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制造的第一大冤案，就是所谓“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章罗联盟”。

章即章伯钧，罗即罗隆基。

章当时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交通部部长；罗任中共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

毛泽东“钦定”的“章罗联盟”

1957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在批判文汇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的同时，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这个社论出自毛泽东的手笔。“章罗联盟”是毛亲自送给章、罗的一顶吓人的政治大帽子。

毛泽东给章、罗的问题定了性，就等于在政治上判了他们的死刑。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用毛的话说，是一个“阳谋”。什么“阳谋”呢？就是先“引蛇出洞”，再“聚而歼之”。

“引蛇出洞”，就是在1957年4月由毛亲自出面，号召民主党派等给中共提意见，帮中共整风。

“聚而歼之”，就是当“蛇”都被引出“洞”之后，即毛认为的“反党言论”都被“鸣放”出来之后，1957年6月8日，毛立即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帮党整风”变成“反右运动”。

章、罗不知毛的“阳谋”，在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盛情邀请下，分别于5月21日、22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给中共提了意见，“扑通”一声，掉进毛设的“陷阱”里。

反右开始后，毛把“章罗”捏在一起，将他们变成一个“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的“章罗联盟”。

章起初不承认有“章罗联盟”，但是，随着批判升级，他且战且退，很快投降认输。

罗最初说：“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之后的表现是“又臭又硬”。但是，架不住一场接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剥皮抽筋、撕心裂肺、深入骨髓的批斗，从盛夏斗到寒冬，一直斗到12月26日，罗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这个检讨与毛给他下的结论基本相同，得到毛的认可。

章、罗被打成全国第一号、第二号右派；章的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被撤销，仅保留一个政协常委；罗的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务被撤销，仅保留一个政协委员。

据1958年1月的统计，民盟共“揪”出“右派分子”3378人，占盟员总数的10.5%，其中中央委员（含候补中委）59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委总数1/3，中央常委11人，占中央常委总数35%。

“章罗联盟”根本不存在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章伯钧、罗隆基是什么反应呢？章伯钧的女儿章怡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父亲阅后大惊，说：“我这次讲话（指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他怃然良久，又道：“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

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是的，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

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为什么罗隆基这么说呢？

了解中国民主同盟历史的人都知道，从民盟成立第一天起，章、罗就是冤家对头。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共支持下，于1941年在重庆成立的。同盟内有三党三派。三党是指章伯钧领导的第三党（即后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左舜生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三派是指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后有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加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民盟内得势的，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和章伯钧领导的第三党。在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被赶走、黄炎培转到中国民主建国会当负责人后，罗隆基便拉潘光旦、张东荪等10在民盟内组成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专门制衡章伯钧的人马。

1949年中共建政后，民盟中央内部仍是两派：一是以章伯钧、史良联手的当权派，因得到中共统战部支持，自命为左派；一是以罗隆基、张东荪为首的非当权派，具英美文化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被视为右派。

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章、罗两派意见经常不一致，见面就吵。

上述情况，无论是负责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还是毛泽东、周恩来，都心知肚明。

但是，毛为了打倒章、罗，硬是把他们“捏”在一起，搞了一个所谓的“章罗联盟”。一通乱拳痛打，把章、罗打成了孤家寡人。

毛为什么拿章、罗开刀呢？

第一，毛要搞一党独裁。

1949年中共建政后，因为中共权力基础还不稳固，虽然中共是执政党，为了稳住阵脚，对民主党派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允许八个民主党派存在。在八个民主党派中，民盟是影响最大的。

毛通过反右，反章、罗，反“章罗联盟”，把民盟收拾得服服帖帖了，其他民主党派也就都服服帖帖了，中共一党独裁才大功告成。

事实证明：毛通过反章罗联盟，达到了这个目的。当时，民盟中央主席是沈钧儒。1957年，沈钧儒已是82岁的耄耋老人。

章怡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反右以后，沈钧儒常在衣袋中放一纸条。上书：‘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写到这里，我的两眼都是泪。一寸之心，如万刺千锥！‘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沈钧儒何许人也？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考中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又留学日本，专攻法政。一生经历多次改朝换代，始终以民主立宪为志。辛亥革命前夕积极倒袁（世凯），因反对曹锟贿选，受北洋军阀通缉。‘四、一二’事变，险遭枪决。上个世纪30年代组织‘政治讨论会’以推进宪政运动。他是著名‘七君子’之首；他是中国著名大律师；他是有名的教育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长。轻尘弱草，月折日磨。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萧萧风尘，卷走了所有的流光遗韵。‘易代’大多是要流血的，‘易代’在一个人的生命和心灵里同样也是流血的。”

一场反右运动，民盟终于被毛“改造”成“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听话党”。

民盟“顺服”，其他民主党派“顺服”之后，中国自此进入中共一党独裁时代。

第二，毛要搞个人独裁。

毛要搞个人独裁，最大障碍之一是，中国还存在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

从1950年开始，毛就发动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包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的唯心主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加上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高饶反党联盟”，反“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等运动，毛将中国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脊梁骨”都打断了。

但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代表的一批受过欧美教育的大知识分子还没有被训服。这成为毛的一大心病。

章伯钧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初回国，应郭沫若之聘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

罗隆基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曾任清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

以章、罗为代表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仅学贯中西，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而且对西方的民主宪政都有研究，且心向往之。

1957年4月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帮党整风后，5月21日，章伯钧有一个发言。章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章的这个发言，被中共概括为“政治设计院”。

5月22日，罗隆基有个发言。罗建议由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委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大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发言，被中共概括为“平反委员会”。

在毛看来，只有中共才配搞“政治设计”，民主党派怎么能搞“政治设计”？中共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怎么能让民主党派来“平反”？

于是，毛拿章、罗开刀，一口气打了55万多右派分子。而据解密中央档案，全国实际划出的右派分子超过317万人。

一场反右运动，中国知识精英几乎全部被打倒，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从此，异议之声几乎断绝，毛终于“定于一尊”了。

第三，毛整章、罗还有历史根源。

毛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喝过洋墨水，最高学历是湖南师范毕业。

1919年，毛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月薪仅8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直到1936年毛还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那时）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1925年，毛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将章、罗这样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划入“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之列，称他们是“反革命”或“半反革命”。

据《黄克诚自述》讲，1949年5月，毛在北平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时，两人在晚餐时边吃边谈。毛问：“你认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毛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毛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就必然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附属物——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50年，毛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相当多数，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洋媚外、媚美，与我们格格不入，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到了1957年，毛通过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精英来了一次疾风暴雨般的大清洗。反右运动因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次锥心刺骨的大劫难。

结语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平反冤假错案。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99%的右派平反。在中央一级，只有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五个右派没有平反。为什么这5人不给平反？因为邓小平说了，反右运动没有错，错在“扩大化”。

为什么邓小平说反右的错误只是“扩大化”了呢？因为当年邓小平是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如上所述，“章罗联盟”根本不存在，章、罗也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邓不给章、罗等5人平反，不是因为他们是右派分子，而是为了保全邓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