“供体流程可追溯性”成为更迫切的“公共安全”的议题。
结论：高频同日多台与极短等待在国际经验里罕见，意味着供体登记、配对与运输存在“高度组织化”的“快车道”。外界质疑期器官来源透明与要求国际设立第三方稽核。
三、最尖锐的问号：儿童与婴儿供体从何而来？
1.中国多家中心于学术发表中讨论婴幼儿供肾（含＜1岁）移植于成人或低龄受者之可行性；个别报导提及1.3公斤婴儿双肾移植成人的“扩大供体来源”案例。外科技术本身非争议点，争议在于器官来源伦理与追查盗窃器官的罪恶。
2.中国仁济等医疗机构公开报导极低体重、极早龄供体系列尝试，并发表于国际期刊，也引来境外新生儿科专家方法学质询（围绕撤除生命支持与脑功能判定的边界）。
结论：婴幼儿器官在生理上具有再生能力强、同种异体免疫负担较低等优势（学界常识），为“扩大供体池”提供医学动因；但一旦“伦理—法律—流程”上不受监管，就会在儿童／新生儿身上被无限放大、产生盗取婴儿器官的罪恶。
四、中共高官“981工程”与“150岁”延寿续命项目
2019年网络曾疯传解放军总医院（301）“981首长健康工程”广告片，声称目标“寿命至150岁”，后连结被删。“中共高层用多次移植器官等特殊医疗／续命”等信息最近也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阅兵时与俄罗斯总统聊天时亲口证实。此举涉活摘器官黑幕。
五、我们已经核实的：
关于医院手术量里程碑、学术论文、儿科药物监管批文、指南／共识，以及“同日多台”中国医院院方宣传稿——均有公开可查来源。
美国等成熟体系的儿科移植年度规模，可作对照。
结语（Standfirst回到问题）
中国儿童与婴儿器官移植的飞速扩张，中国政府在临床端称为“技术跃迁”，但在公共安全治理端却是透明度的逆生长，大量真相被隐瞒。越脆弱的人群，越需要可核查的制度边界。在这件事上，数字不等于真相；唯有当儿童器官来源链条能被独立第三方逐项复核时，市场化与规模化才不会与道德伦理底线冲突，才能在中国制止非法盗卖及滥用儿童及婴儿器官的罪恶。
追.查!国际对中共涉嫌活摘儿童与婴儿器官的调查报告
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同步出现爆炸性增长，不仅器官的来源充足、稳定、等待时间短，而且器官来源不透明。这种巨大数量的器官移植持续多年，至今还在继续，且有增无减。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形成了全国性的庞大的“人体器官活摘产业链”。从2017年开始，中国的儿童器官移植手术突飞猛进，中国儿童肝移植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很多器官移植中心都开展了儿童移植，其中上海仁济医院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2020年，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儿童移植学组成立，要进一步推广儿童移植的发展。中国首个儿童专属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剂获批上市。儿童移植数量大，供体丰富且过剩，甚至出现了儿童肝移植免费促销。多个移植中心儿童移植量巨大，数名移植医生儿童移植量数千例。婴儿供体器官移植将新生儿用作生产器官的机器，把器官来源投向婴幼儿，这极可能是为中共高官的“150岁”目标在做努力。亲历活摘器官中国医师郑治曝光新生婴儿也成活摘目标。2005年，郑治在北京听一位政治局常委身边的一位亲信告诉他，湖北公安厅（武汉）后花园的地下，关满了炼法轮功的（有成年人和小孩），全是为器官库预备的。
活摘每一个环节涉及面太大，牵扯人员太多，罪恶太深重。就是从未成年儿童一直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有被集中关押，属于器官库中心。2024年5月8日，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移植科实习医生罗帅宇离奇地坠楼身亡。他生前曾举报该院院长等人活摘和贩卖人体器官，他的父母怀疑他是被害死的，根据大.纪.元;获得的罗帅宇生前收集的部分证据，以及其父母讲述内情的录音。这些资料显示，湘雅二院在寻找儿童供体，用来做移植及研究[1]。2025年6月11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实习医生罗帅宇死亡事件在大陆微博再次引发关注，有爆料称，罗帅宇家属举报材料显示，在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的病例中，有很多小孩供体，供体来源无法溯源，器官买卖如同菜市场，活人“脑死亡”后即摘取。
中国儿童和婴儿的移植量巨大，不禁要问，儿童和婴儿的移植的供体到底哪里来的？
目录
一、儿童肝移植数量全世界第一，中国每年儿童肝移植约1000例左右
二、中国首个儿童专属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剂获批上市
三、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成立儿童移植学组
四、多个儿童移植量大的中心简介：
1.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儿童肝移植实施例数连续9年居世界首位
2.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肾移植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年多为460名儿童实施免费肝移植
4.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为国内五大儿童肝移植中心之一
五、多家儿科医院器官移植量大，发展迅速
1.上海仁济医院将打造国内最大儿童肝移植中心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是国际上儿童专科医院年肾移植手术量最大的中心
3.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是西部地区儿童器官移植中心
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建立儿童肝移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湖南省儿童医院组建肝肾移植中心，开展婴幼儿肝肾移植手术
六、儿童移植医学反常现象
1.同一天完成三台儿童心脏移植
2.儿童移植等待时间短
3.九二三医院实施76例儿童器官切取热缺血时间超短
4.儿童供体过剩，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出现肝移植免费促销
七、参与儿童移植例数最多的移植医生举例：
1.夏强，截至2022年10月，带领团队完成3000例儿童肝移植
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儿童器官移植科科主任高伟完成儿童肝脏移植2000余例
3.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朱志军，完成儿童肝移植1000多例
4.王长希，国内完成儿童肾移植例数最多的医师
5.王正昕，组建“王正昕儿童肝移植慈善基金”，积极参与儿童肝移植
6.董淳强，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领导国内排行前五儿童肝移植中心
7.董念国，武汉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完成儿童心脏移植超100例
八、把器官来源投向婴幼儿，这极可能是为中共高官的“150岁”目标在做努力
九、在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的病例中，有很多小孩供体，供体来源无法溯源，器官买卖如同菜市场，活人“脑死亡”后即摘取
十、公开儿童捐献器官价目表，为掩盖器官来源和变相鼓励犯罪
十一、亲历活摘器官中国医师郑治曝光新生婴儿也成活摘目标
第一、儿童肝移植数量全世界第一，中国每年儿童肝移植约1000例左右
美国曾长期是世界上开展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国家，每年手术量500台—600台，而2011年之前中国累计开展的儿童肝移才100例左右，患儿的1年生存率不到60%。到了2017年，全中国一年完成722例儿童肝移植手术，第一次超过美国[2]。2018年，中国儿童肝移植已经超过1000例了[3]。其中上海仁济医院每年儿童肝移植手术量是世界第一，相当于全美国同类手术量的三分之二、全欧洲的儿童肝移植手术量[4]。
上海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病区主任罗毅表示，“中国大部分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儿童原发病都是胆道闭锁，相关资料统计，中国胆道闭锁发病率约为5000分之一，也就是每年有近3500至5000个患者，但实际中国每年儿童肝移植约1000例左右。”虽然大多胆道闭锁患儿都需要做肝移植，一般来说，患者术后半年就能恢复健康，但需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服用抗排斥药物和随访。[5]
