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油事件，看似一场地方维权，却是一面照妖镜。几个少年在校园里围殴同龄人，残暴画面冲上网络，让每位父母心头一震——如果那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呢？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霸凌者竟毫不掩饰地说：“都进几回了，没事。”短短一句，赤裸地揭穿了中国的潜规则：有背景、有关系，就可以没关系。

面对群众维权，中共基层官员的姿态与这些霸凌少年如出一辙；而中国老百姓，则如那被围殴的孩子般无力。当一群穿着制服的成年人在街头群殴公民，暴力的逻辑昭然若揭：权力免责、去人化，以及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盲目崇拜。这不是偶发的道德崩坏，而是制度长年输出的价值结晶，是一个高度等级化、不平等社会的缩影。

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化，从儿时起便灌输服从与权力崇拜——听话才是“好孩子”，平等与尊重被边缘化。校园里，霸凌缺乏有效申诉与处理机制，有背景者往往全身而退，“我爸是李刚”早已成了时代的符号。欺凌不仅被容忍，还被模仿为生存技巧。当这些人进入公权力系统，“以强欺弱”的本能不但没有被矫正，反而升级为制度化暴力：拳头换成警棍，受害者从同学变成公民。江油事件的施暴者，多来自政法与维稳部门，自认“代表国家”，于是殴打成了“履职”，暴力也获得了正当化的幻觉。

在中国的维稳语境中，抗议者会被迅速贴上“闹事分子”或“境外势力”的标签，公民的合法性瞬间被抹除——香港反送中便是最鲜明的例子。他们不再是有尊严、有权利的人，而只是需要被“处理”的风险因子。此时，动手不再是耻辱，而是“能办事”的政绩；在体制内，压得住群众就是升迁资本。正如蔡奇直言：“对群众要刺刀见红。”暴力从被默许，进一步变成了被奖励。

中共的处理手法早已形成惯性——“反官员，不反皇帝”。中央永远正确，地方才是替罪羊。从校园霸凌到群体事件，责任一路下推。当舆论沸腾，中央只需抛出几个地方官员祭旗，就能平息民怨，制度本身却稳如磐石。权力永远自上而下，责任则自下而上，替罪羊机制一次次重演，既消耗地方，也巩固中央的权威。

江油事件还踩中了另一根导火线——经济的脆弱期。青年失业率高，房地产市场深陷危机，出口连月下滑，民企信心低迷，外资撤离加速。从县城到大城市，人们陷入内卷、躺平、高失业的荒谬循环。整个社会如同干裂的森林，焦躁与不满遍地蔓延，任何一点火星——一次强拆、一宗命案、一次暴力执法——都可能点燃熊熊大火。

历史上，这样的星火比比皆是：2010年，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因遭警察羞辱、没收摊车而自焚，点燃阿拉伯之春；1980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催生团结工会，最终推倒共产政权；1989年，北京天安门的悼胡行动，从学生对改革的呼声燃成全国运动；2019年，香港反送中再度让世界见证火种的传播。这些事件的共通点在于——它们都诞生于经济压力与制度僵化并存之时，社会早已干到只等一根火柴。

今日中国的结构性压力，与这些案例并无本质不同。房市崩坏意味着中产资产的幻灭，青年失业切断了一整代人的上升通道，资讯封锁让不满在密室里闷烧。当生活没有出路，最细小的不公都会被放大成对整个体制的控诉。江油事件或许只是地方新闻，但在这个时代，它也可能是历史的转捩点——不是因为它特殊，而是因为它落在了最干燥的地方。

它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几名地方官员的去留，而在于能否成为一代人的觉醒时刻。不是事件在寻找群众，而是群众在等待事件。民主从来不是恩赐，而是每个人持续参与、日积月累的结果。当社会裂缝遍布，当干柴已经遍地，星火不必伟大。那一天，中国人民决定不再沉默，火光就会从缝隙中窜出，烧向整个天空。每一次沉默，都是为下一次爆发积蓄燃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正是中共长期竭力维稳的根本理由。

四川江油遭霸凌少女的母亲是聋哑人士，她跪在街头，希望民众能为她声张正义。图:翻摄自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