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受困于战争与屠杀的钳口
李登辉的悲情岁月，一九四四─一九四七
一九四四年十月以前，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一八八〇─一九六四）已经实现他的承诺回到菲律宾。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超过一千架美国飞机轰炸台湾的主要城市，这些飞机大多数是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以及一些B-29飞机（日本人称之为“B桑”）。日本在东京与台北的总部密切注意华府的下一个行动。马尼拉距离高雄仅仅九百公里之遥，加上日本的船舰现在已经遭到歼灭，无法再控制分隔台湾南端与吕宋北部的巴士海峡，高雄因此被认为是美军入侵的主要目标。职是之故，一九四四年底受任命为第十九任（最后一任）台湾总督的安藤利吉将军（一八八四─一九四六），遂征召大约十八万人的军队，为一次长期的围攻开始进行准备。但在这一次战略性军事演习的背景下，李登辉与其他三十五名来自日本关西地区的台湾学生志愿军预定将快速派往高雄。他们首先在九州的门司集合，然后在那里搭上第一艘备妥的船跨越东海，向南行驶到台湾。这些志愿兵中有一位大阪外语学校的年轻学生杨克智，在门司港的一家咖啡店流连忘返，这个小插曲最后使整群志愿兵无法赶上船班。李登辉等人错过的这艘船在抵达九州西部的五岛（离长崎不远）时，不幸遭到美军潜舰袭击，这并非李登辉最后一次逢凶化吉，大难不死。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旬，李登辉终于回到台湾，他随即被分派到高雄的一个防空单位。
高雄是台湾第二大城市，也是最繁忙的渔港，高雄原名为打狗，这是原住民对它的称呼，后来日本人才将之改名为高雄。三个世纪以来，高雄一直被视为重要的战略据点，高雄邻边的左营是郑成功和清军驻防军队，与训练海军的地方。日本人进一步将高雄发展成主要海港，加速日本对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扩张。李登辉抵达高雄时，高雄的驻军司令部坐落在寿山上，寿山高三百九十米，可以全方位俯视整个高雄市区与港口。因此，寿山成为一个设置防空炮台的理想地点。李登辉是大学生志愿兵，他因此受命担任少尉军官的职务。李登辉驻防高雄的时候，与当时在左营海军基地受训的哥哥李登钦见了一次面，他们在这次会面中整天都在一起，李登辉已经忘记当天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只记得哥哥说过他随时会坐船离开高雄。在这次快乐的团聚与伤心的道别之后，李登辉很快就收到哥哥寄来的明信片，这是一张从“有海与美丽夕阳的港口”寄出的信。李登辉直觉这个地方是马尼拉，他的哥哥在吕宋岛的某一处担任安全卫兵。他哥哥甚至有可能被派到残酷的欧当劳拘留营（Camp O´Donnell）担任看守巴丹死亡行军（Bataan Death March）俘虏的职务。这对兄弟当然会彼此担心：对方或两人的驻防地很快会陷入战火之中。唉！这个挂虑后来证明并非多虑：高雄一会成了他们兄弟的最后诀别！
尼米兹将军的海军部队在中部与西部太平洋地区赢得重大胜利，华府因而突然改变它对日本帝国的攻势战略。参谋总部决定取消经过周详计划的铺道作战（Operation Causeway）方案，这是同盟国为了入侵并占领台湾的代码名称。当日本人度过一个焦虑沈闷的一九四五年新年之际，一些广为流传的谣言与混杂的讯息显示：美军很快会入侵琉球，甚至直接登陆东京湾。为因应美军可能的行动，东京战略专家因此调离一部分台湾军队到日本本土进行防卫。台湾军队数目因此每周都会有变化，因为全岛的部队经常在台湾、日本和前线之间来回调动。一九四五年一月，李登辉奉命回日本，他的新任务是在东京湾东边千叶（横滨的正对面）的一所防空军事学院中接受训练。李登辉从高雄坐火车到基隆，再登上一艘驶往神户的船只。为了避开随时会有的美军攻击，李登辉与同袍所搭乘的船上全体人员加倍警戒，同时决定调整航行路线。这艘船向东行驶，沿着中国海岸线直抵黄海，不直接向正北方向航行。一九七九年李登辉担任台北市长时，曾出人意外地透露，这次航行期间，他在山东半岛青岛港做了短暂停留。与其他船只一起在山东寻求短暂停泊时，他首次踏上了中国土地。他对青岛（此地先由德国人，后由日本人进行开发）的描述相当简短，但对山东人民必须忍受的贫穷与艰困印象深刻。从航行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船只遭受美军潜舰攻击的严重程度判断，李登辉开始了解到美国势力的成长与日本军事力量的衰退。他担心日本无法赢得战争，自信心也开始减弱。但正如大部分的神风特攻队的志愿者将爱国与荣誉置于个人死生之上一样，李登辉毅然决然，服从命令，在这所军事学院的第十一班注册。