二、中国首个儿童专属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剂获批上市
专门针对儿童器官移植的抗排斥治疗药物长期以来在中国国内一直是空白。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儿童肝移植全年数量首次突破1000例，2019年我国儿童肾移植全年例数达到347例，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儿童器官移植国家之一。2020年8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我国首个儿童专属器官移植免疫抑制剂爱尔可复（他克莫司颗粒），用于预防儿童肝脏或肾脏移植术后的移植物排斥反应，治疗儿童肝脏或肾脏移植术后应用其他免疫抑制药物无法控制的移植物排斥反应。目前爱尔可复已在全球35个国家获批上市[6]。
三、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成立儿童移植学组
2020年12月27日，中华医学会2020年器官移植学年会在上海召开。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儿童移植学组在会上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肝脏外科主任夏强当选首任学组组长。据悉，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儿童移植学组，是继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儿童肝移植专业委员会之后成立的第二个全国性的儿童器官移植学术专业组织，委员囊括全国各省的儿童器官移植领域的专家，旨在建立儿童心、肺、肝、肾等器官移植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推进中国儿童器官移植事业发展[7]。
四、多个儿童移植量大的中心简介：
1.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儿童肝移植实施例数连续9年居世界首位
据《新华网》报导，截至2022年11月，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肝移植手术数量连续11年居全国首位，单中心儿童肝移植实施例数连续9年居世界首位，完成儿童移植3000例[8]。
据《人民网》报导，上海仁济医院牵头组建了国内首个儿童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该院从2006年10月的第一例儿童肝移植手术，到2017年8月的第1000例，到2019年10月的第2000例，再到2022年10月的第3000例。第一个1000例儿童肝移植花了十一年，第三个1000例仅用了三年[9]！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医生吕国悦称：“儿童肝脏移植手术和成人是不一样的。这主要体现在供肝来源方面。儿童肝移植的特殊性在于，孩子身体很小，如果做全肝移植，除非有同月龄或差不多月龄的孩子给他捐献肝脏，但这种捐献率在中国是特别低的”[10]。这家医院3000例儿童肝移植的供体来源可疑。
2.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肾移植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肾移植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21年，郑大一附院肾移植中心，在中心主任丰贵文的带领下，完成儿童肾移植手术109例，成为单年完成超百例肾移植手术的儿童肾移植中心[11]。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3年多为460名儿童实施免费肝移植
2019年8月到2022年6月，三年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完成460多例患儿免费肝移植手术[12]。
4.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为国内五大儿童肝移植中心之一
2021年到2023年，近三年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团队已完成肝、肾等大器官移植超500例[13]。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广西唯一开展儿童肝移植手术的医院，也是国内十大肝脏移植中心之一。2017年7月8日，广西首例儿童肝移植手术完成。2020年7月，完成第100例儿童肝移植手术[14]。
器官移植科以儿童活体肝移植及肾移植为核心技术特色，在既往十余年的器官移植工作基础上，对我院现有器官移植资源进行整合，实施统一化、专业化和高标准化建设，是集中开展肝脏、肾脏、胰腺、小肠等器官移植的医疗中心，也是集临床、教学、科研及技术创新于一体的国内外一流器官移植学科。目前学科在肝移植、肾移植、捐献器官功能评估与修复、移植围手术期处理、移植重症、移植免疫、移植术后随访等专业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其中儿童肝移植为国内五大儿童肝移植中心之一。目前编制床位45张，年收治病人2000多人次，年器官移植手术量达200余台次[15]。病区是广西仅有的进行儿童肝脏移植的医疗中心，在既往肾移植工作的基础上，学科开展活体肾移植、肾移植等肾移植技术。
五、多家儿科医院器官移植量大，发展迅速
多家儿童医院积极打造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
1.上海仁济医院将打造国内最大儿童肝移植中心
2020年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泌尿外科临床诊疗中心奠基。项目建成后，仁济医院将拥有目前上海规模居前的儿童肝移植病区和重症医学（ICU）病区，还将拥有直升机停机坪和空中转运绿色通道，进行长三角地区急危重患者的空中转运和紧急救治。2011年以来，肝移植年完成量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儿童肝移植连续7年全球第一。
提高医院国际化水平，2019年1月28日，仁济医院正式获得上海市发改委立项批复：同意在仁济东院新建集医教研于一体的肝脏泌尿外科临床诊疗中心项目。
新建诊疗中心项目将设置肝脏和泌尿外科门诊、医技、住院、科研、国家器官移植医师及泌尿外科培训基地、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基地、手术中心，还将在15楼设置标准化直升机停机坪。
楼宇拟设置肝脏外科床位250张床，分别为儿童肝移植术前、术后、成人肝移植、常规肝脏手术病区各50张床，综合病区40张床，其他病区10张床。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新大楼还包括近5000平方米的国际一流的日间手术中心，将重点打造泌尿外科日间诊治中心[16]。
2.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是国际上儿童专科医院年肾移植手术量最大的中心
据澎湃新闻2024年5月21日报导，在2022年8月之前，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从2002年起即开始与中山医院、华山医院、长海医院等成人综合医院合作儿童器官移植，完成了超过500例的儿童器官移植手术[17]。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目前是本市唯一一家同时具备心、肝、肾移植资质的儿童专科医院，也是唯一获此资质的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活体亲属肝移植、活体亲属肾移植也均获得了资质准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自2022年8月获批心、肝、肾器官移植资质以来，截止2024年5月17日，器官移植手术量达到102例，其中包括89例肾脏移植、9例肝脏移植和4例心脏移植，实现了三大器官移植的全面突破。2024年5月21日，医院举办“儿童大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仪式暨器官移植论坛”[18]。
在近400例儿童肾移植随访管理经验和近100例在透患儿等待肾移植的基础上，由肾移植科刘锋、陈瑞和肾脏科徐虹、沈茜所带领的儿科医院肾移植团队在2023年已完成儿童肾移植51例，年肾移植数量不仅在国内儿童专科医院位居首位，也是国际上儿童专科医院年肾移植手术量最大的中心[19]。
