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有权威的历史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历史研究》杂志2022年第3期发表了高翔〈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文，该文表示，明清朝的闭门政策并非“闭关锁国”，而仅仅是“自主限关”，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等做法，并没有阻断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交流，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与议论。

由于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该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所谓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并且2019年成立时习*近*平曾发来贺信，故此该文被认为是在释放中国转向“闭关锁国”的讯号，不少联想都指向习*近*平的左转政策。不少网友认为，这是在洗白和美化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论”，为其翻案，并认为该文作者是为习*近*平的“自力更生”、“内循环”之说洗地的马屁文章。

同年9月5日，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长子胡德平通过“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名为《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对“闭关锁国”是怎么说的》一文，其主要依据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胡德平在文章中援引马恩的观点包括：中国必然会“门户开放”，中国“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中国开放最大阻力是“全盘排外”，“全盘排外”的优劣将由“中国人最邻近的敌人的战争来结束”等等。

“新探”作者高翔是何许人也？根据《百度百科》高翔条目：

高翔（1963年10月—），男，汉族，四川南部人，生于四川盐亭，中国历史学家、政治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历史学博士学位。1988年9月起，高翔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助教、讲师、副教授。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10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99年起，兼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2002年8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2006年7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2年7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2013年7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待遇。2016年3月，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省社科联主席。2017年12月，出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次月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19年1月，兼任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院长。2021年4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明确为正部长级，继续兼任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职务。2022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这简历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高翔是在习*近*平上台后得到提拔重用的，于2016年罕见地出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宣传部部长；二、高翔发表“新探”数月后，就受到习*近*平赏识，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这样赤裸裸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升迁的腐败交易，只能出现在习*近*平个人独裁专制之下，前所未有，令人瞠目结舌！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就发出了世纪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其实答案是简单清楚的，因为中共建国后一直以“政治挂帅”，无所不在，特别是政治对教育、文化学术的影响和干预尤为严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笔者踏入学术界后就发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中共建政后培养出来的走上官场的学者都打上了阶级斗争思想的烙印，这就影响了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的造诣与成就，不可能成为一流甚至二流学者。“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被镇压后，腐败伴随著经济发展，社会道德的崩溃如江河日下，新千年后已是“工夫在学术之外了”，中国已无学术象牙塔。

笔者与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颇有交谊，曾书信往来言及此事，他在2011年1月8日覆信云：

孔伏先生：

大札奉悉，谢谢你对我的理解。

那篇发言后面还有两大段文字，尖锐地批评了当下五十岁上下及三、四十岁的学者在知识结构与精神境界上的问题。最后发表时全部删去。或许是害怕得罪现在学术界的权势者以及未来学术界的权势者吧。我的发言大概是触犯了当今学术界的“潜规则”了。

我已退出学术界，自然说话没有顾虑，但别人还要在学术界混饭吃，就只有让我噤声了。

可悲也夫，可悲也夫！

可是，只有向你发发牢骚了。

匆匆写此致

新春的祝福！

钱理群

1、8

当今在习*近*平独裁专制之下，出现“新探”这种荒诞不经的奇葩历史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令历史学家侧目，嗤之以鼻，不值一驳。笔者曾研究撰文破解“李约瑟之谜”，与此问题紧密相关，故对“新探”略加批驳之，点出其荒诞不经之处。

所谓“李约瑟之谜”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中心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里所说的“近代”，实际上指中国历史上的明清时代。换言之，也就是说明清时代以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走在世界前列，而明清时代开始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而不自知。

中国史学界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明末和清朝的闭关自守，隔断了中交流，使中国逐渐落后而不自知。其实，这种说法不严谨。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严于夷夏之防，就开始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与元代以前中国开放的情况不同，明朝不允许外国人出入中国，甚至不允许沿海居民进行海外贸易，朱元璋曾下令不准“片帆出海”。这就从根本上隔断了中外交流，使中国成为了自我封闭的国家，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始于明末。

明初国力强盛，科学技术仍在世界前列，故有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的壮举。笔者拙作〈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与宝船辨析〉（刊《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一文末指出：

