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2025：父亲38年忌
·郑国和·
1987年2月7日，父亲中风卧床一年后去世，享年81岁。多年来，每逢一月底、二月初，我都想写点什么纪念他，却一直没有动笔。今年2月7日到来之际，我谨以此文献给父亲38年忌。
说起来我没动笔的主要原因是对父亲所知甚少——我和他一起生活只有6岁前约5年时间。为写此文，近日我重读了三份资料：大姐2004年写的11页“郑家资料”手稿、她2011年自费出版的回忆录《我的故事》，以及大哥21页的回忆录——这是2023年我回国探亲时得到的。这三份资料粗略地勾勒出我这个家中老末出生前父亲经历的轮廓。若将这个轮廓与我自己对父亲的记忆合起来看，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早年成长期、中年起落期、逃亡求生期、劳动改造期和安度晚年期。
早年成长期（1906-1935）
从早年到结婚再到我大姐出生是父亲的第一个时期，跨度约28年。父亲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社旗县社旗镇。我在汉口长大，对这个河南地名一无所知。可是查维基百科，发现它原来是个中国历史名镇。社旗原名赊旗。“赊”字源自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当年他路过此镇曾赊账并借写有“刘记”字样的店旗起义，刘秀称帝后将他赊过账的店改名“赊旗店“。由于这个掌故该镇历史上一直称作赊旗。“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于1965年11月13日将县名由“赊旗”改为谐音词“社旗”，寓意“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此外，“社旗”又名“赊店”，意指“赊账刘记店“，难怪记忆中父母亲从未用过“社旗”这个名称，倒是常常提起“店儿上”。这是当年社旗及周边百姓对“赊店”的叫法吧。社旗又是个商业重镇，古代茶叶之路的水旱码头中转站。闻名于世的砖茶从其产地湖北咸宁羊楼洞启程登上万里茶道远赴欧亚各国，第一站是汉口，第二站就是赊店，从那里由马车运至北方以及蒙古、俄罗斯等地。
与那个年代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人不同，出生在这个商业重镇的父亲从小对外部世界多有了解，深知学习知识文化的重要性。他青少年时代上过私塾，也做过学徒，后者的经历让他很早就接触到社会，磨练了生活的本领。大姐这样回忆她的少女时代：“年三十的晚上，父亲总是一边做事，一边教我们珠算。他说他年轻时当学徒，每天做完店铺的事后，晚上自学珠算”。
中俄万里茶道示意图。“赊店”是起点后的第二站。
我祖父母的家境不错。他们住在社旗镇庙门街，有着单门独户的房子，深深的院落，还有当街的店铺生意。父亲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四。可惜我的叔叔伯伯们不争气。大伯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其他的几兄弟也都好吃懒做，导致原本兴旺的家境渐渐衰落。父母的结合是那个年代常见的包办婚姻，但婚后的父母感情尚可。可是母亲与我祖母和父亲几个兄弟的关系很差，也常因此与父亲吵架，吓得幼年的大姐大声哭叫、不知所措。我想祖父母家道中落、父亲兄弟几个不务正业、坐吃山空是家庭关系不和的原因之一吧。这个推理的根据是父亲从未对我们几个孩子说起过叔叔伯伯们，所以至今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连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家庭关系不和的另一个原因是母亲的教养和见识。她是个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接受了教育的女子，有知识、有文化，积极进取，对家庭成员的举止有自己的规范，对理想的家庭生活也有自己的憧憬。这样的母亲当然无法忍受婆婆家的气氛，更不可能与我叔叔伯伯们营造出融洽的关系。当有学校聘请年轻的母亲任教时，母亲毅然提出了分家。于是父母搬到了社旗镇以东70里的泌阳县闪庄。母亲先后在离闪庄不远的羊册镇和郭集镇任小学教员，后任校长，一步一步地筑起了自己的小家。对今天的人来说儿女长大分家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据大姐的回忆，当年母亲是在挨打挨骂的虐待中通过绝食斗争才实现分家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的叔叔伯伯们土改时大概率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被划为地主，而是像电影《活着》中葛优扮演的徐福贵那样因惯赌败光家产却在土改时因祸得福。徐福贵的原型是小说《活着》作者余华的爷爷。关于他们家的因祸得福，余华说“我和我父亲都要感谢我爷爷不是个正经人”。
中年起落期（1936-1950）
搬到闪庄后父亲进入了他长达14年的中年期。闪庄是母亲的娘家村，是河南回民聚居区的村庄之一。父亲一个外姓人搬到闪庄等于是成了上门女婿，是当时没本事的穷苦男子充当的角色。按理说这样的父亲在闪庄不被欺负不受歧视就算幸运，然而父亲人到中年的这个转折似乎比较成功，因为后来他居然当上了村里的保长。查维基百科，
保长为中国明清两代及民国时乡官的一种，是最基层的半公职人员，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秩序，承担州县科派的差务，催促钱粮税收。也执行赈灾等事务。保长是兼职、志愿的。保长通常由年力精壮、为人诚实、有家室、通晓事务、勤慎老成、谙练公事、身家殷实、为众人所推服者出任。
网易也列出当保长的条件：25岁以上，在本地有一定名望，能够吃苦耐劳，有一定财力。既然父亲事实上当上了民国时期中国农村这个基层乡官，他应该至少大体上符合以上的条件吧。
或许父亲的私塾教育、社旗镇出身和他当学徒的经历使他相对于多数闪庄人更加“通晓事务、勤慎老成、谙练公事”吧。关于“身家殷实”这个经济实力的条件，大哥以下的回忆使我相信母亲作为教员、校长的收入贡献不小：“母亲先后在羊册、郭集教书，手里有积蓄，省吃俭用，也买了一些地，我们家在闪庄可以说是暴发户”。“暴发户”这个词不仅指“短时间内取得了可观财富的人”，而且往往带有“举止不脱粗俗”甚至“为富不仁”等贬义。我想这里大哥用的只是前一个意思。路遥的成名作《人生》开头讲1970年代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失去了他在陕北农村民办小学的教员职位。虽然时代不同，不能简单类推，高加林对失去小学教员职位的无限惋惜可以帮助我们推测母亲在1930-40年代河南农村的社会地位和报酬水准。土改时期《人民日报》关于河南辉县南平乐村地主张自如的调查显示“他家的生活不错，因为他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师“（秦晖文，《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这个调查为我的推测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至于“众人所推服者”的条件，大哥认为“闪庄的三个舅舅的势力“帮了父亲的忙。我觉得这个理由说不通，因为如果舅舅们“实力可观”，那么作为闪庄人的某个舅舅当上保长不是更合情理吗？所以我更赞同大哥接着给出的理由：“【父亲】小时候上过私塾，还在杂货店当过学徒，本庄的人及附近庄上的人从各方面看都认为他是个人物，能替乡亲们办事，为乡亲们说话，是他们眼中的最佳人选。“
母亲的小学教员、校长身份可能也帮助父亲积累了人望——在那个文盲率高达90%的时代，母亲这个学校先生在乡亲们眼中当然是个文化人，她因职业关系肯定与众多学生家长有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她通晓世界事物，熟读《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文学古典，又写一手漂亮的柳体毛笔字，这些也帮助父亲在村民心中树立了乡绅的形象吧。——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大姐大哥“儒卿”和“儒君”的名字恐怕也是一生喜爱《儒林外史》的母亲所取，以寄托她对儿女长大后能知书达理的希望吧。
维基百科里还说“历史上大部分保长都能忠实履行公职，但偶尔也有滥权和敲诈的事件。”网易上说“民国时期的保长通常由当地的地主、土豪、顽劣担任，保长的工资虽然很低，但是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鱼肉乡里，鲜有公正的好保长。”我当然无法确定父亲当年是否有鱼肉乡里的行为。不过从今天中国“无官不腐”、“越反越贪“的报道不绝于耳看，即使父亲有滥权行为也不奇怪，因为腐败是人性使然，自古如此，今后也不会变。最有效的防腐手段不是指望某人道德高尚，而是建立相关的制度。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最近曝光的美国社保金怪象是关于这一点的最新证据：百岁以上老人超过2000万，甚至有人高达360岁，且社保号多出实际公民6000万。——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见证了父亲一生的高光时刻。
[page]
然而，父亲的中年期恰逢中国兵荒马乱，天灾频发：日本侵华，1942年河南大饥荒，1943年蝗灾，国共内战和“新中国”成立不久的土改。泌阳县、闪庄和我们家当然不能幸免这些动荡和天灾。比如《泌阳县志大事记》里这样记载了1939年本县的抗日战争：
