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5日，印刻编辑陈健瑜杀青《雨烟雪盐》之际写道：
‘真正“无家可归”的人，那愁苦与憾恨则是无法言说的，就算12年9本书接续出版，我恐也难以完全理解苏晓康老师的巨大悲怆，虽然他总说，“你感同身受”“你说到我心里”，可我又能明白多少呢？他身上扛着自“河殇”“六四”以来沉重的历史担子，要面对的是一次又一次伤病袭击的灭顶之灾，持续不断的写作，仿佛也是反复地拷问自己，流亡的意义，生存的意义，坚持下去的意义，这世界，还有可能变好吗？有时我们闲聊难免忧心当前局势，他倒是乐观安慰，台湾清醒的人很多，很强的，要我们珍惜台湾的福利和健保……说着说着，他丢来一张近照，原来是当年搭救他的香港朱牧师到美国拜访他们，接着他说：“他救出我们，自己现在无家可归！”
瞬间被什么击中。
我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心里想的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啊。’
她把‘无家可归，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困境’这句话印在封面上。
一、许倬云：“无家可归”
其实这句话，是“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时，我从许倬云教授那里听来的，那次我在华盛顿有幸请教许教授：从“五四”到“六四”，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充当这么一个尴尬的角色？
许先生说他只能从历史长程看问题。他认为，古代中国读书人，原本就是游历与朝廷和民间之间的。不过儒家靠他们那套学说有整合社会的能力，一方面可以批评皇帝，另方面可以教化民众；一旦他与皇权闹翻，他可以回到家乡去耕田种地，同时教子弟读书。有家可归是古代儒生不怕皇权的退路。
“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没了这条退路。你看有哪一个做大官的或在大学里教书的读书人，后来回到他的家乡去了？没有。在共产体制下，这种情形就更严重。毛泽东老把知识分子往底层赶，他知道你到那里就没用了。而知识分子就老想回到上层，回到官场上去。邓小平上台以后，说了一句要搞改革，大家都纷纷回到体制内去帮助共产党。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当然，古代儒生的道德勇气，来源于他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他靠儒家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念能够整合社会，在这个过程可以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强大。他一方面使皇帝相信，你的道德资质远比你的权力更要紧；另一方面他又向民众宣布，我是你的精神导师，整个社会以伦理道德为轴心，这个轴心又立于儒生的胸中，他自然是顶天立地的。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崩溃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转而去代表西方的文化价值，他一下就从巨人变成侏儒。对于还滞留在前现代的中国，西方观念不为民众所接受，也无法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只有毛泽东靠着最具摧毁力的传统农民这支力量，取得令人炫目的事功。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自己做不到，毛泽东做到了，于是纷纷臣服于他。这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整体沦丧，其中悲苦，不必细说。陈寅恪在分析王国维何故自杀时说过这样的意思，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崩溃了，必然会给它的文化人带来灾难。他仿佛是预见到了日后的浩劫。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能不能靠儒家的传统思想来恢复胸中那股“浩然之气”？“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恢复道德勇气的第一步，就是担当社会良知的代表，为民请命，伸张正义。这种角色依然陷入尴尬，因为共产党政权并不跟你讲良知。它会把它“最优秀”也“最忠诚”的党员，如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开除出党。这就逼出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不会再去充当儒生的传统角色，而要站到共产党体制外搞民主政治。这一来，他们又同那个传统社会有距离了。
八九前夕，方励之想组成知识分子的压力集团，却没有多少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肯同他为伍，这便种下了学潮中知识分子始终不能形成有效组织的前因，进而也注定了如今海外民运组织缺乏成熟政治领袖。以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难艰，从传统人格转换为现代独立人格的难艰，都妨碍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他们陷入一个巨大的悖论：不借助传统他便无力，而他的目标正是要改变这个传统社会。