当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接受船舰细部差异的辨识训练，学习摧毁或炸沈美国航空母舰之际，李登辉则学习雷达，了解美国飞机的速度与高度。这项训练相当严格，日本的军事训练强调纪律、忠诚，不计任何代价达到胜利。训练目标是把像李登辉这种军人变成绝不质疑权威、只会奉命行事的战争机器。他后来为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与蒋经国（一九一〇─一九八八）服务时，这种训练对他相当有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李登辉从这所军事学院结业，成为了少尉军官，同时派到名古屋防守伊势湾与中京大都会地区（即名古屋）。然而，日本的雷达被证明装备不良，防空炮台也无法阻止美军B-29飞机对名古屋民众（就此一点而言，甚至可说是对所有日本平民）造成的巨大破坏。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八月之间，美国飞机所投掷的烧夷弹彻底摧毁了六十二个日本城市，同时毁坏百分之四十的名古屋市。这些致命的数据，部分是因为一般的日本木造房屋平均只须十二分钟就会焚毁，部分则是因为许多日本小型工厂（通常储放易燃物品）是坐落在住宅地区之内所致。除了摧毁交通、工业、电厂与石油储藏库等设施，美军空袭也造成大约六十六万八千个日本平民丧生，这个数字是死于战场的战斗士兵的两倍之多。光是一九四五年三月就有约十万平民死于东京，其中以浅草的东北部为中心的地区伤亡最为严重。李登辉每日目睹这些战争带来的罪恶，同时又面对前所未有的艰辛，他的战斗意志开始消沈，克难精神也随之萎缩。既然无法击落敌机，李登辉所能做的只是将伤患送到医院，帮助孩童与老人从名古屋市区疏散到乡下地方，用竹剑训练志愿的民兵，并且沿着伊势湾挖掘碉堡以为美军的入侵做准备。他预想到可能会有一场《圣经》所说的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爆发，他的心情从失望到觉悟，从觉悟到绝望。他感到可悲、害怕与无助。但他再次设法通过这次严峻的考验。
随即，日本史上最残酷的时刻来到：八月六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造成十三至十四万日本人死亡；随后在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杀害六至七万日本人。李登辉就像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一样，并未立即得悉这些可怕消息。但名古屋的报纸确实附有一则特别声明报导，美国人已经使用一种新型武器造成这两个城市相当大的破坏。稍后李登辉知道原子弹惨剧时，仿佛晴天霹雳，他有一种像是灵魂被一把焦虑与忧心的剑从中劈开的感觉。八月十五日当天，裕仁天皇同意接受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会议中，由盟军领导人所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就在当天正午，裕仁天皇用一种特殊、凄凉，且不时略带颤抖的声音，透过收音机广播告诉他的人民要能够“忍所不能忍”且“承受无法承受的痛苦”。在此一日本人称为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后，谣言随之四处蔓延，东京一群低阶军官因对和平条款不满，正在图谋某种政变。事实上，日本飞机自空中投掷传单，其中一张写道：“陆军与海军现在都还存在，而且还很完整，我们希望国人能听从我们的领导。”然而，总体说来，日本人对于徒劳无益的疯狂举动，不再抱有任何妄想。再者，在天皇广播两个星期之后，战胜的麦克阿瑟将军便抵达日本，立刻对日本军队进行解除武装与解除动员等工作。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解除动员工作快完成时，李登辉也停止领取军方支付的薪水。很幸运地，美国已经开始运送谷物、肉类与乳品等紧急的补给品。但是，李登辉和数百万的日本人一样，在往后的几个月继续生活在愁云惨雾之中捱饥抵饿。
李登辉在解除名古屋的防空职务以后，立即焚毁自己的军服、佩章与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他将值钱的东西和一些书籍放入风吕敷（一种正方形的包裹布）之内，经过关东平原上矗立着几间刚完工的简陋木屋的小镇，慢慢越过东京焦灼的原野，最后来到一处位于东京新桥区的场所。虽然这个地方并未遭受美军轰炸，却到处散落着一堆堆烧黑的木头、破碎的混凝土和破瓦残砾。然而，大多数无依无靠的台湾学生在目黑区的乌秋寮找到了落脚处。字面意义上，乌秋寮是“黑色乌鹜的宿舍”的意思，乌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台湾鸟类，长得很像小型乌鸦。