5月3日，日本侵略军出动12架飞机轰炸泌阳县城和赊湾，投弹40余枚，炸毁民房2100百多间，炸死炸伤居民40余人。11日下午，四架日机再次轰炸县城，投弹30余枚，炸毁民房60余间，炸死炸伤21人。12日上午，16架日机又在县城，沙河店，龙王庙，官庄等地投弹120余枚，炸毁民房1900多间，炸死炸伤43人。秋，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莫特莱（Agnes Smedley）女士由上海来泌阳访问，县城数千人集会欢迎，她在会上发表了抗日演讲，两天后去南阳。12月，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发动冬季攻势，以期从日军手中夺回信阳。泌阳人民组织担架，募捐布鞋，积极支援抗日，受到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和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的赞扬。（《泌阳县志大事记》21页）
大姐在《我的故事》里这样回忆她的抗战经历：
最害怕的是跑日本人的飞机，只要听到由远而近的嗡嗡声，全村人都乱跑，想办法躲蔽起来，否则飞机扫射会死人的。听说日本人要进村子，全村几百人，男女老少都跑到罗汉山上去，大人用带的熟绿豆给孩子们充饥。待几日后，再派年轻力壮的人回村探听消息，然后决定山上大批的人能否回村。这种躲来躲去的日子，每年有好几次，所以我的小学是经常停课的。
大姐说日本人进村前全村几百个男女老少都跑到罗汉山躲避，日本人走了再回村。那么，日寇要来的情报是怎么得到的呢？得到情报后向谁报告呢？几百号村民先到山上避难，日本人走后再回村。这么多男女老少参加的大行动，而且情况每次都万分紧急，没有人组织指挥是不可想象的。这个组织指挥者无疑是担任保长的父亲吧——那是他的职责所在呀。电影《地道战》讲的是高家庄人民抗击日本鬼子的故事，但高家庄男女老少的行动都是在村长高老忠和他儿子民兵队长高传宝的指挥下进行的。故事里的高老忠其实就是个保长，他之所以叫村长是因为高家庄地处冀中根据地吧。换言之，父亲当时履行了和高老忠一样的职责，指挥了保护闪庄村民的行动，只不过没有像高老忠那样被日本人杀害罢了。
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泌阳县志大事记》的记载极简：“春，风，旱成灾，入夏尤旱，庄稼无收。人多以草根树皮充饥，有的人卖儿鬻女度日，时全县逃荒要饭者达6万之多。”关于1943年整年《泌阳县志大事记》里的记载仅一行字：“8月，飞蝗过境，大部秋禾被食”。大姐关于这两大灾年的证词虽也简略，却是亲历者提供的当年我家情况的一手资料：“1942年河南大旱，第二年蝗虫灾害，庄稼绝收。老百姓有饿死的。我们家也吃过榆树皮拌野菜，青大麦粒等代食品。”大灾年仅4-5岁的大哥对1943年蝗灾的记忆非常具体：“在我的记忆中，【1943年蝗灾时】乡亲们把蝗虫用装粮食的布袋子装起来。装满的一袋一袋蝗虫交到保公所，就是我们家，有几袋蝗虫就堆在我们院子里。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今年大年初一我和大哥视频拜年时他告诉我母亲也要过饭。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河南大饥荒，我翻开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这是一部发表于1993年的纪实小说。根据他对家人、乡亲、当年中外记者的报道和政府救灾不力的调查，作者讲述了他的故乡河南大旱加蝗灾饿死人口十分之一（三百万）的故事。冯小刚读完这部作品后感叹：“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2012年冯小刚根据小说导演了电影《一九四二》，将70年前河南大饥荒的惨烈景象重现在国人面前。《温故一九四二》将统治者的“大历史“和民间视角”小历史“互相交织，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可是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处。第一处是他与92岁姥娘的对话：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饿死的】也就三百万了。我问：“没死的呢？”姥娘：“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姥娘，你呢？”姥娘：“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这段对话说明当年的地主并不像教科书说的都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白毛女》里的黄世仁或者《收租院》里的刘文彩。近年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三个形象均为编造。
第二处是作者令人震撼，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最后结论：
那时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中。照此下去，我想我故乡的河南人，总有一天会被饿死光。，，，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民族灾难深重的这一时期也见证了父亲的低谷时期。也是在1943-44年，任保长的父亲遭遇了牢狱之灾。大姐回忆说：“解放前父亲坐过牢，记得当时我妹妹才一两岁，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去狱中看过他，他的双脚带着铁镣，走起路来哗哗作响。”大哥的回忆提到父亲坐牢的地点和原因：
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牛车上，向闪庄的东南方古城寨走，跟着妈妈到古城寨去看望被关押在那里中央军大牢中的父亲。我长大点后才听母亲讲，是父亲当保长的时候派庄上的保丁到贾田征兵，征兵的对象是贾田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征兵过程中发生纠纷，保丁开枪打死了这家的儿子，结果追究起来，责任就落在了父亲的头上。我看到了被关押的父亲。他的双脚戴着沉重的脚镣，一动就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
（我从未在老家生活过，但查地图发现贾田在闪庄北面约4公里。中间隔着潘庄、孙庄、龙台、石台四个村子。父亲派人去贾田征兵，难道他的管辖范围也包括贾田等北面的几个村子吗？这不大可能，因为“一甲10户，一保10甲”即100户。大哥回忆录里”说本庄的人及附近庄上的人“推举父亲当保长。不知这个细节能否解释父亲的贾田征兵。）
“中央军”是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通称，即抗战以及国共内战时的国民革命军。《泌阳县志大事记》1938年里记载：“五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来泌阳视察国防工事，分别在沙河店，向沙关群众大会上发表抗日演讲。历时六天，后去舞阳。”可见大哥说的“征兵”由中央军负责，征兵过程中出了问题也由他们处理。
“征兵”俗称“抓壮丁“。提起“抓壮丁“，我们这代人都会想起1963年八一制片厂的喜剧《抓壮丁》。电影讲述了民国时期四川华蓥山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与保长、地主老财等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以抗日为幌子大抓壮丁，从贫苦百姓身上榨取钱财，迫使贫苦百姓揭竿而起的故事。2004年该电影被改编成26集电视剧《王保长新传》，主题不变。百度电影简介里“以抗日为幌子”的说法显然是“国民党不抗日”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可是随着大陆《血战台儿庄》的上映，这个宏大叙事本身也在不断演变。就父亲的低谷而言，他执行征兵的对象不是穷苦农民，而是“一个大户人家”；不仅没有像《抓壮丁》或者《王保长新传》里的王保长那样捞到钱，反而吃官司坐了大牢。父亲遭此大难的时候，母亲却异常镇定，稳住了一家大小的人心。据大哥回忆，“母亲认为保长是绝不会让保丁打死征兵对象的。咱们没做亏心事，心里不着慌。”母亲的见识在我们家面临危机时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果然不久父亲就获释了。
逃亡求生期（1950-1958）
抗战期间父亲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征兵引起的牢狱之灾，然而几年后一场更大的危机又降临到他的头上，这场危机迫使父亲于1950年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亡命，先从闪庄逃到驻马店，再从驻马店逃到漯河，最后从漯河隐姓埋名逃到了汉口。
