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义和团运动
一九○○年四月十四日，巴黎世界博览会敞开大门，迎接无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这场庆典展示了电力宫、卢米埃兄弟的电影、摩天轮、柴油引擎以及其他奇观，激发了人们对于新世纪的美好憧憬。高达五千万人涌入会场，观赏这些现代世界的奇迹。在众多奇观中，游客参观了民族村和人类动物园，那里展示了来自遥远部落的原住民，例如马达加斯加的马达加斯人和西非的达荷美人。其中一张活动海报，描绘了阿拉伯人和亚洲人群集在一位高高在上的白人女神脚前。拜西方科技和工业勃兴之赐，全世界的互动变得越来越紧密。
除了这些欢庆的世博会报导之外，法国报纸还刊登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故事，一个关于社会秩序正在崩溃的故事。一九○○年七月十七日，以连载欧诺黑．德．巴尔扎克的小说而闻名的老牌报纸《宪政报》刊登了一篇简短的未署名报导。这篇来自上海的报导讲述了在中国北方出现一种新兴的“仇外者”运动。三天后，乔治．克列孟梭的左翼报纸《正义报》转载了这条新闻和“仇外者”一词。接下来，它出现在《宇宙报》上。然后，在八月三十一日，一份最具文学气息的报纸《日报》刊登了一位中国满清官员的文章，谴责本国的暴徒及其仇外心理。随着秋天到来，《新闻报》的头条警告了中国仇外心理的危险性，到了十月时，《费加洛报》和《晨报》都假定读者已经完全理解了他们在抨击中国“仇外者”时所要传达的意义。不到一年，“仇外者”（xénophobe）和“仇外心理”（xénophobie）就成为了法语词汇的一部分。
巴黎人得知，“排外者”引发的社会问题始于一八九九年冬天中国北方某个角落。这些排外者并非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敌对国家，而是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分歧，这些分歧由于西方列强前所未有的海外扩张而变得格外重要。眼见他们摇摇欲坠的帝国不仅被一个国家渗透，还被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瓜分，一批贫困的青年揭竿起义。由于他们擅长武术，西方人称他们为“拳民”（Boxers，即义和团）。虽然他们的一些目标仍不明确，但他们的口号却表达得非常清楚：“扶清灭洋！”
义和团运动反抗所有殖民强权，这源于数十年来全球化的急遽发展。如同十六世纪西方列强在新大陆圈地掠夺土地的热潮一样，进入十九世纪，新科技的出现引发了西方扩张的第二波浪潮。由于机器发明，旅行变得愈发便捷，欧洲移民蜂拥进入了人迹罕至之地，思想和产品也得以跨越海洋、高山和沙漠。随着电报的发明，长期以来彼此隔绝的部落开始交流、贸易，并逐渐融合。不同的人类族群长期以来因各自对上帝与自然、神圣与世俗、道德、政治和个体的狭隘观念而产生奇特的差异，现在却发现彼此惊人地相近。就像西班牙人和纳瓦人的相遇一样，由于这些失散已久的人类表亲对彼此知之甚少，他们无法不注意到这些新发现的人类亲戚在外貌、习惯和风俗上都与他们截然不同。
人口变迁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在一八五○年以后，经济的繁荣导致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人口密度增加，引发了规模空前的移民潮，数十万人前往异乡寻求新的机会。得益于电报、全球邮政系统的建置，以及蒸汽船和火车等革命性交通工具的出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纷纷离开家园。过去只有最绝望或最冒进的人才会穿山渡海，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冒险旅行，甚至只是为了寻求刺激。十九世纪末，追求刺激的旅行者携带着库克、贝德克尔或米其林等著名旅行指南，开始周游世界，他们被称为“环球旅行家”。
这次人类的大规模重聚，激发了一些人憧憬著世界大同时代的到来。随着科技发达国家的居民散布各处，政要们开始倡议制定全球性的法律，甚至组建世界政府的必要性。在日内瓦、巴黎、伯恩、伦敦和海牙等地召开的大会上，律师、和平主义者和外交官齐聚一堂，呼吁建立国际组织，以规范战争、贸易、专利和版权等领域。乐观主义者提出了“世界联邦”或“世界合众国”等概念，全球主义者，如德人瓦尔特．舒金，设想了一个未来，民族国家及其痼疾——民族主义——将被视为失败的实验。舒金和他的盟友们是世界公民，他们呼应了北非奴隶出身的罗马剧作家泰伦斯的经典名言：“我是人：我认为与人有关的一切都与我息息相关。”
然而，在如此宏伟的宣言背后，却潜藏着截然不同的现实。这些长期分离的部落之间的重聚并非总是那么友好。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往往源于强权的武力威胁。在一八七○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凭借著工业实力和海上力量、连发步枪和炸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国竞相瓜分新市场、廉价资源和强制劳动力，征服了实力较弱的国家。这场史无前例的征服浪潮几乎蔓延到了整个非洲以及亚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地区。与此同时，清朝和鄂图曼帝国的崩溃为列强提供了更多掠夺土地的机会。