乌秋寮原本属于一个仙台的大名（领主）的资产，这位大名被要求每隔一年对江户（东京）的德川幕府将军宣誓效忠，这个仪式称为参勤交替（一年在府，一年在国，轮流在江户伺候将军之意），这个仪式也要求大名将家庭成员留在江户当人质。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东京市政府将乌秋寮充公，新地址是：东京目黑区白金三光町五二〇番地。后来日本当局将这个旧场址充作那些就读于东京各级学校台湾学生的宿舍，以方便就近监控。虽然乌秋寮受到战争的严重毁损，其临时场所仍然是个颇受欢迎的聚会之地，提供给来自日本各地的台湾青年，花几天的时间聚在一起，互相讨论共同关心的议题。在往后的四个月间，李登辉经常花半个小时搭火车到乌秋寮，在那里他可以与志趣相投的台湾青年见面，其中有几个也读过淡水中学。非常奇怪的是，当李登辉唱乌秋寮的舍歌时，他总有一种宽心与希望的感觉。
在乌秋寮，李登辉与著名的台湾青年领导者朱昭阳、杨廷谦与他的弟弟杨廷椅等人结识。这些怀抱理想主义的台湾人，在战前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意识型态所影响，现在正殷切等待马克思主义的化身。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的共党份子合法组成日本共产党，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从数年的监狱服刑中释放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的转捩点上，左派日本知识分子和学生将美国视为“解放者”而非“占领者”，立即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和平革命”路线。在这个短暂的战后公共论述中，许多知名的日本“现代主义者”像是丸山真男、大冢久雄与福武直等人深信，马克思主义将是日本由帝国、封建的制度，转型为近代、人本社会的最佳方式。现在活在孤寂、阴郁与茫然之中的李登辉、杨氏兄弟以及许多台湾青年，开始受到“近代的自我确立”这个战后口号所吸引。他们开始阅读马克思（Karl Marx）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日文翻译作品。
作者有一次访问李登辉时，他亲自证实自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读到马克思《资本论》的不同日文翻译作品，其中有些只是删节版。在这部巨册的博学之作中，马克思集中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他认为这些条件产生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新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致力于一场无法避免的阶级斗争。然而，马克思经常弄不清楚历史中的诸多不同成分，同时他关于工业社会的后续发展的预测也有误差。李登辉承认，在他第一次深入阅读《资本论》的时候，因为这本书复杂的统计数字、模糊不清的词汇与独特的散文风格，一开始他遭遇到一些困难，难求甚解。不过，住在乌秋寮的台湾青年，讨论用马克思的意识型态转化战后台湾社会的可能性。他们将《资本论》视为一本学术大作，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主义（modernism）、人道主义（humanism）与和平转变（peaceful transformation）的意识型态。这几个人对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非常热中，因此，一九四六年一月他们亲自到东京火车站欢迎野坂参三（一八九二─一九九三）的归来。野坂参三是最干练的日共领导人，多年遭受放逐，一直以来替位于俄罗斯的第三国际（Third International）工作，稍后则在延安与毛泽东共事。但是，杨廷谦与弟弟杨廷椅回到台湾后皆不幸遭到国民党逮捕，一个在一九四七年，另一个则在一九五〇年。杨廷谦被指控阅读《红旗》之类的共党杂志，遭到六年的监禁，他弟弟则因参与共党活动而被处以死刑。李登辉在乌秋寮认识的另一个朋友朱昭阳（东京帝大毕业），在一九四六年初组织“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随后在台北设立一所短命的延平大学。就像李登辉与几位乌秋寮有关的人一样，朱昭阳惊险地逃过了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屠杀。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间，总共有八万四百三十三名台湾人在日本军队服役，又有超过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台湾人充作军属与军夫，这些人大部分派往华南与东南亚。