这场危机就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的土改，即“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1927-1937）有一场先行运动叫“土地革命”，中共党史因此将那一时期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的“八七会议“提出了“枪杆子子里面出政权”的方针，并把“打土豪、分田地”确立为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说主要的斗争方式不是斗地主，而是杀地主。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抗战期间，为了联合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打土豪、分田地”被改为更为温和的“减租减息”。然而，抗战胜利后国共二次内战期间解放区恢复实行土地革命的做法，“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土地改革法》颁布，土改在全国展开。根据1954年12月出版的内部资料，“1949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河南省土改分三批进行……第三批共有6个市郊区和【泌阳等】43个县，人口1400余万，时间是1950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印内部资料《河南省土地改革文献》上册，1954年12月出版。2页）可见闪庄土改的时间是1950年冬至1951年春。如下所述，父亲的出逃与土改文献记载的时间完全一致。
从其性质来看，“土地革命”这个名称比“土地改革”更确切，因为土改也是伴随着流血暴力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写道：
建国后【土地革命的做法】又一度回潮，再度导致全国许多省份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新一波打杀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后来毛泽东有过一个说法，他说中国有3600万地主，其中有400万地主是坏的，因此在土改中杀了100万，关了100万，管制了200万。但实际上，整个土改以后，地主、富农连同其家属基本上都被管制了。（杨奎松《中共土改的若干问题》）
诗人、作家徐志摩于百年前的1925年去了一趟苏联，目的是考察这个号称正在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以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世界的国度。然而苏联的现实让他得出结论：“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土改采用了苏联式暴力革命的手段。电影《活着》里，赌赢了徐家大宅和田产的龙二土改时被枪毙。听到枪声的徐福贵吓得尿了裤子：“本来被枪毙的是我呀！”方方2016年的小说《软埋》更深刻地思考了土改期间的暴力革命。故事从新世纪初倒叙至土改时期。私企主管吴青林把老妈接到自己在武汉的新别墅养老，老人家见到豪宅却意外惊恐道“要不得呀，他们要来分浮财的”遂陷入痴呆。后来吴青林从父亲的遗物日记中得知父母惊人的身世：原来他们都是土改的幸存者。父亲是川东乡绅家的少爷。虽然他本人在上海学医侥幸存活，但全家在土改中被迫集体自杀且被“软埋”（不用棺材直接埋到土里）；同为乡绅又能诗会画的外祖父全家则先于祖父家被杀。亲手掩埋婆家主仆众人后九死一生逃出的母亲在巨大的刺激下失去记忆，但几十年后突然见到儿子豪宅时她下意识地做出了恐惧反应“我不要软埋”！在《后记：我们不要软埋》中，方方说小说是根据一位企业家朋友母亲的亲身遭遇创作的。其实与《软埋》里乡绅同样的悲剧在土改时期的河南也上演过。比如商丘地区在土改复查中“自杀地主共197人，其中有101个自杀地主来自夏邑县“。（熊慧颖《建国初河南省土改复查运动研究（1951-1952）》，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32页）再比如《软埋》中吴青林的爷爷是辛亥革命功臣，曾参与剿匪，捐献土地粮食，拥护新社会，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劫难。吴爷爷的结局和泌阳县乡绅王友梅（1887～1950）的遭遇极为相似。1986年版的《泌阳县大事记修改稿》1950年里记载：“11月25日，建立泌阳县土地改革运动委员会，史雷峰任主任委员。12月30日，以反革命罪将王友梅枪决。”（22页）然而，今天的《河南党史方志网》上这样介绍王友梅：
[page]
抗日战争期间，王友梅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及其为政腐败现象深感不满，于是，利用自已上海《大公报》常驻开封记者身份，为《中国时报》、《大公报》撰文，披露黑暗，抨击时政……解放战争期间，他资助中共代表活动经费1000元，还表示坚决执行中原局领导邓子恢的指示，说服张轸在武汉举行起义……1950年12月30日，以反革命罪——指挥过反动武装进攻竹沟根据地造成“竹沟惨案”，将正在湖北浠水县参加土改的王友梅逮捕，押回本县判处死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其平反。（http://www.hndsfz.com/szfzg/2023/03-22/13552.html）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出逃的。大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那是1950年秋。记得有一天我正在闪庄南门玩，突然有人来叫我回家。我不记得是谁叫我回家的，肯定是母亲亲戚家的小孩。于是我回到在闪庄北门的家中。回到家中后，母亲说你赶紧跟铁XX家的顺找你爹去吧。当时八路军要抓他。他先跑到驻马店，又从那里跑到漯河躲起来了。当时土改还没有开始，但是风声已起。到漯河200里路，须步行。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准备干粮，母亲给了我五毛钱，可能是家中仅有的现金……铁顺比我大好几岁，他对闪庄到漯河的路比较熟。我们基本没走大路，都是走的山沟沟小路……晚上在一家店住下。店里两间土屋，地上铺着粗席。赶了一天的路，浑身困乏得不行，躺在席上舒服极了。和其他的干店一样，这家店的主人晚上管饭，就是一大海碗面条。我美美地把那碗面条吃得干干净净。住店又吃面条，不知道要花多少钱，铁顺没有向我要钱……一路劳累终于到了漯河铁xx家。他们家在漯河做皮匠生意。应当感谢铁xx和铁顺带我走出闪庄。
“八路军”就是解放军。当时的人们沿用抗战时期的叫法，大哥这里使用了他少年时代记忆里大人们的叫法吧。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描述了“土地革命”时期湖南地主们的仓皇状态：“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按这个标准，大哥回忆录里的父亲属于二等地主。
在漯河住的时间不长。是因为觉得那里离老家太近，不安全。怕时间长了会有老家当权的人来找麻烦。于是决定到汉口去。汉口离老家远，一般人不可能到汉口找麻烦。是大舅带我从漯河到汉口的。在漯河上火车时，我是买的半票。从漯河到汉口火车上免费发面包，说明当时的火车和今天的飞机一样属于高档的交通工具。我们是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下车的。下车后大舅领着我沿铁路边走到罗斯福路和南京路路交叉口，那里有个庆丰园商号，是父亲的落脚点。商号掌柜的是河南漯河人，姓赵。
大哥漏写了一个关键事实：父亲从漯河逃到汉口时为安全计改变了自己的名字。我从小无数次填写“家庭成员表”，知道这件事。
大哥到汉口后，目睹了父亲作为新移民的辛苦求生。他的回忆让我想起自己手提旅行箱初到美国时的情形：
庆丰园住的时间不长……爹看在南京路无法维持生活，也不方便安排我上学，就想看看位于花街街纸马巷2号的豫和恒商号那边是否更容易安身立命。豫和恒的掌柜叫谢xx，是河南桐柏县人。谢xx叔伯弟兄七个，他是老七，其中四家住在那里，我和他们几家的小孩一样叫他七叔。谢家开山货行，爹在他行里卖过牛皮。因为都是河南人，彼此关系融洽。豫和恒所在的花楼街是汉口有名的商业区，生活极为方便，尤其对我们回民：不仅花楼街广益桥的牛羊肉店近在咫尺，而且广益桥出民权路口就有一座清真寺，前花楼走到头拐个弯的二圣巷里还有个回民小学。爹看准这个地方将来谋生活比较容易，小孩子上学也方便，就尽力争取在纸马巷安家。豫和恒答应我们在他们商行住，但由于没有空房，就同意我们在二楼空着的大厅里隔出个房间住。于是爹托在铁路上工作的老乡买了旧木板，自己动手在大厅里围出一间房。隔出房间后，大厅里留出L形的走廊当过道和厨房。后来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里。这个房间小极了，不超过12平米。
大哥对我们家房间的描述让我想起方方小说《风景》里主人公一家九口在汉口“河南棚子”的13平米板壁房。“河南棚子”靠近京汉铁路沿线，因20世纪前半叶大量河南移民聚居得名。这里以简陋的棚户为主，卫生条件很差。可是纸马巷的房子非常气派：三个门牌号连成一体的房子就是那条小巷全部的长度，清一色灰耐火砖外墙，高大的石库门，宽敞的大厅，二楼房顶上有晾衣服乘凉的平台，一楼有周围老城区想都不敢想的抽水马桶。附近的环境与“河南棚子”更有天壤之别：登上平台眺望，可以看到不远处中山大道民众乐园文艺复兴式穹顶、长江边上原英租界雄伟的江汉关钟楼、1957年10月通车后更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雄姿。难怪在“河南棚子”附近的庆丰园住了一段的父亲一眼就看中了纸马巷的住所。纸马巷在1973年的市政改革中合并到相邻的一条更长的巷子，叫大江家院。合并后纸马巷2号成为大江家院13号。我在那个地方住到1978年上大学。那是我灵魂的故乡，因为我从孩童到青年的记忆都与那里紧密相连。