尽管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也积极参与了这场海外扩张的狂潮，但欧洲列强才是这场狂欢盛宴的主角。欧洲帝国强权争相瓜分广袤的土地，正如一位愤慨的观察家所言，这是一场“人类良心史上最可耻的掠夺狂欢”。对于殖民者来说，这种疯狂的掠夺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险：较小的风险来自装备简陋的土著居民的抵抗。殖民者由于拥有明显的武力优势，而且坚信自己是在行善，对此不是太担心。更大的危险在于在瓜分殖民地的狂热中，竞争激烈的侵略者间可能会擦枪走火而爆发战争。因此，全欧洲的协调被认为至关重要。
一八八五年，柏林刚果会议（简称柏林会议或西非会议）召集了十三个欧洲列强和美国。为了避免在非洲的殖民竞争中爆发冲突，他们将非洲大陆瓜分殆尽。尽管各国签订了相关条约，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一个世界合众国，而是零星的冲突和错综复杂的联盟，这也预示著全球化可能引发一个严峻的后果：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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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缩小。欧洲人携带后膛步枪，储备奎宁以预防疟疾，利用蒸汽动力逆流而上，欧洲人闯入了曾经深不可测的内陆。这些不速之客坚持留下来；他们建立了贸易公司，随后将其转型为种植园。至于当地原住民，虽然柏林会议效仿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明令禁止奴隶制度，但他们却“受雇”为契约劳工，沦为半强迫的劳动者。外国商贸据点逐渐演变为保护地，最终成为殖民地，直接隶属于欧洲宗主国。在短短的时间内，一群勇猛无畏的商人摇身一变成殖民统治者，他们的统治有欧洲炮舰和军队为后盾。
为了合理化这些行为，一套复杂的叙事网络被编织出来。在刚果会议上，欧洲文化向东扩张的行动被歌颂，这都要归功于法国人所倡导的“文明使命”。与在新大陆殖民的西班牙人如出一辙，盎格鲁─撒克逊族英国人、条顿族德国人、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扩张主义者，都将自己视为仁爱的传播者。这些自诩为“解放者”的殖民者宣称带来了融合基督教、科学和正义的文明。据说，他们不仅是为了掠夺财富、土地和权力而来，还肩负作为维和者、解放者和教育者的使命。作为交换，这些被视为“野蛮人”的原住民将被迫放弃他们的土地、文化，以及最基本的自由，以摆脱迷信、食人习俗、残忍和贫困。
宣教士、教师和官员们高举著自由的旗帜，深入殖民地。他们在那里接触到了淘金者、前罪犯、放荡不羁者、奴隶贩子和海盗等各色人等。由于对自己的公义正直、上帝的恩典、血统的高贵和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对当地人的反应感到困惑。这些西方旅人注意到，在异国他乡，他们时而受到款待和卑躬屈膝的服务，时而又会遭遇愤怒和暴力的对待。在殖民者的自我叙事中，这种剧烈的转变似乎不合逻辑。因此，当中国爆发了一场旨在攻击和消灭外国人的义勇军起义时，人们便引用了一个源自古希腊语、用以描述非理性恐惧的罕见词汇，来形容这种现象，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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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人而言，中国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历经一八七一年的惨败后，为了避免国内发生动乱，他们遵循勒南开出的处方，积极向海外扩张。勒南对于那些对殖民扩张抱持道德疑虑的人极不耐烦，他声称：“一个优越种族征服并统治一个劣等种族的国家，这根本不足为奇。”一八七九年，《悲惨世界》的作者维克多．雨果也在一次公开场合疾声呼吁他的同胞们：“上帝将非洲赐予了欧洲，去夺取它吧！”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法国第三共和国积极推行扩张政策，其殖民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扩张。到了一八九五年，生活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人口从五百万激增到五千万。到了一九一三年，法国控制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外领土。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仅次于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一八八九年，法国殖民学院成立，专门培训殖民官员，课程涵盖人类学、殖民社会学和大众心理学等。为了满足这个迅速扩张的帝国的需求，法国报纸不断向读者提供来自中国、鄂图曼帝国、非洲地区、南美洲、波罗的海国家、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各种新闻。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例如外交官的到访、上校因不明原因被遣返或上尼罗河地区的紧张局势，都被当成新闻来报导。当中国北部一个偏远地区发生叛乱时，立刻引起了数十家法国报纸争相报导。
