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缴纳社保不但增加企业负担而且成本也会转嫁给员工
对于雇佣劳动者的非公企业、中小企业，为了节约用工成本，很多也不愿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相对于个人，企业需要为每个职工缴纳的社保比例更高，平均在当事人工资的20%左右。再加上个人缴纳10%左右，每个劳动者需要将工资的约30%作为社保费用缴纳。如加上住房公积金缴纳，个人工资40%都无法“落袋为安”，而是由政府“保管”。
“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为职工缴纳社保，名义上从企业利润中扣除，但实则是通过压低员工工资和福利填补企业社保缴费的亏空，最终还是员工承担社保费用。如果一个企业给员工缴纳社保同时，仍然保持不缴纳社保的工资额度，这种情况也存在，而企业的风险压力也会随之增加，影响企业最终利润和与其他企业竞争的竞争力。
相对于规模普遍较大、资源丰富、有政策强力支持的国企，民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经营压力大、利润较低，若社保压力增加，本就不易的民企更加脆弱。近年经济下行，又受疫情打击，很多民营企业已处在艰难状态，强制缴纳社保更让其雪上加霜。而且劳动者和企业都需要缴纳社保、都受到更大压力，也会加剧劳资矛盾，企业经营发展更不稳定，最终让企业主和普通劳动者双双受损。
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必须缴纳社保费，否则是违法行为。但现实中长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司法部门对此也是“不告不纠”状态。这样，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缴纳社保，也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但最高院最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也就意味着公司和个人必须缴纳社保费用，否则劳动合同无效、劳方和资方的法律权益都不能保障。而最高法的决定实则是党的意志、政府的态度，即中共官方要求劳动者强制缴纳社保。
强缴社保政策的真实动机：社保资金紧张
中共官方之所以强制劳动者缴纳社保，名义上是规范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权益。而实际上，则是社保资金储蓄紧张、亏空日益临近、试图扩大社保储备金来源的举动。
近年来，社保资金尤其医保和养老保险的资金池日益紧张，一些区域如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已收不抵支，需要东南沿海等地的转移支付。2024年全国医保基金支出增加5.5%，收入则仅增加4.4%。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缴纳社保者减少、领取社保者增多，社保亏空将越发严重。官方预计2028年当年养老金结余将为负数，2035年养老金储蓄将耗尽。
社保资金被滥用且缺乏监督
而除了老龄化等社会形势影响外，社保资金还被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贪污、挪用、滥用。如据国家审计署官方报告显示，一些地方政府将社保资金用作应急民生支出、偿还债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非社保用途。这些情况更加剧了社保资金的紧张。虽然有些支出也有其民生价值，但“拆了东墙补西墙”自然影响社保支付的可靠性。而用于还债和基建，就更加偏离社保价值，是政府拿人民的钱给自己还债和增添政绩。
社保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对大众也是不透明的，民众无法监督自己缴纳的社保费用流向，甚至国家社保资金池的真实数据都不能清晰知晓。这种不透明本身就加剧了腐败和挪用风险，大众自然也更加担忧缴纳社保后无法兑现、辛辛苦苦赚的钱交的费“打了水漂”。
社保系统面对更大危机和“暴雷”风险
从更长远看，中国社保体系（尤其医保和养老保险）“暴雷”的可能性很大。国家社保体系看似是权威的、可靠的，但其实其与商业保险、企业投资、传销等有着本质的相似，都是需要不断有人“接盘”、收益大于亏空，才能维持它“击鼓传花”式的运转。而对于国家社保体系，只有经济上行、人口结构较年轻、财政充裕、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健康运转，保持盈余或起码收支平衡。
但如今中国的形势，则是经济日趋下行，人口老龄化严重、出生率低、财政紧张、社会各领域都面对风险和压力。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指望未来有足额的资金保障社保正常开支。其实这些年一些欠发达地区各种单位早已曝出不能正常支付工资、退休金、医保的情况，只是还相对分散零星。但随着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财政更加紧张，全国性的“暴雷”很可能爆发。2020-2022年疫情期间，不仅经济受到打击，大量医保费用被投入核酸检测、方舱医院建设等，造成大量浪费。之后几年医保报销收紧、许多人无法正常报销，就是滥用医保费用的后遗症。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官方出台了强制缴纳医保的“新政”，以司法解释方式出现，并冠以“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名义。若是在经济蓬勃发展、未来可以确定越来越好的情况下，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确实不失为有益的举措。但如今的形势下，这只是让中国老百姓尤其中下层劳动者背上更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未来是否能如约兑现养老金等社保收益，更是难以乐观。
根据之前中共官方在若干问题上的表现，如计划生育政策、共同富裕政策，都是曾经有美好和庄重的承诺，后来却违背诺言。如推行计划生育时，政府声称会由政府承担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所谓“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而到了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进入老年时，却又变成“养老不能靠政府”。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也说要“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还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就失败了”。如今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权贵特权愈演愈烈。这些前例都让国人难以对官方社保政策的美好画饼抱有信心，反而对其承诺充满怀疑。
社保争议根源在于分配不公
本次社保强缴争议，以及整个社保体系的问题，核心都在于分配不公平、中下层收入微薄和生活痛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确实“富起来了”，但贫富差距也日益加大，中下层民众虽解决了温饱，但收入仍然微薄，勉强可以支撑生活，但生活负担仍然沉重。中国大多数人物质上仍然并不富有，生活也缺乏安全感，处于难以承受风险和压力的脆弱状态。社保本是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平民基本生活、增强安全感的工具，但在中国却成了政府汲取民财富养官宦的手段，给民众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而人们对强缴社保的不满，也是对更深层次社会不公的愤怒爆发。
虽然中共官方在舆论宣传和教科书上，都强调要改革分配制度，如“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解决发展和国民所得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等，但这些都没有落到实处。宣传辞令和现实有着深深的鸿沟。
而想要解决社保争议、让社保真正成为促进公平和保障民生的有益之物，必须改革分配机制，无论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应重视公平，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收入，逐步取消福利保障的等级制和多轨制，并打击分配体系和社保运转中的腐败，对社保基金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保持高透明度和接受大众监督。当然这一切最重要是落到实处，而非停留在宣传和教科书上。
但令人悲观的是，这些年中国体制越发保守，分配制度改革停滞不前，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而政治体制没有改革，人民不能掌握权力，从根本上阻塞了各种有益改革的可能性。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权力掌握在占中国少数的既得利益者那里，他们当然不肯放弃特权和各种利益，包括高额收入和丰厚的保障。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化，大众不能参与“切蛋糕”，那只能成为菜单上的“糕点”，被围在餐桌旁的权贵及其追随者们点单、分食。而在根本制度变革之前，社保争议在内的各种民生困境，恐怕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