“五四”运动一百一十一周年，许倬云教授又说，“中国文化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也许，因此而令“五四”到今天，已成为一个负面的源头。
二、中国文化只剩皮毛
（我不知道这是许倬云教授何时的讲话，然而讲得沉痛、具体、生动，尤其他说中国富了以后更庸俗，一针见血，总根子是价值系统崩溃了，他也提到神，说西方的病根在此，而他希望从中国儒家中找到补充，我则觉得更加枉然。）
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作风，奥运开幕式，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
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page]
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其实没有真正的内容。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浓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是不如此。
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MZ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RQ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
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MQ思想、RQ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
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
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
这次经济风暴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
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的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
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国家体制要改变，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
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觉察以繁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内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
所以，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而我的目标是希望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身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身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三、唐君毅：花果飘零
我没想到唐君毅先生的著作题名用了“花果飘零”四个字，他自是从儒家来讲天地闭之后的个人精神重建，我则恓惶惶的犹记三十年前，那场大屠杀之后“花果飘零”，有多少“知识精英”因为害怕被中共整成“长胡子精英”，而仓促离乡辞庙，漂流海外，三十年下来，已经辞世的就有好几位了。当年我也留下一文，留下了当年的恓惶——
三年前中国有一句调侃：“精英”不是在外头（国外），就是在里头（狱中）。套用一句台湾爱用的文雅用语，这大概也叫作“花果飘零”吧。飘零者，散落海外也。一九四九年有过一次大规摸“飘零”；没几年，“飘”到港台的，又陆陆续续往欧美“飘”。总之，凡“飘”出去的便渐渐被“里面”遗忘，如我辈（“文革”一代）对胡适先生除“美帝文化走狗”之外一无所知。这是一层。另一层是，据说当时“飘”出来的人，忽然听说“里面”好得很，连“文革”那时杀成一团，也浑然不觉，许多人又“飘”回去了，结果吃了很多苦头，又往外“飘”。
如今也是这样。不过相去三年，“里面”对飘零在外的“花果们”，已渐渐露出戏虐的意思，说你们前几年也“风光”够了，该轮着下一拨人“风光”了。港刊上也有了这样的文字：“曾几何时，前些年许多艰涩而红火的试验、颠覆，新进口的理论，才出笼的先锋，转眼纷纷已成过景黄花，寂寞得很了”。据说，也没人去附和官方的讨伐，只是大伙儿对“精英文化”已经厌了，如今热的是平民的俗文化和肥皂剧。再说“飘”在外面的人，也渐渐对“里面”生疏起来，摸不着感觉了，先是众口一词“天下将大乱”，继而又说里面“黄金滚滚”，不少人心里痒痒的又想往回“飘”了。