2024年前两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肾移植团队开展近20例儿童肾移植，2023年完成儿童肾移植51例[20]。下一步复旦儿科将计划近期开展小年龄受者（＜1岁）肾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等，启动“儿童肾移植综合管理高级合作培训项目”，针对慢性肾衰竭患儿建立覆盖全国的双向转诊平台和培训机制[21]。
目前，复旦儿科肾移植团队将依托中国儿童肾移植管理专家协作组和国家肾病专业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中心儿童肾病专业组，在全国范围建立“儿童肾移植一体化诊治基地”，推动各基地所在单位儿童肾移植的高质量发展。早在2004年起，复旦儿科医院与上海华山医院、中山医院、长海医院等国内知名器官移植机构合作开展儿童肾移植。2011年起进一步拓展合作至广州、郑州等地的多家器官移植中心。2016年该院牵头成立“中国儿童肾移植管理专家协作组”，目前已建立成熟的“移植前评估-移植登记-移植后随访规范”的管理流程，积极推动儿童肾移植多学科管理模式的建立[22]。
3.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是西部地区儿童器官移植中心
张明满，主任医师、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肝胆外科学科主任。张明满教授创建的儿童肝胆疾病诊疗中心，是国内首个获得国内儿童医院肝移植资质单位，完成儿童肝移植300多例。创造国内儿童肝移植最小移植年龄、最轻移植体重和首例肝段移植等多项国内第一。完成国内儿童自体肝移植3例[23]。自2006年开展肝移植工作以来，截止2023年10月11日，医院肝移植总例数已经达到370例。2022年8月，医院正式获得肾脏移植资质，成为了国内第四家获得肾脏移植资质的儿童专科医院。医院肾脏移植病区也相继完成改造，是全国儿童专科医院规模最大的肾脏移植病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儿童器官移植中心。重医附属儿童医院肝胆外科是目前国内儿童医院中规模最大的儿童肝胆外科专科，是第一所获得儿童肝移植资质的儿童肝胆专科。肝移植患儿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北等多个中西部省市[24]。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近期获批成为有肾脏移植资质的儿童专科医院，这已经是中国的第四家。该院的肾脏移植病区可同时进行六台肾移植手术。中共官媒人民网2022年11月2日报导，该院近期为三名慢性肾炎患儿移植了肾脏。报导没有提及供体的来源[25]。
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建立儿童肝移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6]
高志刚，男，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普外科主任，浙江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积极开拓儿童肝移植事业，参与院际合作儿童肝移植17例[27]。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打通医院资源和业务，就儿童肝移植领域建立了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8]。
2017年9月30日上午，双方在附属第一医院庆春院区17号楼举行了签约仪式。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王伟林教授与附属儿童医院院长舒强教授签订了《关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成立儿童肝移植联合中心及联合开展儿童肝移植工作的相关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有计划、三步走；有重点、稳推行”的形式在儿童肝移植临床诊疗水平、手术技术、围手术期管理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开展长期的合作与创新，共同推动该省儿童肝移植的发展。合作重点是成立儿童肝移植联合中心，主要由附属第一医院联合附属儿童医院进行儿童肝移植技术体系的建立与维护，依托这一中心，日后，在儿院就诊的需要肝移植的患儿可以到附属一院接受移植手术，并享受双方医生的联合诊治。
5.湖南省儿童医院组建肝肾移植中心，开展婴幼儿肝肾移植手术
尹强，男，外科学博士，主任医师，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一科主任兼肝肾移植中心主任[29]。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儿童移植学组委员《中华器官移植杂志》通讯编委，美国CLEVELAND CLINIC医学中心访问学者，至台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学习肝移植技术。一直从事小儿普外临床工作。2015年创建湖南省儿童医院肝脏外科，2017年开始器官移植工作并组建湖南省儿童医院肝肾移植中心，领导团队于2021年通过国家卫健委评审获得肝移植资质（国内首家具有肝肾移植资质的儿童专科医院），并且促成湖南省儿童医院与中国工程院陈肇隆院士联合共建“湖南省儿童医院陈肇隆院士专家工作站”（省内首家临床院士工作站），作为科主任和学科带头人，培养了一支儿童器官移植团队，主持并带领这个团队开展婴幼儿肝移植手术。
湖南省儿童医院牵头创建国家区域儿童医学中心，搭建危重症救治快速反应平台和诊治中心，成为了唯一获得了肝肾移植双资质的儿童医院，唯一拥有院士专家工作站的省直医疗单位，在陈肇隆院士指导下，移植技术不断提升，开展肝移植技术5年，成功完成肝移植41例，年龄最小的仅半岁，完成儿童肾脏移植2例。本院将依托院士工作站全力打造中南地区儿童肝肾移植中心[30]。
六、儿童移植医学反常现象
1.同一天完成三台儿童心脏移植
2022年11月11日，武汉市政府发布新闻稿，武汉协和医院同日完成三台儿童心脏移植手术，全球首次。报导称，有不同省的三名儿童患有心脏疾病，“不约而同地”选择来到武汉协和医院。三人分别只有12岁、11岁和4岁。该院仅用7个小时即完成三台心脏移植手术。据报导，三颗供体心脏来自中国的另外三个省，于11月7日同一天落地武汉。这意味着有三个儿童几乎在同时死亡，而且恰好与受体心脏的配型成功[31]。有报道称协和医院至少完成了212例儿童心脏移植[32]。
2.儿童移植等待时间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刘龙山表示有的儿童供肾，甚至3-5天就等到了合适的供体肾脏[33]。
3.九二三医院实施76例儿童器官切取热缺血时间超短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16年8期的医学论文显示：2007年8月至2015年12月，中共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原解放军第303医院），对76例儿童实施了腹部器官联合切取术，热缺血时间仅分钟，涉嫌活摘器官[34]。热缺血时间为零或超短，说明取器官时，有心跳、有血液供给。也就是，活体摘取器官。一般只有在脑死亡状态或在活人身上取器官，才能做到。热缺血时间只有几分钟，这说明：摘取肝肾脏的过程是活摘器官的过程。中国至今没有脑死亡立法，所以，在中国任何脑死亡摘取器官都是违法的。
4.儿童供体过剩，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出现肝移植免费促销
2013年7月27日，完成了吉林省首例肝移植手术。8月成立吉林大学肝移植中心。截至目前，我院已独立完成DCD肝移植手术100余例，2015年10月协助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完成吉林省首例跨省肝移植手术[35]。
截至2016年年末，该院累计完成DCD肝脏移植197例，DCD肾脏移植451例，DCD心脏移植6例，DCD肺脏移植9例[36]。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2015年单中心DCD肝移植数量进入全国前20，为东北地区首位，现已成为中国北区规模最大、移植效果最佳的移植中心，吸引了来自广东、青海、山西、安徽、浙江、山东、北京、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量患者前来排队等待移植。2016年，中心肝移植临床工作保持了40%左右的增长率[37]。2014年9月至2021年8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完成428例全肝移植[38]。2022年12月，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中心医护团队四天连续完成四台肝移植手术，多为急诊移植[39]。