父亲带大哥在汉口安顿下来一年多后，我自己终于在大哥的回忆录里登场了。
1953年下半年，妈带着大弟（我二哥）和小弟（我）来到汉口。自从我走出闪庄，住的地方不停地换，直到搬到花楼街纸马巷才算安顿下来，直到妈来了我们才算真正有了新家。当时我在汉口回民小学上学，经常抱着光屁股的小弟到学校玩。
虽说是安顿下来了，怎么挣钱养家却是个挑战。大哥说“这期间母亲和大舅试着从河南临颍贩运苹果到汉口大智门水果行，但好像没赚到什么钱”。他还说父亲贩卖过牛皮，骑自行车为河南人小餐馆送过面粉，打过爆米花，用架子车为刚破土的汉口百货大楼（后称工艺大楼）拉过土方。母亲则在统一街文书巷口卖过袜子毛巾小百货。大哥自己也沿街卖过毛巾、馒头。长我六岁的二哥去年网上视频时告诉我后来母亲买了一台手摇织带机与几位河南女老乡开了“武汉第二摇带社”。再后来汉口的几家摇带社经公私合营被合并成了国营“新华织带厂“，厂址就在花楼街10号（即前花楼去回民小学的途中）。喔，原来这样啊。“新华织带厂“后来的事我就记得了，因为我上小学时天天去母亲厂里吃她在茶炉上为我热好的午饭，夏天最热的时候则去那里喝冰镇酸梅汤，那是厂里提供给职工的防暑降温饮料但母亲自己舍不得喝留给我的。母亲从此成了国营工厂的职工，家里的经济开始有了基本的保障。
我还记得几岁的时候跟随父亲走街串巷打米泡的情景。早上父亲挑个担子来到周围一带的巷子里，担子上挑着小板凳、教皇帽顶式的矮炉子、枣核形米泡机、齐我胸口高的风箱和接米花的长口袋。到了地方父亲边生炉子边吆喝兜生意。那时候大家都穷，爆米花经济实惠，是汉口市民最大众化的零食，很受欢迎。记得周边居民听到吆喝纷纷用布袋子装着自家的大米、玉米或年糕片排起队等候打米泡。炉子生好了，父亲把米泡机装到炉子两头的铁架上，右手拉动风箱，左手握着炉火上米泡机的手柄不停地摇，边摇边看圆鼓鼓的机膛和手柄之间的温度表。到了预定的温度，父亲以手柄一边的铁架腿为支点将米泡机转离炉口，机头伸进铁丝圈撑起的长袋口，大吼一声“米泡响了——！”，猛地扳开机膛盖。“砰”地一声巨响，香气扑鼻的米花就冲进了长袋。父亲将爆好的米花转进顾客的袋子后，又开始接下一位顾客的活。那时候我太小，不知道打一锅米花收多少钱，但记得开始前父亲一定会问顾客是否加糖精，若加是要另外收费的。还记得不少顾客亲切地把打好的米花抓一大把塞到我这个河南老乡的小儿子手中。因为小时候目睹过父母的求生，今天的我对街上的摊贩、搬运工、快递小哥们有一种亲近感，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有一件小事可以旁证当时父母的艰辛。我所有同学的家里都有全家福的照片，唯独我们家从未拍过一张全家福。我最小时候的照片是幼儿园时老师和孩子们在大兴路江汉公园门口石狮子旁的集体照。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逃亡求生中，父亲始终不忘孩子的教育。大姐早在父亲出逃前已经离家去郾城中学读书，后来被保送到“黄河水利学校”，成为一名中专毕业生。大哥则先后在漯河小学、汉口洪益巷综商小学、回民小学和武汉一中上学，后来考取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二哥也考取了武汉首屈一指的武汉一中高中部。解放后出生的我是家里最幸运的，5岁起被送进回民小学幼儿园，接受了同龄人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教育。回头看关于孩子教育的一切安排，母亲这个老教师想必都曾参与，甚至主导。大姐大哥初级小学（1-4年级）的老师就是自己亲爱的母亲，这一点令我羡慕。
[page]
父母亲重视孩子教育让他们得到了回报。母亲成为国营工厂职工后不久，大姐于1954年8月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分配到位于郑州的“黄河勘测设计院”做水文工作，月薪52.5元。大姐回忆说，“相当一段时期里，我每月从工资里拿出三份，分别寄给母亲、姥姥和友人。给母亲寄的是20元，寄的时间最长，从毕业工作到1962年我成家生孩子为止，大约8年左右”。大姐对家里经济的贡献非常重要而且来得非常及时，因为那一时期家中三个男孩子都是学生而且正长身体。我记得大哥上学的帆布书包不仅破旧，而且没有背带，他每天是夹在腋下去上学的，二哥的“动物学“课本也是捡大哥用过的。我很喜欢那本精装课本里的彩色插图，比如松花江“狗鱼”的照片，”九斤黄“、”来杭鸡“和”狼山鸡“的照片等。我的关于肉食鸡，产蛋鸡和肉蛋兼顾等鸡品种的知识，就是从那本书里得到的。不过直到30多岁来到美国以后，我才第一次看到白壳的“来杭鸡”鸡蛋。——收到大姐每月汇款的父母亲一定十分欣喜吧。
然而父亲在汉口的逃亡生活在1958年戛然而止。那年秋天他被政府遣送回了他曾经历了起落的泌阳县闪庄。关于那次突然的变故大哥是这样写的：
1958年老家的公安把爹从汉口花楼街纸马巷带走了，说是把地主分子、保长郑xx主捉拿归案是全国公安大跃进的一个成绩。当时我20岁，正在武汉市一中读高二。那天上完晚自习回到家时，母亲难过地对我说“你爹被人带走了”。
大哥关于“公安大跃进”的说法我感到存疑。首先，父亲是隐姓埋名逃亡汉口的，没有知情人的举报公安机关靠“大跃进”是找不到父亲的；其次，隐约记得有人说过老家有个叫“麻锁”的人不知何故记恨父亲，将他告发，导致了父亲人生的第二次大难。父母早已去世的今天这件事的真相是无法弄清了。那年我6岁，不记得父亲被带走的情景。算起来我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5年左右。
劳动改造期（1958-1979）
父亲被遣送老家后，在那里接受了21年的劳动改造。大哥回忆说“原来担心当保长时的人命案会加罪于父亲，后来得知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爹被遣送回老家只因为他是个地主。“
人过半百的父亲被遣送回老家时是怎样的心情？那21年漫长的岁月里他在老家又经历了怎样的苦难？父亲被遣送时我还小，那21年里我没和他在一起，后来也不曾问过，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今天回顾那一时期的父亲，我只能按照自己对国家历史的认知和对社会人性的理解从几个方面加以推测。
首先有一点应该没有疑问：他一定是怀着惶恐和愧疚之心回到老家的。这是因为老家有两个他不敢面对的孩子。前面说到除了大姐在外读书，父母、两个哥哥和我一家五口住在汉口。其实，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十几岁时第一次得知，在解放军即将打到闪庄的紧急情况下，身体瘦弱又是小脚的母亲一人无法带三个孩子出逃。万般无奈下只带了二哥一人出逃，将其余两个孩子送了人：二姐送给本村一个雇农家做童养媳，三哥送给社旗的一家穷人。仿佛老天爷有意要惩罚父母对孩子造的孽，8年后政府又强制父亲回来面对他们。我看过电影《唐山大地震》。里面徐帆扮演的一位母亲在1976年的地震中不仅失去丈夫，而且被救灾人员告知必须舍弃压在倒塌的房屋水泥板下一对儿女中的一个来保住另一个。母亲万般无奈下舍弃了女儿。不料女儿并没死，她被人收养长大了。多年后与意外幸存的女儿重逢时，母亲扑通一下跪倒在女儿面前请求饶恕。每次看到这个镜头，我的心头就忍不住一酸，上演起文革中也被遣返闪庄的母亲与自己无奈送人的二女儿重逢的一幕。其实，父亲何尝没有同样经过那撕心裂肺的一幕呢？因为是童养媳，可怜的二姐没上过一天学。父母亲那样重视孩子的教育，而他们的二女儿却是个文盲！仅这一件事该让他们一辈子多痛心啊！
2014年我和大姐与二姐团聚时，得知三哥一辈子记恨父母遗弃自己，发誓与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与三哥相反，二姐体谅时代巨变中父母的无奈，从未对他们吐过怨言。在漫长的21年里她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和文革中也被遣返回乡的母亲，并于1975年为母亲送终。从那时三姊妹的聊天中，我发现二姐对父母尽孝并不是因为她是个虔诚的回教徒，遵守了伊斯兰教的孝道；也不是因为她不是基督徒，没有“原罪”的观念，而仅仅是因为她觉得“他们是我的爹妈”。换句话说，她的尽孝是因为她心中最纯朴最自然的作为人之子的爱与善。想到这一点，我又觉得老天爷最终还是公平而仁慈的：在惩罚了父母之后，又给了他们一个最为孝顺的二女儿为他们养老送终。因为她对父母尽的孝和她淳朴的孝道，二姐在我的心中就是个天使，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前面提到我们家没有照全家福。其实即使父母在汉口带我们照了相，那也不是个全家福。——我们一家人从未在一个屋顶下聚齐过。但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巨变过程中微不足道的个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个小小缩影。
第二个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放心不下留在汉口的一家人吧。当时母亲一边全职工作，一边一个人带着三个儿子打拼。开始的3-4年里大姐每月的汇款还在继续，所以经济上还勉强维持。可是大姐成家生孩子后汇款停止，家里就困难起来。1961年大哥高中毕业，考入了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师范院校免学费和住宿费，让母亲肩上的担子轻了些。可是那段时间家里的困难已经让看在眼里的二哥不能专心学习。正在武汉首屈一指的一中念高中的他决定辍学当工人来帮助母亲了。二哥辍学的消息传到父亲那里，他是怎么想的呢？虽然那时候报纸上天天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听到消息的父亲仍然在心里责备自己没尽到父亲的责任，没能全力支持孩子的学业吧。
