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图为2025年8月11日，中国山东省青岛港的集装箱与货船。(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共《对外贸易法》修订草案于9月8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旨在将多项改革措施确立为法律制度。专家分析指出，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与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双重背景下，此次修法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对外反制与对内管控，显现“法律武器化”的趋势。部分条款可能对普通民众及民营企业产生影响。

中共修法背景：经济困境催生的制度重塑

根据官媒新华社报导，《对外贸易法》修订草案共包含11章80条，其核心在于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近年来的改革举措正式纳入法律框架。

该草案在立法目的中明确规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并强调对外贸易工作应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顺差，为此当局推行通关便利化等措施，并设立单一外贸窗口，亟需通过立法巩固和确认这些实践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对外贸易法》自1994年出台以来已多次修订，分别在2004年、2016年和2022年进行了修改。距离上次修订仅三年时间，王赫认为，如此频繁的修法反映出中国外贸形势的急剧变化和政策调整的迫切需求。

反制措施强化：“法律武器化”趋势凸显

中共此次修法草案的核心特点是完善了反制措施体系，展现出明显的对抗性色彩。

该草案规定，对于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境外个人或组织，可以采取禁止或限制其进行与中国有关的对外贸易等反制措施。同时，草案明确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为规避反制措施的行为提供支持、协助或便利。

王赫指出，此次修法反映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的对抗思维：“2021年中共出台《反外国制裁法》，旨在对抗美国和西方。此次修改贸易法也带有这一因素。”他认为，这是在补齐法律依据，将法律作为对抗西方的武器。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此表达了更为严厉的观点。他告诉大.纪.元;，这种做法代表着“制度军事化”的危险趋势：“法律沦为子弹，条文变成口袋罪，‘国家安全’成了万能开关，可锁定任何目标。”

他强调，这是以“国家”为名义的“政权安全”考量，是彻底的“反法治”现象。

中共外汇管控隐忧：“服务大局”条款的深层用意

中共当局这次修法草案中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意义重大的条款，是强调对外贸易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王赫分析认为，这一表述背后隐含着对外汇管控的深层考虑。他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尽管中国每年拥有巨额贸易顺差，但外汇储备总量并未显着增长。“那这些钱到哪去了？这些钱根本没有回来。”

王赫进一步解释，取消强制结汇政策后，许多民营外贸企业由于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性的担忧以及国内低存款利率等因素，选择将外汇收入留存海外。

“所以这次中共修改外贸法里面加了一条，你的外贸工作必须为服务国家经济工作大局。那么将来它就用这个条款来逼着那些企业强制结汇。”王赫的分析揭示了这一看似宽泛的条款可能具有的强制性执行潜力。

对外贸环境的深远影响：或导致“自我封锁”

专家们对此次修法草案可能带来的影响持谨慎态度。黄大卫认为，短期内这些措施可能产生“震慑”作用，但长期却可能导致“自我封锁”的严重后果。他指出：“国际客户会担心被列入名单，民营出口商会更加谨慎。”

关于草案中禁止协助规避反制措施的条款，黄大卫认为这实际上扩大了惩罚范围，不仅针对外部威胁，也可能影响普通民众和民营企业：“如果一个小企业替外企打了擦边球，可能就被扣上‘协助规避’的罪名。如果一个普通人通过第三方渠道交易，也可能被算作‘便利外国’。”

两位专家的分析都指向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法律工具的功能性转变。黄大卫总结了这种转变可能带来的三重后果：“国内方面，民营经济更不敢冒险，人人自危，市场信任度崩溃；国际方面，外资更加不愿意留，因为法规成为不可控的风险；制度方面，中共越来越依赖‘法律武器化’，最终其法律会变成国际不承认、国内人人害怕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