该院肝移植中心规模大。肝胆胰外科自2013年4月26日正式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医疗组。肝胆胰外科，现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吉林大学肝移植中心。肝胆胰外一科，现有医生20人，教授3人，副教授3人；博士生导师3人，硕士生导师5人，具有博士学位6人，在读博士4人[40]。肝胆胰外科（二组）现有医生12人，教授3人，副教授1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生导师3人，具有博士学位5人[41]。可组成多个肝移植团队。肝胆胰外一科，现有床位90张[42]。肝胆胰外科（二组）现有床位88张[43]。
该院于2017年3月1日召开——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儿童肝移植启动会，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华树成院长、吕国悦副院长、王海峰副院长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王海峰副院长主持。会上王广义主任介绍了我院肝移植是中国北区规模最大，年开展肝移植例数最多、效果最好的肝移植临床与科研中心，有理由有优势开展儿童肝移植。吕国悦副院长和王海峰副院长分别以“我国儿童肝移植的现状与展望”和“器官捐献阶段性工作总结”为专题进行了汇报。报道称儿童肝移植启动会是吉林省器官移植事业承前启后的会议[44]。
吉林旅游广播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联合发起一个月的前10名儿童免费肝脏移植活动（2017年6月1-30日）[45]。
2017年6月13日，追.查!国际调查员对旅游广播“心肝宝贝绿色通道”免费肝移植报名处进行调查，证实了肝源很充足，可随时移植。
(录音1.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49)
2017年6月13日，追.查!国际调查员致电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华树成，询问有关10名儿童免费肝移植活动。华院长承认该活动是真的。
(录音2.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50)
2017年6月14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张海玉：“前十个是免费的…我院供体来源很多。”
(录音3.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51-1)
2017年6月14日，对旅游广播“心肝宝贝绿色通道”免费肝移植报名处进行调查，对方提到肝源的来源是保密。对方说：“肝源是保密，你就是200万也不可能知道！”
(录音4.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51-2)
2017年6月15日，对吉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刘先生进行调查，录音中提到吉林大学免费肝移植活动的“肝源不是我们红会提供的”。[46]
(录音5.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附件52)
七、参与儿童移植例数最多的移植医生举例：
1.夏强，截至2022年10月，带领团队完成3000例儿童肝移植
夏强，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委员，中国肝移植注册科学管理委员会委员。从2021年,出任上海仁济医院院长[47]。《凤凰网》报道仁济医院肝胆外科是目前国内肝脏移植手术量、门诊量最大的器官移植诊疗中心[48]。移植中心完成了全国半数的婴幼儿活体肝移植，上海三分之二的成人活体肝移植[49]。据官网报道，截止2021年11月，夏强带领团队已完成肝脏移植手术6100余例[50]。截至2022年10月，带领团队完成3000例儿童肝移植[51]。截至2022年11月，肝移植手术数量连续11年居全国首位，单中心儿童肝移植实施例数连续9年居世界首位[52]。
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儿童器官移植科科主任高伟完成儿童肝脏移植2000余例
高伟，现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儿童器官移植科科主任。1999年毕业后即从事肝脏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2013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学习回国后，致力于儿童肝脏移植工作。迄今为止，累积完成肝脏移植手术3000余例，其中儿童肝脏移植2000余例，改进儿童肝移植外科技术[53]，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儿童肝移植诊疗常规。电话调查显示：2006年肾移植主任和2018年沈院长助理，都承认在用法轮功供体。
3.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朱志军，完成儿童肝移植1000多例
朱志军，男。主任医师，北京友谊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肝脏移植学科带头人，首都医科大学儿童肝脏移植临床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54]。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肝移植专家[55]。
1991年起从事普通外科工作，1998年起从事肝脏外科及肝脏移植工作，至2023年6月已主刀完成肝脏移植手术3100多例，其中包括活体肝移植手术1000多例，儿童肝移植1000多例，是我国目前完成肝移植手术最多的个人之一。
4.王长希，国内完成儿童肾移植例数最多的医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1989年开始从事肾移植研究，有2000多例临床经验。其中主刀完成肾移植手术700余例[56]。2009年主持肾移植工作以来，完成国内最多的DCD供肾移植。是国内完成儿童肾移植例数最多的医师[57]。
他所担任主任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器官移植科，涉嫌为全国活摘器官移植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副院长何晓顺[58]和多名医生[59]承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该院还设有“脑死亡中心”[60]。该院早在2010年，移植数量就数以万计[61]，医生个人的移植量数千例。单日移植量惊人，可高达一天19台肾移植手术[62]。供体来源充足，等待时间超短，黄洁夫仅用几个小时就调到匹配的3个活人供体备用[63]，其中1个就是中山一院仅用了几个小时就找到了。[64]”。
调查对像：王长希，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主任[65]
调查时间：2018年11月15日（+86-13600450862）
调查内容：
调查员：你们还是法轮功的，就是肝源还是那种，健康的肝源对吧？
王长希：现在捐献的都是，都是有，那个公民死后，捐献的供体可能都有这个呀。整体都这样做的，公民死后的捐献做得很多的，现在都成功了。现在都这样做的，可以做成的！
(录音6播放及下载MP3，完整录音记录请看pdf附件6）
5.王正昕[66]，组建“王正昕儿童肝移植慈善基金”，积极参与儿童肝移植
王正昕原上海长征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器官移植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肝移植中心主任。
2007年前往香港玛丽医院范上达院士处进修学习活体肝移植及各类规则肝癌切除手术，2010年前往台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学习小儿活体肝移植。实施了医院首例二次、三次及四次肝移植，首例急诊重肝肝移植，首例半转位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等手术[67]。参与了长征医院第二例至今800余例临床肝移植手术和术后治疗，是长征医院开展肝移植工作的主要成员。能独立完成多种术式的肝移植手术，作为主刀或一助共实施近400余例次肝移植术[68]。主刀完成超过1400例次肝移植，是国内单人肝移植例数最多的专家之一，目前年均肝移植180-230例次[69]。