第三个可以肯定的是父亲回乡不久就遇到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在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中，父亲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那时候我上小学了，当时的事还记得不少。比如我每天放学回家时饥肠辘辘，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饿biang了”(饿极了，汉口方言)。那也难怪，正长身体的我本来正餐就没怎么吃饱，又基本没有副食品。可是不论多饿，还得等母亲下班后生煤球炉，煮饭做菜。记得母亲患了浮肿，明亮的小腿上一摁一个坑。再比如一天早晨，在花楼街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一位大人边走边吃的手中包子突然被后面跑来的人一把夺去，抢犯得手后边跑边往包子上吐唾沫，周围的路人面面相觑。那时候我太小，不知道饥荒的原因和规模。我对三年大饥荒较全面的了解是近年读到一些资料之后，特别是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1959年4月底，在湖北浠水县城就读的中学生杨继绳目睹了父亲活活饿死的情形。他这样回忆自己当时对灾荒的认识：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我没有丝毫抱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然深信不疑……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事，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呢？……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后他的看法产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这个变化更是飞跃性的：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一旦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本书就是他履行记者和学者双重责任的调查结果。《纪实》不仅显示1958-1961年全国有3600万人死于饥荒，而且第一章就披露了我老家的灾情：“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泌阳县所在的】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这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21页）
和平年代饿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因为这个比例超过了1942-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几个原因叠加造成的：天灾减产干部们仍虚报产量，因为不浮夸就被批判为“否定大跃进”，“向党进攻”，而一旦产量报高，农民就被迫多交公粮，直到口粮、种子都交上去，而为封锁消息又派民兵把守村口不让逃荒，当然就有人饿死。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饿殍越来越多以至于尸体无人掩埋，甚至人吃人。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将大饥荒的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年他又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7页）书里特别提到在这场大饥荒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32页）。这么严重的灾情中父亲没有饿死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其中一定有二姐一家的功劳。
杨继绳这样总结自己的调查结果：“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家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12页）百年前徐志摩调查的是苏联的现实，世纪之交杨继绳调查的是中国的大饥荒，然而两人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一致。
两人结论的正确性为1984年寿终正寝的“人民公社”的历史所证实。和“大跃进”一样，“人民公社”被称作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之一。虽然被政府和作家浩然等人歌颂为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1958年开始实行的“人民公社”不仅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而且导致了改革开放前20多年里农民长年食不果腹和全国城市居民凭票购粮。为了能吃饱饭，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下“生死状”，搞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对着干的土地承包制，结果不仅小岗村农民立刻变得丰衣足食，而且由于土地承包制的普及，不久全国农民再也不用忍饥挨饿、城市居民告别了凭票购粮的时代。
然而，对父亲来说还有更甚于饥饿的痛苦，就是那21年里父亲作为“五类分子”受到的待遇。毛在1962年8届十中全会上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1965年，中国农村展开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紧接着是后来被官方定性为“十年浩劫”的1966-1976文革。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五类分子”始终是斗争的对象。
1975年2月，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劳动改造期父亲的实况。那年正月十二母亲在劳动改造中去世。接到噩耗我和二哥两人赶回老家奔丧。到了闪庄父母的土坯房前，在湖北省红安县当过两年知青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房子没有门，只有个泥巴糊成的一人多高的不规则形开口，开口后面的帘子上吊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地主分子郑xx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因为牌子吊在帘子正中央，进出时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它推到一旁，以免碰落。
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让我看到了父亲那一时期饱尝的专政铁拳在湖南省的威力。电影讲的是1963-1979年湘西一个小镇上的故事。勤劳美丽的少妇胡玉音和丈夫摆米豆腐摊子致富盖了新房，却在“四清”运动中被划成新富农，新屋被查封，丈夫自杀。“文革”开始后，胡玉音被指定每天和右派分子秦书田一起扫大街。秦书田的真诚关心和帮助使两人产生了爱情。然而当他们申请结婚时，懒汉二流子支书却命令他们在门口贴上白对联“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不久秦书田更被判处十年徒刑。在宣判会上，秦书田叮嘱胡玉音“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在他最屈辱的日子里，父亲有没有这样告诫过自己呢？
父亲的屈辱感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屈辱。1975年3月，我工作的武汉市江汉区环境卫生所党支部程书记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通知我环卫所今年从区卫生局分配下来一个名额去武汉医学院上大学，经全所工人讨论通过党支部决定推荐我去。他还批准我三天假，让我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家庭出身地主的我原本根本不敢奢望上大学。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兴奋不已，兴冲冲地利用那三天时间集中复习了我原本已经在读的《青年自学丛书》语文和数学分册。可是等我回到单位准备迎接考试时，程书记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尴尬地告诉我区卫生局党委吴书记驳回了单位对我的推荐并责令环卫所重新推荐。老书记同情地对我说，“小郑啊，我们党支部和全所工人都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从各方面来讲都是。可是卫生局吴书记说你出身不好，‘政治上不合格’。我不赞成她的决定，可是无能为力啊。”紧接着，我初恋的女友也宣布和我分手。我们是一同插队的知青，因家庭出身不好回城时都被分配到环卫所工作，她扫大街，我掏大粪。那是我一生中最屈辱最绝望的时候。