由于郑和七次下西洋耗费巨大，加上众多朝臣的强烈反对，明宣宗在宣德八年不得不诏罢下西洋事。这样的结局，也给中国人留下诸多遗憾。特别是中国古代一直领先于世界的航海造船技术，从此开始了衰落，以至于在中国近代饱受外国“船坚炮利”的危害与苦难。

中共海军有一少将研究郑和下西洋课题，也非常赞同这一说法。

显而易见，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闭关自守”政策，与“新探”所言的尚未出生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毫不相关，其前题条件就是牛头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非常荒诞不经。

事实上，明清时代“闭关自守”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夷夏之防”，即中原王朝严防周边的“四夷”。先秦时代没有“夷夏之防”，夷入夏则为夏，出夏则为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起中原王期，后来“四夷”不断侵扰，才有了“夷夏之防”。

虽然“夷夏之防”出现了，但明朝之前却并没有“闭关自守”，中国仍然是开放的，甚至还允许外国人在朝中读书做官。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要制定“闭关自守”政策呢？笔者拙着〈为何破解不了李约瑟之谜〉（刊《博览群书》2011年2月号，以下简称拙著）一文指出：

在元代以前，少数民政权侵扰中原虽然屡见不鲜，但从未入主中原，建立统一天下的王朝。蒙古族政权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却开了历史的先例。过去史家大多注意到蒙古族铁蹄对中原的践踏破坏，其落后的统治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不少阴影，甚至使历史车轮发生了一些停滞与倒转；然而却忽略了它给汉族人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伤害，羞耻与屈辱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弥合。正因为有这种难以弥合的伤害，才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这就揭示了朱元璋“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在闭关锁国之下，明清朝廷体制更加集权专制，控制社会更加严密，“吃人的礼教”更多、更残酷，造成奴性精神等问题，窒息整个社会，消灭人们的创造力，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逐渐落后而不自知！

“新探”言“闭关自守”是当政者“自主限关”，这就“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园对外贸易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这就有点满嘴跑火车了。拙著指出：

当然，明朝允许朝贡贸易，即外国使团朝贡可带一些土特产进行贸易。明成祖朱棣曾将朝贡贸易推向了极致，故有郑和七下西洋之壮举。但是，这种朝贡贸易是官方之间的，外国使团由明朝廷派官员迎送。因此，朝贡贸易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甚小，它只是满足了明朝皇帝做天下共主的虚荣心，不能改变“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这一事实

。明末曾破例允许一些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造成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这仅是昙花一现而已。清朝不允许朝贡贸易，只是在广州开设对外商埠，做一点中外贸易。

官方的对外交往与中外民间交往是两回事，效果截然不同，大相迳庭。“新探”为何不言毛泽东统治中国三十年，官方对外交往频繁不断，当上了第三世界的头，结果是国家一穷二白，民众吃不饱穿不暖，造成大饥荒饿死几干万人！

综上所述，从中国历史发展事实来看，开放与世界联系交流，才使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与世界同步，甚至领先于世界。“闭关自守”造成中国经济科技逐渐落而不自知，以至于才有“李约瑟之谜”的遗憾，也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当今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开放才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附记：

高翔拍习*近*平的马屁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后，使该刊蒙羞，权威性大大降低，该刊编辑人员议论纷纷。这次纪念抗战八十周年，高翔亲自出面组稿吹捧，史学家无人应声，只好用南京理工大学马列主义副教授郭洋的马屁文章充数。高翔自知再难找《历史研究》发文，就将其发表在自已掌管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历史评论》上。该文指摘史学家夸大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功绩，对历史抱虚无主义态度。对此，笔若在推特上发一贴文：

习*近*平高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郭洋文是马屁文章，不值一驳。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漠视历史事实，歪曲历史资料，掩盖历史真相，编造历史叙事。由此可知，习*近*平和中共才是历史虚无主义，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而已。因此，中国不少所谓专家学者，早已工夫在学术之外，成为了马屁精！

作者系史学研究者、作家，曾在《香港作家》、《文综》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现客居泰国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