6.董淳强，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领导国内排行前五儿童肝移植中心
董淳强，器官移植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70]。2021年到2023年，近三年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团队已完成肝、肾等大器官移植超500例[7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广西唯一开展儿童肝移植手术的医院，也是国内十大肝脏移植中心之一。2017年7月8日，广西首例儿童肝移植手术完成。2020年7月，完成第100例儿童肝移植手术[72]。其中儿童肝移植为国内五大儿童肝移植中心之一[73]。
7.董念国，武汉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完成儿童心脏移植超100例
武汉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协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实施国内首例心肝联合移植、全国最小年龄（3月）和最高年龄（76岁）心脏移植术；曾开展同日同时段4台心脏移植[74]。截至2022年1月30日，他领导的器官移植中心开展心脏移植手术900余例，已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儿童心脏移植超100例[75]。自2008年9月开展心脏移植手术以来截至2023年4月13日，董念国团队已完成1000例心脏移植[76]。
2022年11月11日，武汉市政府发布新闻稿，武汉协和医院同日完成三台儿童心脏移植手术，全球首次。报导称，有不同省的三名儿童患有心脏疾病，“不约而同地”选择来到武汉协和医院。三人分别只有12岁、11岁和4岁。该院仅用7个小时即完成三台心脏移植手术。据报导，三颗供体心脏来自中国的另外三个省，于11月7日同一天落地武汉；运送期间的冷缺血时间平均为330分钟。这意味着有三个儿童几乎在同时死亡，而且恰好与受体心脏的配型成功。但如何配型等过程报导几乎只字未提。[77]
八、把器官来源投向婴幼儿，这极可能是为中共高官的“150岁”目标在做努力
2025年9月3日北京阅兵当天，中共党魁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前往阅兵现场的途中，谈到“器官移植”“长生不老”“活到150岁”等话题，震惊全球。据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9月16日取得的中共301医院的广告影片片段的广告词介绍，介绍中共301医院可将中共领导人寿命延长至150岁的“981首长健康工程”。而这个源于中共领导人保健需要的981工程，过去20年间，以军方“白手套”的方式扩张。前中共总后卫生部部长白书忠曾是“981项目”最高级的牵头人。981健康科技集团成立、“981首长健康工程”启动的2005年，适逢白书忠自军队退休。而白书忠任职的1998年至2004年正处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期。“追.查!国际”2014年9月对白书忠的调查录音中，白书忠供认是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批示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78]。
自从中共建政后，中共的首长医疗保健在6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取得“长足进步”，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疗养”为一体，以“防癌、防心脑血管疾病，抗衰老，慢病管理、器官功能再生和健康生活方式”为重点，“中国养生精华同西方先进医疗技术深度结合”的独特体系。
2005年启动了“981首长健康工程”，强调6个重点：防癌、防心脏血管疾病、抗衰老、慢性病管理、健康生活方式、器官功能再生。让中共高官活到150岁。981模式共有三大工程：“健康促进工程（不老）；青春再现工程（不老）；150岁长寿工程（长寿）”。
301医院的广告片段播放的资料，2000年时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同美国相比只多出2～3年，但在之后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呈现突然飙升，到2010年，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已经高出美国领导人平均寿命逾10年。而这是在美国的医疗水平比大陆高很多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共系统性的移植健康器官，供高官续命[79]。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而党政军领导人基本都可以活到90岁，超过百岁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前总理李鹏，去世时91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2019年去世时102岁。宋平的夫人、北京清华大学前副书记陈舜瑶，同样以102岁的高龄逝世。
特权阶层靠特供的食品、空气、医疗等维持长寿已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人老了器官会衰竭，再好的待遇也难以达到平均近百岁的高龄。知情人士透露，换器官才是延长生命的关键，这一续命工程是密不可宣的[80]。
把器官来源投向婴幼儿，这极可能是为中共高官的“150岁”目标在做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婴儿器官中含有干细胞，对受体的排斥较低，可以减少或避免受体服用免疫抑制剂。因为免疫抑制剂也削弱了人本身对新冠病毒等新病毒的免疫力[81]。
一名中国四川的医生夸赞“婴儿肾”怎么好用的视频，也在网上被疯传。人们直呼“毛骨悚然”，并质疑“这些婴儿是不是‘被早产’？”视频：“我们都做那种叫早产儿的，刚出生，比如几个小时我们也开始了。宝宝供肾它本身这种肾实质质量是非常好的。”
大概最近被热传的影片，来自抖音账号“肾移植宋涂润老师”，于2024年4月底发布。该账号显示，宋涂润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泌尿科副主任。而根据华西医院官网，宋涂润已发表SCI论文20多篇，研究成果多次受邀参加中华、欧洲以及美国器官移植年会[82]。
宋涂润在视频中播放“宝宝肾好用”。视频：“第一个它就是耐热、耐久时间的那样的能力，比成年人的供肾要好好的护理。第二个，这种干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再生能力。就是说如果它移植了一个之后，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听力（可能指“体积”）会迅速的增大。一般我们自己的研究数据，大概就是六到九个月，它会长到接近成人的大小。”大量网友观看影片后，直呼“毛骨惊叹然”。
湖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早在2018年便在《美国移植杂志》发表论文，提到“在中国的婴儿器官捐赠移植，有望扩大捐赠群体。[83]”
据上海仁济医院报导：2023年2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联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直在不断突破肾移植供体低龄、低体重的极限，完成了包括两例极低体重（1.2kg）在内的早产儿供肾移植手术。该医院将出生仅1天和3天的婴儿肾脏移植给了两位成年人，相关临床资料发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美国移植杂志》），该院称将为未来利用类似供体、扩大供肾来源提供重要的临床依据。目前仁济医院已实施了22例（夭折）新生儿供肾肾移植[84]。这个案例非常可能是该医院进行的临床试验，该院是要不断突破婴儿肾移植供体低龄、低体重的极限。
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报导的最低体重供体的肾移植案例。张明介绍，临床观察中早产儿或者新生儿供肾在术后早期无法快速恢复功能，但其生长潜力巨大，其功能代偿和恢复过程常常持续两年之久，该研究表明孕30周以下、体重1.2公斤以内的低体重早产儿供肾肾移植具有可接受的短期至中期预后，可见这样的供肾从功能角度并非边缘供体[85]。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外科教授哈尔佩（Zain Khalpey）表示，新生儿肾脏移植配型通常需要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医生可能在这2名婴儿未出生时，就已经通过抽取羊水完成了配型。哈尔佩说，仁济医院如此大批量地将初生婴儿作为肾脏供体，令人怀疑他们在将新生儿用作生产器官的机器[86]。