在父亲经历苦难和屈辱的那个时期里，他获准来汉口探过几次亲。有一年探亲时，我和他有过一次单独的感情交流。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它，今天纪念父亲，我想把这件难忘的事记下来。那是1965年秋，我刚进武汉七中念初一。那天下午父亲结束探亲去大智门火车站乘车返回闪庄。因为母亲、两个哥哥和我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父亲是独自一人去的火车站。那天我一直想着父亲。下午放学的时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一下，我突然决定去火车站送送父亲。这样一想，我拔腿就奔向离学校不远的七路公汽集家嘴站。汽车从长江和汉水交汇点的集家嘴经过王家巷码头、大兴路、民生路、水塔、到大智路站后，我跳下车，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候车室。还好，父亲还在等车。见到父亲的那一霎那，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泪崩。不记得当时我对父亲说了什么，但我想父亲一定不会忘记和小儿子那次意外的感情交流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天那样做。那时候可是个收音机里天天播放《不忘阶级苦》这首歌，学校也组织参观过《大型泥塑群雕收租院》的时候啊。如果说那天我想到好容易见到的父亲又要离开了就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那应该就是那个13岁少年心中对父母爱心的自然流露吧。
就在父亲放弃一切希望，准备在劳改的屈辱中了此一生的时候，他的命运突然迎来了光明的转折。1979年3月，一个喜讯从天而降：父亲被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不再接受劳动改造，而且获得了与在武汉的子女团聚的自由。喜讯来自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决策。1979-1982年，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历次运动冤假错案的平反。被平反落实政策的对象包括55万名“右派”，300多万名错误打倒的各级干部，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被查抄存款没收房屋的资本家——还有440多万名地主、富农。若加上他们的子女，上述群体的人数会增加多少倍呢？如此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相当于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重新打造了一遍。
不幸的是母亲没有看到光明到来的一天。她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母亲被遣返回乡比父亲晚8年。那段时间里，我从一个幼儿园的儿童变成了中学生。记得那段时间里母亲给我讲了“王冕学画”和“范进中举”等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出自《儒林外史》。我还记得在父亲走后的那些年里母亲常常独自哼唱《苏武牧羊》。苏武是汉朝的使节。他留居匈奴十九年却誓死不降，天天手持汉节放羊，最终获释归汉。这首歌歌颂了苏武的爱国精神。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
歌词里有“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几句，表达了苏武对老母和爱妻的无限思念。母亲是借这首歌来表达她对父亲、二姐、三哥的思念吗？歌曲结尾的“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描述了苏武历尽艰辛最终苦尽甜来的结局。母亲是否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借这首歌表达她的一种信念呢——只要自己像苏武那样坚忍不拔，总有一天自己和家人也会看到光明的一天？
安度晚年期（1979-1987）
父亲摘帽那年73岁。获得自由后不久他来到武汉，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8年。接父亲来武汉养老是理所当然的：二姐一家辛苦照顾了父亲21年，可那是政府强制父亲在原籍改造的情况下不得已的结果；现在父亲自由了，轮到武汉四个子女承担父亲养老责任的时候了。
1979年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中国百废待兴，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小岗村的经验还没有在全国普及，城市居民的粮食依然凭票供应。父亲虽然有了“人民公社社员”的新身份，可是没有武汉市的户口，没有粮食配给——粮票制度直到1993才废除。但那毕竟是个拨乱反正的年代，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父亲的粮票缺口可以通过同事朋友帮助等办法克服。最重要的是自1950年逃亡以来父亲第一次可以真名实姓地行走于市，抬起头来做人了，我们子女也不用担心被指责没有与父母划清界限了。这是我之所以把父亲的这一时期称作“安度晚年期”的主要原因。
[page]
当然，父亲在那8年里也享了不少在老家享不到的福。比如他可以天天品尝武汉有名的热干面、面窝等早点，也可以隔三差五地去花楼街广益桥、中山大道一带转转，看看当年他拉土方建成的百货大楼或者他打过米泡的巷子。有没有比这些更让他开心的时候呢？当然有。比如1980年我带他参观了武汉大学的校园。当时大姐早已从郑州“黄河勘察设计院”调到武大工作，家就住在校园，而我则是武大的大二学生，住在学生宿舍。那天我带着他从大姐家所在的教工12舍出发，穿过校园正中的体育场，从依山修成的台阶拾级而上来到武大行政楼前。行政楼背靠苍翠的珞珈山，俯瞰高大梧桐树环绕的体育场。从行政楼沿体育场绕半圈就是有名的樱花大道。大道右侧是狮子山，山脚下的坡台上整齐地排列着枝条伸展的樱花树。独一无二的学生宿舍“老斋舍”在樱花树列后拔地而起。四栋“老斋舍”依山势上下四层，三个巨大的城堡式拱门把四栋宿舍连成有机的一体。每两栋宿舍间有108级石阶穿拱门而上通向各层宿舍入口。爬上石阶回望是三个拱门上方飞檐斗拱的樱花城堡。“老斋舍”顶宽阔的平台是读书散步的好地方。从平台前行上到狮子山顶，就是著名的山顶图书馆，图书馆大门左侧的墙上镶嵌着一块一人多高的汉白玉碑，上面刻着“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国立武汉大学建”。它隔着“老斋舍”平台、樱花大道和运动场与行政楼相望。从图书馆正门可以俯瞰校园传统式建筑群，转到它后面则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东湖。记得那天在山顶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休息时，父亲边啧啧称赞校园美景，边感叹道：“这里真是个仙境啊！”“仙境”这个词让我很意外。难道眼前蓝琉璃瓦顶的建筑群让父亲联想到他心中《西游记》的花果山或者大雷音寺了吗？如果是，我想那这一方面是因为武大校园确实美；另一方面，看到与该馆建成同年出生的大女儿在这里工作生活、小儿子在这里念书他心中充满了欣慰与骄傲。后来我又带父亲逛过几次武大校园。1985年我在”湖北省电力学校“工作3年后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我想父亲一定在心里向母亲的在天之灵报告了儿子的进步吧。
比欣赏美景更让他开心的是孙儿绕膝的天伦之乐。父亲在闪庄的时候虽然吃苦受辱，可是二姐的6个孩子却给了他和母亲带来极大的快乐。母亲去世我回老家奔丧时第一次见到外甥、外甥女们。那时的他们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二月底的寒风中，小外甥们只穿了件空心棉袄，双手深深地插在袖筒里，但红红的脸蛋上却焕发着勃勃的生命力。农村长大的他们不仅个个身体健壮、吃苦耐劳，而且特别懂事。在那困难的岁月里他们是姥姥、姥爷的开心果，也是他们的好帮手。父亲来武汉后，武汉的孙儿辈们同样给了老人家极大的欢乐。记得父亲最开心的就是寒冷的冬夜里，二哥的两个儿子偎在爷爷的被子里，为他暖脚。有时候爷爷逗两个孙子比赛心算，看谁更快；有时候，他又发表对两个孙子不同性格的观察，说弟弟脑子灵活，打完架先告状，害得哥哥挨骂。我女儿两三岁的时候，爷爷给她买了个泼浪鼓做过年的礼物。这个泼浪鼓我保存了好多年，女儿的大儿子两岁时我送给他做新年礼物，后来玩坏被不记得那个泼浪鼓故事（尽管我跟她讲过）的女儿扔掉了，很可惜。