日本投降的时候，估计有四万名台湾人士兵与军夫死于战场，另有三万名台湾人滞留日本，无法返台。那些战死的台湾人骨灰先是安放在东京的靖国神社，后来台湾北部新竹县的一座佛寺为这些死者安置牌位，以供民众追悼。另一方面，那些滞留日本的台湾人有两个选择，不是留在日本，就是被遣送回台。有一段时间，李登辉考虑留在日本完成他在京都大学的学业。然而，他越是思及远方台湾孤寂的家人，越是感到家庭的召唤，以及一种对和平的战后台湾社会的渴望。最后，他选择加入那些决定终止在日本的停泊而回归台湾的台湾人行列，这些人约计八千名。这是结束，也是开始。仿佛虫茧蜕变成一只蝴蝶一般：这位日本青年岩里政男现在重生为台湾人李登辉。事实上，名字的改变并不能就此扬弃他长达二十三年成长岁月的经验，他的战争疤痕与其日本学识装备将永远伴随着他。最后，在一九四六年春，李登辉登上停泊在神奈川县浦贺港的“美国自由号”，航向基隆港，以及他所未知的将来。
“美国自由号”是一艘标准货船，是在珍珠港事件后匆促建造的船只之一。作为战后复员过程的一部分，联军最高指挥部（Supreme Command of Allied Power）征调这类商用船只，在往后的十五个月期间将大约六百万的日本军人与移居海外的平民送回日本。搭乘这种专门驶往台湾的自由船的乘客中，大多数是被征调到神奈川县厚木海军工厂，以及日本军工联合企业等场所工作的年轻台湾人。在这次航行期间，一些较为感性的士兵唱着忧伤的日本流行歌曲，这些歌曲多半关于爱情与失落，极易激起寂寞男子的感伤情绪。怀着乡愁的李登辉，偶尔哼唱着一首抒情的流行歌，歌名为〈相逢有乐町〉。这首歌的歌词前两句：“如果我正等待着你，雨点就会落下。”李登辉现正焦虑地等待希望之雨，再次滴落在自己身上。
船只抵达北九州佐贺地区时，有一位乘客被发现脸上的皮肤出疹且发高烧。这艘船因此被迫停在佐贺的唐津港，让这位病人可以上岸接受医疗。后来这艘船进入基隆港时，来自唐津的一通电报证实这位病人感染天花。结果，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乘客受到彻底检查并适时注射疫苗。在二十天的隔离期间，李登辉与一位名叫何即明的同船者成为好朋友。何即明是个富有的台湾人，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医学。一年后，李登辉被国民党的警备总部搜捕的时候，何即明提供住所给李登辉躲藏。何即明后来成为淡水高尔夫球场的老板，晚年经常与李登辉同组打高尔夫球。
一九四六年三月，春天已经来到热带的岛屿台湾，台湾的杜鹃花正盛开，李登辉再次站在故乡台湾的泥土上。尽管他在基隆港与台北车站惊讶地看到一群国民党军人穿着又褴褛又肮脏的制服却很高兴拥抱他年迈的祖父、卧病的母亲与永远乐观的父亲。一般来说，五百五十万的台湾人欢迎日本的投降协定；事实上，日本在九月三日将台湾移交给位于横滨的联军最高指挥部的时候，有几位台湾人领袖马上寻求一个独立的台湾的地位。然而，十月二十五日当天，第十九任（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签署一份投降文件，并将台湾与估计约值二十亿美元的日产移交给国民政府的将军陈仪（一八八三─一九五〇）。自此，日本在台湾半世纪的统治因美国的军力之故宣告结束。随后，台湾的地位再次妾身不明，这是因为开罗宣言（Cairo Declaration，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与中日和平条约（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之中，皆未详细指明哪一个（国家）得以合法接收台湾。很不幸地，对台湾的住民而言，一如他们的祖先在一六六一年，郑成功的军队将荷兰人逐出台湾时，以及一八九五年，日本从清政府接收台湾时所发生的一样，注定要经历另一次认同危机的阵痛。
作者为美国奥勒岗大学历史学博士，曾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和柏克莱分校以及阿肯色大学，亦曾担任交通大学讲座教授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不遗余力推动研究台湾海洋文化的渊源、吸取、转承与发展，特别注重寻找世界三大主流文化——中国、日本、英美——如何汇聚交织成为当代台湾核心文化价值的脉络。除了无数篇以明代历史和海外华人为题的论文之外，还著有多本专著，包括《永乐皇帝》、《明代宦官》、《海洋台湾：历史上与东西洋的交接》、《沧桑十年：简吉与台湾农民运动》、《台湾的农民运动与土地改革，1924-1951》等。
李登辉与台湾的国家认同
Lee Teng-hui and Taiwan's Quest for Identity
作者：蔡石山
译者：曾士荣,陈进盛
出版社：有理文化
出版日期：2025/07/30
ISBN：9786269989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