后来美国刘易斯安纳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新生儿科副教授，针对那个个案报告写了一篇 letter to the editor投书给同一个期刊（期刊连结），指出其中一个早产儿血压低的状态并未到濒死，而瞳孔微弱光反射也是30周前胎儿正常的情况，35周之后就会发育完成出现光反射的瞳孔收缩；他直指“we can question the decision of withdrawal of life-sustaining therapy in that preterm infant.我们对于撤出如此早产儿维生设备的决定感到质疑。”[87]
据2023年追.查!国际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小孩器官用于成人移植在大陆多家医院早已普遍使用[88]。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肝胆外科主任高毅：另外还有很多小孩呢！
(录音38下载：MP3，文稿下载：pdf6）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门诊专家冯刚:（调查员问：小孩器官可以用于成人移植？）有啊，当然有啊。（调查员问：那你们做的是多大小孩？）答：都有，从几个月的到、到几岁的都有。
(录音39下载：MP3，文稿下载：pdf34）
把器官来源投向婴幼儿，这极可能是为中共高官的“150岁”目标在做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婴儿器官中含有干细胞，对受体的排斥较低，可以减少或避免受体服用免疫抑制剂。因为免疫抑制剂也削弱了人本身对新冠病毒等新病毒的免疫力[89]。
一名中国四川的医生夸赞“婴儿肾”怎么好用的视频，也在网上被疯传。大量人直呼“毛骨悚然”，并质疑“这些婴儿是不是‘被早产’？”视频：“我们都做那种叫早产儿的，刚出生，比如几个小时我们也开始了。宝宝供肾它本身这种肾实质质量是非常好的。”
大概最近被热传的影片，来自抖音账号“肾移植宋涂润老师”，于2024年4月底发布。该账号显示，宋涂润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泌尿科副主任。而根据华西医院官网，宋涂润已发表SCI论文20多篇，研究成果多次受邀参加中华、欧洲以及美国器官移植年会[90]。
宋涂润在视频中播放“宝宝肾好用”。视频：“第一个它就是耐热、耐久时间的那样的能力，比成年人的供肾要好好的护理。第二个，这种干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再生能力。就是说如果它移植了一个之后，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会迅速的增大。一般我们自己的研究数据，大概就是六到九个月，它会长到接近成人的大小。”大量网友观看影片后，直呼“毛骨惊叹然”。
更多婴儿做为器官供体的报导：
早在2013年，上海长征医院就进行过三例婴儿供体的器官移植手术，供体年龄分别为出生33天、出生50天和出生40天。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医师曾力说：“通过技术水准的突破，我们让婴幼儿器官在临床上变得有价值，同时也向移植界宣告，这些婴幼儿肾脏并不是毫无用处，而是医学价值巨大的宝贝。目前国内各大移植中心若遇到婴幼儿肾脏捐献的案例，均直接发给长征医院，不必将器官信息录入系统分配。“因为这样的手术，目前全国只有我们能做。同样，有接受婴幼儿器官移植手术需求的患者，也只能在我们这里进行登记和排队。”[91]”
2016年12月13日，《浙江新闻》报导，浙江省最小的婴儿器官供体，来到世上只有4天，双肾被摘除后用于成人移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副主任吴建永说，“儿童供肾甚至婴幼儿肾脏移植给成人是没问题的。但有些标准，比如说儿童体重大于15公斤或肾脏长度大于6厘米，可以单个肾脏移植给一个成人，否则需要双肾给一个成人。正常情况下，婴幼儿出生时，肾单位数量（指肾脏功能基本单位）已达到成人的数量，随后再慢慢成熟。肾脏移植给成人后会很快长大，临床上，我们用B超检查发现，每周都会长大一点，差不多3个月就长成正常大小了，功能也能满足成人的需要。[92]”
2018年，据《新华网》报导，安徽省一个婴儿供体出生仅10天[9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刘斌、曾凡军、陈刚、张伟杰杜敦峰、昌盛、陈知水发表在《临床外科杂志》2019年11月第27卷题目为《婴幼儿单供肾成人受者移39例报导》中称：该院2014～2016年间接受3岁以下婴幼儿单供肾移植的成人受者39例，依据供者年龄分为0～1岁婴儿供肾组（9例）和1～3岁幼儿供肾组（30例）[94]。
据该院网站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截止到2020年10月，累计实施肾脏移植近7000例（全国第一），肝脏移植近2000例，心脏移植超过200例，胰肾联合移植近200例。已累计完成婴幼儿受者肾移植近20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施行1岁之内婴儿受者肾移植的单位[95]。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生在接受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录音中，还直接承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人还没死就把器官取下来了”[96]。该院医生的亲属表示，供体量很多，（曝光前），天天加班加点做移植手术[97]。
协和医院王振迪肾移植团队多年从事小儿供体双肾移植给成人[98]。2015年12月，协和医院王振迪肾移植团队进行了医院首例小儿供肾移植，供体体重只有2.3公斤。而在近4年时间里，协和医院团队已完成类似手术30例，其中2.5公斤以下小儿供肾移植6例。2018年7月，协和肾移植团队完成1.3公斤小儿双供肾移植手术。据悉，1.3公斤体重小儿供肾是目前全球报道的最小体重供体。医院称，这例肾移植手术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器官移植不断突破供体最小体重的限制，大大拓展了供肾来源。近年来，武汉协和医院肾移植团队在扩大供肾来源方面做了深入探索，其中对于极低体重小儿供体的肾脏利用，继2015年完成最低体重（2.3kg）供肾成人肾移植后，供体体重再创新低，不断突破极限[99]。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2020年第2期作者为肖琦、李剑锋、肖建生、鄢业鸿、万昊、艾军华报导了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施行的14例婴幼儿供肾成人肾移植[100]。
2025年3月爆出中国犯罪集团诱骗泰国女性至国外代孕、强制取卵，有人逃出后仍被追捕，因其肚中胎儿已遭预定成为“备用器官”。旅美中国时事评论人唐靖远向《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共是最早实行按需杀人、活摘器官的政权，从二十多年前迫害法轮功学员开始，逐渐让活摘器官产业链发展成熟，现今已出现“外溢效应”，侵蚀正常社会。泰国媒体也报导，这比“下地狱”还要惨不忍睹，许多年轻女性成为人蛇集团的受害者，被摘取卵子后贩卖、制造试管婴儿、再转卖到第三国。有些婴儿在出生后，会被抽血或采集干细胞，用来治疗其他孩子的疾病，这些新生儿最终可能会丧生[101]。
九、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移植科实习医生罗帅宇拒绝寻找儿童供体用来做移植及研究，离奇坠楼身亡，他搜集的举报材料显示，在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的病例中，有很多小孩供体，供体来源无法溯源，器官买卖如同菜市场，活人“脑死亡”后即摘取
2024年5月8日，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移植科实习医生罗帅宇离奇地坠楼身亡。他生前曾举报该院院长等人活摘和贩卖人体器官，他的父母怀疑他是被害死的。大.纪.元;获得了罗帅宇生前收集的部分证据，以及其父母讲述内情的录音。这些资料显示，湘雅二院在寻找儿童供体，用来做移植及研究[102]。2025年6月11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实习医生罗帅宇死亡事件在大陆微博再次引发关注，有爆料称，罗帅宇家属举报材料显示，在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的病例中，有很多小孩供体，供体来源无法溯源，器官买卖如同菜市场，活人“脑死亡”后即摘取。