这一时期为父亲养老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二哥和二嫂，因为父亲的最后8年里一直住他们家。大姐有三个孩子，还有同样从农村来武汉却没有户口的婆婆；大哥有两个女儿却只有一间房。我是77级大学生，父亲来汉时我正读大二，住学生宿舍，每天功课又紧，不可能照顾父亲。1982年毕业结婚后我和太太住了几年筒子楼，还是不能接待父亲。其实二哥家里虽说有两室一厅也很拥挤，可是因为体谅大姐、大哥家的困难，也为了支持我的学业，二哥二嫂从一开始就主动请父亲住他们家。后来他们把二儿子送到洪山的一家全托幼儿园两年。他们那样做仅仅是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呢，还是兼顾了父亲的生活空间？1984我们小家在武大分配了一室一厅的房子，我把父亲接到家里住了一个星期。这期间他尝到了小儿子的南方人媳妇烧的菜，也牵着孙女的小手在校园散过步。这些年我常后悔没让父亲在我们家多住一段，让二哥二嫂多喘一口气。可是再一想，觉得那一星期父亲的心中应该有一点“安度晚年”的感觉吧。
其实，二哥还为父亲“安度晚年”作了一个更大的贡献，那就是设法解决了父亲的医疗费问题。母亲去世时只有64岁。文革中她被遣送回乡，不仅解除了公职，剥夺了退休金、公费医疗等一切待遇，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这样的精神打击加上农村缺医少药，让母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父亲落实政策来武汉时已是古稀之年，身体免不了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可是他比母亲幸运得太多了。他的养老是在国企体制改革之前，当时学校、机关、工厂的医疗都还全是免费。二哥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把父亲看病的费用都在厂里报销了。严格说起来这个做法当然是违规的。可是二哥工厂的领导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在那个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大环境下，领导们睁只眼闭只眼地支持我们，显示出一种人性的光辉——这和短短几年前说我“政治上不合格”，剥夺了我上大学资格的卫生局吴书记有天壤之别。因此就医疗条件而言，父亲最后的8年也是他名副其实的“安度晚年期”。
接父亲来武汉前我们姐弟四人商量好了，每人每月出10元钱作为父亲的生活费。我上大学前有8年工龄因而是带薪读的书，每月从环卫所领取43元的工资。与有家有口的哥哥姐姐们相比，每月拿出10元对我的负担小得多。1982年毕业后工资涨了些，我的负担就更小了。2022年秋退休搬家整理物品时，我发现了偶然保存下来的那一时期我给父亲汇款的邮局存根12张，时间是1984年5月至1985年10月。其中5个月寄了10元，4个月寄了15元，3个月寄了20元。那时候我的月薪应是50-60元。这意味着父亲每月至少有40元生活费。虽然不很高，但绝对是衣食无忧的，尤其是他看病不用花钱。
就在父亲终于可以安心养老的这个时期里，他骨子里的社旗精神突然苏醒，蠢蠢欲动了：他开始动脑筋做生意了。在全国越来越浓的经济改革的气氛中，他在二哥家那条街上开了个小人书铺。小人书又称连环画，是一种通俗读物，以图画配简洁文字讲故事。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是小人书的黄金时代。我这一代人都是小人书迷。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跑到花楼街和打铜街口的小人书铺，花2-3分钱就可以看2-3本。我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以及《鲁滨逊漂流记》和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等的知识，最初都是从小人书获得的。1980年代的父亲赶上了小人书黄金时代的尾声，每天总有一帮孩子坐在铺子里那几条矮矮的长凳上静静地看书。不记得父亲开小人书铺挣了多少钱。二哥说，不在乎父亲开小人书铺挣不挣钱，只要他有个事做不寂寞就好。2014年和大姐一起与二姐团聚时，我有机会与外甥、外甥女们闲聊。他们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早已进城，个个都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老天爷很公平，外甥、外甥女们一个赛一个地孝顺，让吃了那么多苦的二姐在晚年获得了财富自由。聊到他们的姥爷时，一个外甥突然叹口气说：“哎，现在要是俺姥爷在，他会比俺们哪一家的生意都做得好！”外甥的话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是啊，父亲一生有30年在“越穷越光荣，越富越罪恶”的时代度过。好容易熬到“勤劳致富光荣”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不由得让人生出“生不逢时”的感慨。。2023年我回国探亲时，二哥分给我10本他保存的父亲开铺子时用过的小人书。它们是父亲这个社旗人“安度晚年期”的珍贵遗物。
1982年过年大舅从老家来武汉看他女儿（我叫她四姐）期间，到位于汉阳的二哥家与父亲团聚。三十二年前，是大舅把大哥从漯河带到汉口找父亲，后来他又曾和母亲一起从河南临颍到汉口贩卖过苹果。父亲和大舅这两个老兄弟历经沧桑后在武汉重聚，该有多少话要聊啊！吃完饭我们三兄弟三媳妇带着父亲和大舅去钟家村照相馆，留下了一张父亲“安度晚年期”的宝贵照片。
这一时期的父亲也留下了一个遗憾，那就是没有为母亲争取到平反。记得是1980年底左右，在父亲的催促下大哥、二哥和我陪同父亲去了一趟“新华织带厂”，要求为母亲平反。不料去了以后，厂里的干部说“你母亲的问题属于‘四清’问题。不存在平反的问题“。查维基可知，“四清”运动是1963年在中国农村开始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后期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文化”。这场运动既是建国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也就是说，在城里国营工厂工作的母亲根本不可能是“四清运动”的对象——除非你抓住“清政治”这一条，说母亲是地主婆。然而，即使是那样，如果父亲都被落实政策了，母亲不也应该落实政策吗？然而，在专政铁拳下生活时间长了的我们三兄弟都已变得十分懦弱，听到领导的话一下子就吓得失去了维护自己权利的勇气，居然连母亲究竟犯了“四清”的哪一条都没问就乖乖地被那些干部打发走了。今天想起这件事我仍然觉得自己当时太窝囊。回头再看二哥将父亲看病的费用报销这件事，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母亲和《芙蓉镇》里的胡玉音及丈夫一样，是”四清运动“的牺牲品。不同的是胡玉音和秦书田在1979年都被落实政策，退回了被没收的新房，开始继续开店卖米豆腐，而母亲却没有。她的工资、退休金、公费医疗的待遇等全都被剥夺，最后连生命都搭进去了，你说到底谁欠谁的呢？二哥厂里的领导也一定这样算过这笔账才允许二哥报销父亲医疗费的吧。
1987年2月7日，父亲中风卧床一年后去世。父亲弥留之际，我们给在老家的二姐打了电报。二姐赶到武汉时，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父亲的后事是严格按回民的风俗办的：我和大哥在汉口民权路清真寺为父亲守了一夜灵，请阿訇念经，净身。完了二哥厂里派了一辆卡车帮我们将父亲葬在了石门峰回民墓地，墓碑上是大哥写的碑文：“河南泌阳回民郑兰序大人，生于1906年7月20日，殁于1987年2月7日。“父亲这个社旗人就这样以“泌阳人”的身份重归于土了。左侧写的立碑人共5名：上列的“孝男“是我们三兄弟，下列的”孝女“是大姐和二姐。三哥的名字没写上去。对此父亲和三哥大概都不会有异议吧。葬完我们姐弟5人在父亲的墓前照了一张相，那是我们郑家姊妹最齐的一次相聚。
回顾父亲的一生，可以看到其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他先后长达30年的逃亡和劳改。和同龄人一样，我从小被灌输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宏大叙事”，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到达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也以这个“宏大叙事”为理论根据，说它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无比壮丽的事业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这样教育的结果，我一直认为父亲是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边，应该接受改造——即使他的土地或许是辛勤劳动所得。可是改革开放后我和无数国人一样渐渐改变了看法。关于促成这种改变的原因，作家余华说得最简明：“中国书写了一部荒诞的阶级斗争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资本家⋯⋯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的时代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的阶级的产生当然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策的结果。这个决策让包括我亲戚在内的无数中国人摆脱了贫穷，我为之欢呼欣喜。可是它也导致了贫富悬殊。而且深一步思考会发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策的理论困境：解放前本来就是一部人富裕的，是土改和三大改造剥夺了富人的财产消灭了阶级。现在重新制造阶级分化那不是走回头路吗？既然如此那何必当初牺牲那么多先烈、杀死那么多富人来消灭阶级呢？《智取威虎山》里说杨子荣“出身雇农本质好”，然而2017年11月北京市政府却驱赶了首都的“低端人口”。（“出身雇农本质好”的潜台词就是“穷人都是好人，有钱人都是坏人”。平白地给所有富人加上了无法摆脱的“原罪”。）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在2013年的毕业典礼致辞中尖锐地指出了国家政策重大变化中小人物的命运：“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来说就是毁了一生。“父亲特别是母亲的命运就是例证。其实大人物的命运同样如此——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惨死不也是发生在国家走弯路的时期吗？