秋天在哈佛见到一些里面出来的朋友，大概都是搞学术的，个个声称不看报不问天下事，有的沉入考据癖之中；有的一派政治冷感，极言“中国不会变，谁死了也不会变”，好象特意要对海外求变心切兜头泼一盆冷水。
说起里面的光景，“毛泽东热”已是旧闻，什么“中华大家唱”、“易经”热、辞典热、“文化衫”变成“语录衫”、“唐诗今译”发行二十七万册、北大青年教师重注“十三经”等等，我都懵了。
一个月后又见到另外的朋友，却说起这几年里面“自由化分子”能做的唯一动作，就是反“左”，那艰难程度比起当初反“凡是派”还甚十倍，仿佛十年白过了，一切从头来，好不容易借了“邓南巡”讲话的“东风”，说来凄凉。我听了这些，忽然觉出自己已然是一个局外人了，再难“进入”中国去——我既很难冷漠，也很难为邓的讲话所激动，大概也不爱看肥皂剧和“唐诗今译”。
[page]
九零年代有一次我去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渴望拜谒名重一时的柏扬、陈映真和李敖。柏扬从台北郊外的山上赶来会我，仿佛离市嚣已经很远。在一个饭局上见陈映真，看上去眼色迷蒙、一脸厌世。再打听李敖，说已经躲出台北。我这才意识到，三位名士如今都已在尘世之外。向台湾人打听他们，会召来一顿奚落：都什么年月了？
那时台湾的出版界很惨，书店里只有最年轻的女歌星的最短的格言集畅销，大家对另一种语言——立法院里的“肢体语言”又想看又烦心。朋友告诉我，当年的文化精英已成古董，如今台湾是政治精英和大众文化明星的天下。
还有人记得林怀民吗？二十多年前台湾文化艺术脱出体制的第一步，就是从他的“云门”开始的。台上台下一起流泪，台湾成了“国际孤儿”，执政党和文化人都需要“本土化”。这情形，就如同后来邓小平和大陆知识分子，都需要“伤痕文学”一样。
看来，两岸的结局差不多，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反体制的文化力量同归于尽，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消费文化。虽然这在台湾，是经“美丽岛”事件的压力而促使蒋经国变革，而在大陆则是经由一场流血，在刺刀下将文化精英赶到“外头”和“里头”。不过我想，既使没有“六四”，商业化的大潮也已势不可当，文化摆脱政治魔咒之后，还会套上商业化的魔咒，这个趋势是注定的。
所以，海外文化人还未结束政治流亡，恐怕要准备另一个更漫长的“文化流亡”了。
四、杜维明发明“文化中国”却忘了大众文化
杜维明讲“文化中国”，有三个意义世界，新加坡来的学者郭振宇说，你忘了一个“世界”——大众文化。那些流行音乐卡带、KTV、卡拉OK、香港电影、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已是“中国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超越地理上的“三个意义世界”，在所有中国人的世界蹦来蹦去，所向披靡。台湾“小虎队”打遍两岸，四年赢利四千万美元，“亚洲周刊”称“小虎队统一中国”。其实在海外的一般中国人当中，哪里有中国文化的主流?能有的就是这种中文式的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是港台商业社会的分泌物，以其经济强势，已对大陆构成绝对优势的文化霸权，在后现代的中国，或许成为主流。它的源头活水，大约是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孕育的市民文化（中心），后来同地域性的岭南文化、闽南文化（边陲）杂交而成，这就如同台湾的通俗小说，都要拜当年上海租界里的张爱玲为鼻祖。
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虽不过比大陆早了十年，却使两岸处于两个时代。台湾因七零年代先得技术文明和消费文明而占据高屋建翎之势，大陆迟至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势必成为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文化消费品的倾销市场，这种情形，正如台湾在经济起飞时成为美国和日本的市场一样。
这种落差，又是因为港台处于西方体系之内，其体制虽也钳制民间对政治的参与，却同时给民众以不参与的“自由”，因此给社会留下通向世俗的巨大空间，各种“次级文化”或“亚文化”都可以在政治禁忌之外发展;而大陆由于对文化资源和人的心灵的过度摧残和禁锢，“次级文化”无从滋生，“文革”后文化的复苏需要向外借助一个推力，这在知识界产生对西方各种思潮流派的囫囵吞枣的现象，在民间则产生借港台通俗文化而世俗化的现象。
如今大陆毕竟在一场血的祭奠之下，放纵了民间次级文化的滋生，于是，在那最古老也最现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边缘的北京，大陆人自己的市民文化，从崔健的西北风摇滚到葛优的大陆版“无厘头”，从王朔的“痞子文学”到毛阿敏的演唱会，真正肆无忌惮地——没有政治禁固也没有精英压制——成长起来了。
五、小传统反大传统
市民文化的兴起，淡化政治色彩，无意识形态倾向，却有反“精英”倾向。
文化空间的获得，原本是仰仗一个庞大的文化买方市场的兴起，文化产品迅速变成了商品，使得任何精神层面的影响——无论官方的还是知识精英的——都必须减弱到市场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恰好形成一种张力，产生了精神上的中间地带。同时，文化的市场化迫使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都必须走大众化的路线，这种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和传播方式，都是精英文化所不适应的。