被指派寻找3—9岁的12名儿童供体
在10月27日获得的这份录音中，湘雅二院的人给罗帅宇指派了任务，要求他寻找儿童供体，并列出具体要求，“3—9岁的孩子，又分3—5岁、6—9岁，男女各3例，每个组就是6例。然后取那标本有要求，不能沾水，要取静脉血。”目的是“用于研究儿童供体的肾移植，还有一个是作为论文的实验数据”。
此人自称是“联络员”，并在电话中说该项目是由医院院长牵头，是一个长期的项目。“这个是穆（音译）院长和谢主任牵头的。然后呢，我是当联络员，所以我就把相关的人员都加进来，你刚好也要入这个科，然后你们这个标本其实不是一下子收集完的，估计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你顺便熟悉一下获取，怎么获取，器官获取，需要查询哪些东西”。
这名“联络员”很具体地告诉罗帅宇寻找儿童供体时的注意事项：
“需要的就是你出去多跑一跑，看一看。然后就记录我们表上的补充信息，小孩子的一些体格征象。”“有什么病史需要注意，然后统计一个这样的表格汇总，如果每次有合适的供体的话就收集这样的信息，然后出去获取的话就看一下这个。”
“他们要取供体的下腔静脉血，这要留一管大概10毫升，然后放到实验室处理保存，还要做什么石蜡冷冻切片什么的，你熟悉两次，你基本上就全部都会了，包括最难的小孩供脏（此处声音不清楚）获取，小孩供脏获取是比较难的，因为一个血管比较小；第二个肾脏的话，它很脆弱。基本上就是这些大概内容吧。”
罗父：“我儿子抗拒这件事”
罗父在录音中说，“你安排这个任务首先得让我儿子有这个资历吧，你得给他发放这个资历吧，然后你给他普及法律知识嘛，你要给他讲法律规则吧，都没有，但是我儿子就是抗拒这个事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官网显示，罗帅宇的指导老师谢续标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肾脏移植科主任，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并兼任中国医院协会器官获取与分配工作委员会委员。他还是多个器官移植相关学会的委员。
知情人披露更多内情
这名接近罗家的人，就罗帅宇死亡一事和罗父进行过深入沟通，获得了一些外界所不知的消息。他在和友人的对话中披露了部分内容。其中，他提到罗帅宇是因为举报了该院移植科医生刘翔峰和其他医生的恶行，“他们联合起来把他……（意思是杀了）”。他还说，“他说这个医院不断有人离奇没了。研究生。”对话中的“他”指的是罗父。
他还说罗帅宇的死因是罗因为拒绝寻找12名儿童供体，“把他调到急诊室。他一直没做，他的成绩单有两项未通过的。出事前一天又逼他去，他急了翻脸了，要举报他们。第二天就出事了。”
根据之前公布的罗父从罗帅宇的手机中复原的录音显示，该院移植科将急诊科称为“停尸房”。罗帅宇质疑其中可能存在被“相关合作方”送入该院的“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供体”。
罗帅宇生前就和同学多次举报刘翔峰。罗帅宇手机里的一段手术间录音显示，刘翔峰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割取患者小肠，用于“肠管移植”手术。
10月31日，刘翔峰被以故意伤害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等多项罪名，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42万元人民币。
刘翔峰被控在湘雅二医院工作期间，为牟取额外手术费用，单独或伙同罗原灯（同案另犯）夸大患者病情、虚构患者病征，给6名不具备明确指征的病人实施手术，致5人重伤、九级伤残，1人轻伤。
湖南卫健网在2022年8月26日公布了对刘翔峰的调查结果，其中写道，刘“切除患者正常的胰腺、脾脏，严重影响患者的病情；切除患者正常肠道，置患者安危于不顾；私设急诊室病房，进行非法手术。”
59份明显可疑的移植档案，有很多小孩供体，供体小孩家庭地址是派出所
2025年6月11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实习医生罗帅宇死亡事件在大陆微博再次引发关注，有爆料称，罗帅宇家属举报材料显示，在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的病例中，有很多小孩供体，其中，有供体小孩的家庭地址竟然写着派出所地址[103]。
6月11日是中共当局确定的所谓“器官捐献日”，当天，在大陆微博、知乎等社交平台，网友纷纷转发有关罗帅宇死亡事件的信息，并要求彻查真相。
微博名为“天眼查”的网友梳理了有关罗帅宇死亡事件的信息，表示，罗帅宇死后，其电脑和手机数据全部被删除，但是，他父母找专业人士恢复了这些数据，揭开了湘雅二医院“非法器官移植”的套路，包括：病人在ICU时消极对待，造成ICU排队等待抢救的假象，其实，病人进入急诊科后就已经定了脑死亡，然后被摘取器官，急诊科其实就是停尸房；给患者大脑注射药物，防止患者苏醒等等。
该网友还透露，罗帅宇电脑和手机里恢复出来的文件，打印出的A4纸，有11,119页之多，重达16斤。罗帅宇花三年时间收集，用生命换来的医疗黑幕材料包含：1、失踪人口（秘密）；2、脑死亡的谎言；3、人体零件（器官）买卖的黑色链条；4、医疗腐败；5、医生的医德医风。
贴文说，医院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恐慌，迅速派人来交涉，想用1,500万买回材料，被罗帅宇父母拒绝。
在抖音平台，一份流传的录音揭示，在罗帅宇家属举报的材料里，有很多是关于器官移植的医院的档案，罗帅宇家属筛选出59份他们认为明显有问题的，寄给卫健委进行举报。
其中，有一个“捐献器官”的是11岁的小女孩“吴某红（音）”，被一个所谓的“父亲”送到“白房子”（医院）里，定性成了“脑死亡”，签字的是她的所谓父亲，但是这位父亲姓“谢”（音），家属觉得有疑问，“为什么不姓吴呢？”“这人真的是小女孩的父亲吗？”
还有一个“捐献器官”的小孩更离谱，入院和捐献的原因都是“脑死亡”，其家庭住址填写的竟然是“帽子所”（派出所）。
器官买卖如同菜市场，活人“脑死亡”后即摘取[104]
2025年06月，拿到遗物后，罗父罗母发现电脑数据已被人删除，他们请技术人员恢复，发现里面有1万1119页举报材料，揭开了湘雅二医院“非法器官移植”的套路：比如，病人进入急诊科后就被认定为“脑死亡”，然后被摘取器官；再如，医护给患者大脑注射药物，防止患者苏醒等。
罗帅宇父母还公布3段录音，可以听到医院相关人员问罗帅宇：“肝这器官要不要呢？”“那就要两个肾了。”
资料中还有多笔转账纪录，以及多名涉嫌贩卖器官的医护的犯罪证据，包括“恶魔医生”刘翔峰。此人曾被举报擅自切除患者正常器官，并涉及非法器官移植。
器官供体无法溯源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的实习医生罗帅宇的父亲2025年6月17日在微博发声，公布了该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内部资料，指罗帅宇因不愿意为无法溯源的器官背锅，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天，湘雅二院肾移植科的网页内容被清空。罗帅宇2024年4月23日收到一张表格，5月7日10:09分对方留言道：“今天务必把这个供体表给我呀帅宇”。根据罗父发布的第4张图片，罗帅宇收到的表格为“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临床科研数据库”的相关内容[105]。
该表格记录了2024年3月25日-4月22日共28天内的9个供体信息。“捐献中国分类”栏目显示，2例是DBD（即脑死亡），4例是活体捐献，其它3例为空白。“表格有无”栏目中，4例“活体捐献”均没有经手人，其他的5例填有经手医生姓名。
从“获取医院”“外院提供”可以得知：5例供体分别来自洞口县人民医院、中医附一、邵阳附属第二医院、浏阳市中医及省人民医院。4例活体捐献的来源没有标注。
由此可知，该院肾移植科在这28天内一共进行了9次移植手术中，其中5例有明确来源，4例活体捐献的来源不详。
罗父随后在17日22:37再次发帖：“器官移植分DCD（心死亡）移植，DBD（脑死亡）移植和活体移植，为什么活体移植的表格没有人签名呢？是否是因为无据可查，不能溯源，罗帅宇也不愿背黑锅填上自己的名字，因此而造成了严重后果。”
6月18日11:37，罗父更新微博，提到“2024年5月8日（注：此处为笔误，应为7日）下午三点，罗帅宇导师给他打了最后的一通电话，内容是否与‘今天务必把这个供体表给我呀’有关呢？从表格上看得出有四个‘活体捐献’信息严重缺失”，没有签名。其余的有帅宇和某某签名字样，这是否又是一个罗帅宇完成不了的任务？聊天记录信息是另一个主管老师发的，时间是2024.2.7上午10:09（注：对比图片，此处为笔误，应为5月7日）。”
根据《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活体器官捐献人与接受人仅限于夫妻以及直系、三代血亲等亲属之间。
有网友质疑道：“活体捐献只能是亲属之间，这短短几天仅罗医生一人就经手了4例！”