当然，父亲比母亲幸运，能够活到摘帽和安享晚年的一天。可是那并不是因为父亲从坏人变成了好人，而是要感谢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决策。这一点和我能圆大学梦要感谢邓小平1977年拍板恢复大学高考一样。邓采纳了温元凯的建议，不问家庭出身、“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给了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然而，感谢之余，我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父亲和我一样，命运的转折都是由于我们自身以外的偶然原因突然实现的。换言之，“阶级斗争整人”或者“落实政策平反”，“让你上大学”或者“不让你上”都取决于某个大人物的意志。当我读到英国思想家洛克（1632-1704）的“天赋人权”思想尤其是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美国《独立宣言》时，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感到不对劲：“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和接受教育应该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应该依靠某个大人物的决策或者恩赐。《独立宣言》的精神和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卫生局吴书记对我“出身地主，不能上大学”的裁决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而邓小平拍板的“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高考规则和美国《独立宣言》精神有了共同之处。
回顾父亲的一生还让我思考了集体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孰高孰低的问题。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我从来都坚信“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是正义的事业。富人的财产都是靠剥削穷人得来的，“资本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通过暴力剥夺他们的财产在道义上天经地义，“好得很”。然而，阿根廷总统米莱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他202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但令人信服的观点。米莱是个资深经济学家。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结果指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远远高于暴力革命和集体主义。他这样说的根据如下：从公元0年到1800年间，世界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始终是约0.02%，也就是几乎为0。然而工业革命后人均GDP开始呈指数级增长，它不仅不断翻倍，而且翻倍所需的时间从107年递减为66年，33年。也就是说1800年时，世界上大约95%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降至到了5%。这个增长是自由贸易资本主义运作的结果。也就是说，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是社会的恩人，他们绝非剥夺了他人的财富，而是为普遍人的福祉做了贡献。（换言之，没有资本主义，今天的皇帝也只能坐轿子；有了资本主义，今天的普通人也拥有小汽车，可以坐飞机。）如果资本家的商品或服务不受欢迎，他将面临破产。相反，如果他制造出高质廉价的商品，他将会生意兴隆并生产出更多商品。市场是帮助他们发现如何做才能成功的机制。但如果国家惩罚资本家，后果是生产变少，社会整体的蛋糕变小，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它的道德高度在于它的运作是基于自愿交换，而不是通过暴力剥夺或者政府税收强制的。
米莱的观点也为中国过去75年的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不仅农民食不果腹，而且城市居民凭票购粮，社会整体的蛋糕极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华国锋《第五届全国人大会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相比之下，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令世界惊艳、国人骄傲的成就：国人不仅早已实现丰衣足食，而且从平地上建成了超大城市深圳，重新打造了所有的城市，建成了高铁网络，涌现出华为、小米、比亚迪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私营企业。这些成就的最大受惠者当然是中国的老百姓。我想中国老百姓都会同意以下的结论：今天的成就是邓小平“白猫黑猫”理论，“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论的结果。然而，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结果就是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这个结论实质上和米莱的观点高度一致。改革前的革命牺牲了无数先烈，杀了无数富人，结果社会整体的蛋糕越做越小；改革开放后对内实行市场经济，对外搞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中国没有为“宏大叙事”死一个人但社会整体的蛋糕却越做越大，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父亲去世那年秋天我来美留学。原来计划学成回国的，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回成。从那以后，我只能在回国探亲时为父亲扫墓。然而，回国的机会毕竟不多，因此每年到了父亲的忌日或者清明节，我只能请哥哥姐姐们为父亲扫墓时转达我对父亲的思念。值此父亲38年忌日到来之时，我决定将此文献给他，作为我在心中为他树立的一块永远的墓碑。
文章开头讲到我一直没写什么来纪念父亲是因为对他所知甚少。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也让我迟迟没有动笔：即使写了，除了引起自己对过去的痛苦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谁会有兴趣看这样的文字呢？可是方方的小说《软埋》改变了我的想法。小说结尾大学同学龙忠勇发现吴青林父母家土改时遭遇的亲历者丫鬟小茶幸存，然而害怕历史真相影响自己平静生活的吴青林拒绝见小茶。他决定忘记过去。于是研究课题从“川东民间大户建筑”派生出“民间大户建筑的社会学”的龙忠勇对他说，“这本书，我一定会认真地写出来。因为你不需要真相，但历史却需要真相。”我这篇文章就是为保存历史真相而写的——我所知道的我的家族史的真相。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看的，因为我写的虽然是个人的家族史，但只需看看历次运动冤假错案被平反者的庞大群体和他们子女的人数，就知道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杨继绳在他关于大饥荒的那本书的前言里说了下面一段话。他的话直接触发了我以文字为父亲立墓碑的决心：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如因此书而遭不测，我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河南社旗店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