在中国文化当中，大传统（精英）与小传统（民俗）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从未消除；一百年来传统的式微，又产生如毛泽东一类利用小传统反大传统的能手，使两者在深层蕴涵着敌意。
大众文化在中国有双重的边缘性——文化上的和地理上的，它由边陲侵入中心，对大传统下的精英文化构成挑战，就象历史上的边缘人入侵中心，将文化人边缘化；同时，以传统包装现代，廉价出售，将民俗文化（小传统）)商品化。
地处儒家文化区边陲的港台消费文化，冲击着处于前现代的大陆，以浓厚的西洋化和反传统特色对其“反哺”，并召唤大陆市民文化的兴起，从价值观念到话语系统都迅速将大陆解构。
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以西方中心主义和经济强势为后盾的现代消费文明及其痞子文化（kitch cultuer），到处都在瓦解着人类的传统价值，也创造着多元的前景。
[page]
然而，真实的多元是不可能了。消费文化的统一性，正在于市场的统一性，和感觉被复制的单一性。利润与欲望宣泄的结合，使文化变成工业，利用人的弱点和文化的弱点达到最大利润。一切都表现为对时间的高度敏感，以瞬间顶替永恒，将哲理和刺激煮成一锅，先锋派也向通俗化妥协，逃避生活的方式就是玩艺术——
中国正在溶入世界市场。她变得越来越世界性但也让我们越来越陌生了。
六、“信天游”与黑豹互相捉摸
诗词大家叶嘉莹刚与言情大家琼瑶先后离世，恰好一雅一俗，雅者“悄悄的我走了”，俗者声名大噪，倒不是她所谓“轻生”，毕竟读者遍天下，坊间又褒贬蜂起，诗词会有几人读？中文世界早是“下里巴人”菜院子，阳春白雪凋零净尽，这颇可比拟于唐君毅以“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形容保守之意义与价值的衰落，中文文坛送走这一雅一俗两大家，真乃雅俗两气皆衰矣！诗词是不要说了，通俗小说门类中，比言情还要大宗的武侠如金庸，走在2018年。
雅俗自古已分，可是人类越往后走越俗，雅所剩无几。加之，中国文化又有大传统（精英）与小传统（民俗）之分，两者之间紧张和冲突，千年未消；西学东渐，文明衰败，百年激进，大传统式微，出来如毛泽东一类光棍，喜好玩耍三教九流，亦是利用小传统反大传统的能手，一时沉杂泛起。
一场文化大革命，对大传统（价值体系）釜底抽薪，小传统里反而吸收了“造反有理”的新资源。
十年开放，一场流血，再加上后来二十年的"挂羊头卖狗肉"，接下来是些什么呢？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就在《河殇》旋风刮过，还在“六四”屠杀后的恐怖中，中国大陆仿佛在血腥中飘荡起一股“西北风”。甚至我逃亡到一个边陲小镇，那商业街上的所有商店、饭馆、旅社中的各种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黄土高坡〉；这旋律伴随着我离乡背井初期的感伤。
“西北风”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过渡插曲，至今对它没有到位的诠释。一说它是以“草根”的阳刚，抗拒“邓丽君”的悱恻缠绵。又说大陆流行乐坛摆脱模仿港台的第一步，是回归西北的“黄土情结”；好像那里是一个充沛的源头活水。“西北风”也总拉上崔健的摇滚，然而崔健对采访他的查建英说，“西北风”不过是一种“商业的东西”，他自己的摇滚则是“模仿西方”；因为“他们那种追求自由的个性，正是我们东方人缺乏的。”——这小子不只有音乐细胞，观念上也绝对先锋前卫。
“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成了什么模样？有一次我去哈佛听人讲，“毛泽东热”已是旧闻，什么“中华大家唱”、“易经”热、辞典热、“文化衫”变成“语录衫”、“唐诗今译”发行二十七万册、北大青年教师重注“十三经”等等，在场的人都懵了。
这些，好像北京那只"黑豹"摇滚乐队唱得有点儿模样：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想一想是相互捉摸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装着正派面带笑容
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也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不再相信
不再相信什么道理
人们已经是如此冷漠
不再回忆
回忆什么过去
现在已不是从前的我⋯⋯
在一场血的祭奠之下，在那最古老也最现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边缘的北京，大陆自己的市民文化，从崔健的西北风摇滚到葛优的大陆版“无厘头”，从王朔的“痞子文学”到毛阿敏的演唱会，有点肆无忌惮地放纵起来，直到中南海里住进来一个陕北人。
我至今还记得，四九后中国文化最贫瘠的时光，就是“八个样板戏”时代，几乎人人可以跟着大喇叭哼几句沙家浜什么的，到省城以下就是地方样板戏而非京剧了。
那个陕北人不会让几亿人唱“黄土高坡”的，
可是他会不会只准中国剩下一首《东方红》，还真说不定。
中国在改变，但注定不会再按照某一种理想去塑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