“急诊室就是停尸房”
罗帅宇的家属13日告诉大陆媒体“荔枝新闻”，罗帅宇的举报材料内含50多人的共1300多页湘雅二院的器官捐献者档案，其中不少存在造假嫌疑：“比如有个女孩捐献者只留下其父亲的联系方式，我们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那个人的姓还和她不一样。”
根据中共法律，遗体捐赠必须所有亲属一致同意并签字。
在罗家曾公布的一张罗帅宇拍的图片中，三个躺在急诊病床上的人孤零零地毫无声息，身边也没有家属和亲人陪伴。
有接近罗家的知情人告诉大.纪.元;，罗帅宇告诉父亲，该院移植科直接将急诊科称为“停尸房”，就是可以用来获取器官的地方，需要就想方设法以脑死亡等各种名义获取。罗帅宇怀疑这些人可能就是被“相关合作方”送入该院的“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供体”。
该知情人透露，罗帅宇因完不成入学时被要求的12个儿童的供体而被派往急诊室。罗帅宇一直很抗拒这件事，他的成绩单因此有两项未通过，出事前一天又逼他去，他翻脸了，要举报他们，第二天就出事了。
知情人还说，罗帅宇收集的材料里，不仅有刘翔峰，还有其他的医务人员。
十、公开儿童捐献器官价目表，为掩盖器官来源和变相鼓励犯罪
中共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于2021年6月8日联合印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收费和财务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布捐献器官获取收费目录，制定全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的捐献器官获取收费标准。
2021年更爆出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6个部门，发布通知定明“捐献器官获取收费项目及标准”，虽然器官获取的费用并非器官的“价格”，但反映在器官评估、功能维护、获取检测、保存运输等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和费用。
其价目表总共列举了14项，对各项器官的所谓获取费用明码标价，部分器官还将成人与儿童的价格区分开。根据该标准，单次代收捐献器官获取费用，成人肝脏指导价为26万元（人民币），儿童为10万元；成人单肾指导价为16万元，双肾为23万元；心脏10万元，单支眼角膜1万元。器官捐献是无偿的，在器官评估、功能维护、获取检测、保存运输等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和费用都是极低，而公开的捐献器官标价却非常高，真是无本万利的暴利买卖。
有评论认为，明定并公布相关费用后，或会成为非法儿童器官移植的价格参考，并引来相关犯罪。更等于把大量非法儿童器官移植，以规范所谓的人体器官捐献市场为名，从评估到摘取再到运输的产业链合法化，掩盖器官的真正来源。变相鼓励更多人参与违法摘取器官、非法移植甚至按需杀人的行为[106]。
据《自由亚洲电台》2021年11月报道称：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认为，河南省政府公布的人体器官收费情况，问题很严重。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民主主义国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人体器官的摘取和移植手术都包含在手术费用中，中国政府现在出台器官摘取和运输等成本价格以后，会增多有些人故意杀人取器官，诱拐儿童，杀害弱势群体等问题，会进一步破坏社会稳定。[107]”
十一、亲历活摘器官中国医师郑治曝光新生婴儿也成活摘目标[108]
曾于1994年在沈阳陆军总院泌尿外科实习的郑治接受《看中国》专访时说，他曾于1994-95年亲眼目睹和参与了活摘器官的“军事任务”。郑治表示，28年过去了，他的良心一直不安，这次看到第一位活摘受害人张秀琴亲自讲述经历，令他百般心痛，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让他站出来，用真名告诉全世界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
郑治告诉《看中国》，2002年，沈阳陆军总院一名军官亲口告诉自己，他检查身体时被告知很快就可以挑一个健康的肾脏，保质量，是法轮功学员的。后来这名军官因为身体太差，上不了手术台，没有做器官移植手术就死了。
2005年，郑治在北京听一位政治局常委身边的一位亲信告诉他，湖北公安厅（武汉）后花园的地下，关满了炼法轮功的（有成年人和小孩），全是为器官库预备的。
郑治在接受采访时说，“尤其活摘法轮功器官对于军方和官方都不是什么秘密，尤其处级以上的干部，加上军队呢，他又是比较一个独立而隐秘的单位。他们很早的时候，在2002年时就几乎已经都知道了。”
“2002年时，活摘器官是江泽民下令由610操控的沈阳陆军总院（负责具体实施），有一个沈阳军区的军官说这个肾移植，在全国范围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那时候我去看他，他亲口告诉我，这是个群体灭绝性的运动，这个器官来源就是法轮功学员的脏器，主要的执行单位就是军队。”郑治回忆，“所以当时的武警啊，地方是处级以上的干部都知道，军队几乎每个部队都知道。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军队啊武警在感染科，当时军队为了赚钱，在各地开通很多绿色通道，都是活摘器官的黑窝点啊。大概一周两周，有长一些的一个月，就可以匹配到（合适的器官）。”
郑治表示，他一直在与大陆人士跟进活摘这件事情，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习*近*平主政，跨越20多年，中共活摘器官是广泛的社会参与。“从全军军队，即原来的第一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到第四军医大学，这几所军医大学后来改名为南方医学院、海军军医大学、陆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人员还是原先的人。还有全军各大军区医院一直到武警医院、各省市地级医院，全部都参与了活摘人体器官牟利[109]。”
他告诉《看中国》，活摘每一个环节涉及面太大，牵扯人员太多，罪恶太深重。
“实际上中共是按需杀人，配套装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涉及一个个阶层以及全国范围，就是从未成年儿童一直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有被集中关押，属于器官库中心。就我了解的，在沈阳、武汉这两个城市有（活体器官库），但其他地方也有。大面积的屠杀到现在的精制杀人、贩卖器官，所以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欠下了巨大的血债！”
他进一步解释，所谓“精致杀人”是指贩卖器官、公开标价，“现在可以从中国各大武警医院、军队医院的网站上可以搜索到标价的器官，肾脏、肝脏、眼角膜多少钱。”他说，“摘取器官的一线医务人员非常清楚，被摘取器官的人有五花大绑的、有戴手铐的、还有遍体鳞伤的，这个是共产党解释不了的，怎么能是在这种情况下捐献呢？捐献怎么能出现这种暴力强制呢？”
新生婴儿也成受害者
郑治还列举了90年代后期沈阳的一个医院从新生婴儿身上摘取器官的实例。“找一个供体太难了，现在一家医院一天要做十几、二十几个移植手术，哪来那么多供体啊。据我了解，中国军队医院儿科曾经把婴儿的肝脏摘取后，给到一个市地级的干部的身上，这个干部的肝脏部分已坏死，婴儿还没死，居然就开出了死亡证明，妇产科提前已做好新生儿的检查，然后妇科与外科配合（做移植手术）。妇科直接告诉那个产妇说这个婴儿死了，中国就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就是用大号注射器抽取婴儿的肝脏，然后在体外穿刺到受体的肝脏部位，把婴儿肝脏的组织液注射到受体的肝脏里去。这样就激活了他的肝脏功能，从而延寿。”
“这个官员就是兵器工业部驻辽宁的一个官员，这人我都认识，他家的人我都认识。这个人（做了移植手术后）活了至少10年，但是比较消瘦，总得用药嘛。当时他做移植手术的时候，我全都知道。我当时特别特别震惊！我想，未来中国人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那家属都不知道，他配套的一切手续都提前开好了。”
“但是现在更精致了，完全提前验血、B超、彩超都做到位了，血型的匹配和比对，科室配合，比如儿科、妇科还有外科同时配合去完成这样的手术。所以我说他这个（涉及的人员和科室）太广泛了。现在从军队医院已经扩散到地方省市一级的医院，包括各大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比如北医的几大附属医院，辽宁的、武汉的医院。”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