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

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李微敖对此进行了回应：他在电话开头就说了自己是经济观察报记者，表明这是一次采访；从头到尾没有说这是私人聊天；全程通话都有录音，而且已经提交给了自己供职的机构。

尽管很替他捏一把汗，但这已经是一个记者能够做的极限了。

从新闻操作规范来讲，李微敖没有任何问题。他开头就标明了自己的身份和采访意图，并且开启录音。看上去，他现在已经是中国最“猛”的记者，而实际上他非常谨慎，这也是他还能做记者的原因。

在一个普遍在等待“通报”的年代，李微敖可能是唯一试图去采访武大校长的记者（其他媒体的报道，最多努力接触两个当事人）。他做过功课，知道校长和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也不排除因为这个关系，才找到了校长的电话。

在武大发生的事情，想办法采访校长，本来是媒体的第一任务。但是，人们已经普遍知道，中国的校长，已经不会就公共事件表态，最多由学校的宣传部门回应。如果你致电宣传部门，会让你单位开介绍信；或者一句“等通报”。

所以，大部分记者都已经和读者🏥，只是“等通知”而已。

这就是李微敖让人感到讨厌的原因。他总来不甘于等通报，而是总是想办法报道一点什么。

李微敖和校长通话后，可以选择不写，“这样写也许对这个初中校友不利哦”；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写出来，因为这符合公共利益。告诉公众，在这一事件中武汉大学校长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记者的责任。

作为他北师大的校友，我和他吃过好几次饭，关系要亲近得多。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处在舆论漩涡之中，他采访我之后，很大概率也会写出来。

采访并且写出来，这就是他的信仰。

我使用“信仰”这个词，是很慎重的。他已经在记者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去争取主编、主任的职位，而是专注于做一个记者，“对抗”或者“揭露”式采访，就是他的兴趣所在，即便为此遭遇网暴，他也不会害怕。

我猜，他把这当成是他的“天职”或者使命，也就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不知道武大校长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来“抱怨”李微敖的。这再次证明他不适合这个职务。校长是一个公共角色。除非是在自己的家中或极私密的场合，否则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有可能被“报道”出来。

他可能需要补上“如何发言”这一堂课。这也再次证明“等上级安排”并不是一时口误，而是他长期以来的习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如何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是一个“公共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至于网上有很多对李微敖的攻击，我只能祝福你们，一生顺遂，不要碰到任何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