中国会出现动乱并不令人意外。早在一八七三年，一位不具名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就发出了预言性的警告。他赞赏了教宗庇护九世积极扩展在中国传教事工的努力，但同时也提到了可能引发的后果，即远东地区的“仇外心理”。这位神父告诫说，日本和中国仍然对外国人表现出强烈的不友善。一位法国领事也抱持类似观点，提及这些数世纪以来长期“闭关锁国”的“东方”国家，很可能对外来者产生排斥心理。
这些描述并非一句简单的“西方偏见”就能解释。事实上，日本人对“野蛮人”——包括北海道的北方民族和所有西方人——长期抱持敌意。一五四二年，葡萄牙人登陆日本海岸时，就被当地居民戏称为“长鼻妖精”。随后几年里，西方传教士开始在日本定居，并赢得了一些地方领主的支持，建立了一个大约三十万人的基督教徒社群。这最终导致了日本国内强烈的反弹，一五八七年，日本颁布了驱逐基督教徒的禁令。从此，日本开始实施锁国政策，仅允许荷兰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直到一八五三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培里率领炮舰强行要求入境，日本才被迫结束锁国。即使在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现代化改革，对西方世界更加开放，但其政治精英仍然对外国人抱持着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尤其在注意到一海之隔的中国发生的社会动荡之后。
虽然法国的总督和传教士对日本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将中国视为一个“完全锁国”的国家却是荒谬的。确实，拥有长城的中国曾一度采取排外的孤立政策，只允许广州一个港口进行海上贸易。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导致大清王朝摇摇欲坠。作为胜利者，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进入了中国，中国被迫同意接受宗教自由并开放鸦片。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船只贩运契约华工到美洲、割让领土给俄国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换来了表面上的短暂和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个在慈禧太后统治下的衰弱帝国，逐渐被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渗透，扩大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拥护清朝的支持者悲痛地意识到，他们渴望国家独立自主，不受外国干涉的愿望被列强肆意践踏，这个曾经威严的帝国丧失了对领土的主权。
接着，一八九七年，导火线被点燃了。在山东省南部，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理查．亨乐和弗朗茨．尼厄斯遭到秘密会社大刀会杀害。这起事件为德皇威廉二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入侵借口。德国军队迅速占领了居住着六万名中国人的土地。其他列强看到德皇如此轻而易举地入侵中国，也纷纷效尤，派兵进入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到了一九○○年，俄罗斯占领了满洲，但随后又被日本夺走。英国扩大了他们在香港的领地，并试图控制西藏。法国扩大了它在印度支那（中南半岛的旧称）的殖民地。葡萄牙则吞并了澳门。
与此同时，山东西北部发生了旱灾，许多人陷入了饥饿的困境，饥荒的恐惧笼罩着人们。一群年轻人将义和团的群众性降神附体传统，与大刀会刀枪不入的信仰和仪式结合在一起。他们透过念咒、吞符、深呼吸和习武，相信自己刀枪不入、百邪不侵。这些“义和团成员”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义和团最初只是一群暴徒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开始，他们将矛头对准了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和人数稀少的西方传教士。随着袭击事件频传，清政府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边是要求确保其国民安全的欧洲列强，另一边则是躁动不安的愤怒民众。慈禧太后的顾问大臣们也意见分歧。与此同时，黄河发生了严重洪灾，造成了大量难民，也使得更多生活困苦的基督徒加入了义和团。叛乱分子迅速蔓延至整个华北地区；然而，由于当地外国人稀少，他们攻击外国人的意图大都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这些农民还是起来反抗这些象征着他们因西方人而失去的一切的人事物。
随着义和团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号召迅速传入天津、北京等外国侨民聚集的城市。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名英国传教士被杀害，随后四名法国和比利时工程师一行人也遇害。从受害者的国籍可以看出，义和团并非因为仇英、仇法或仇德而行凶。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多个国家瓜分占领，他们向所有这些国家宣战。数以千计的义和团拳民仿佛在一夜之间涌上街头，肆意焚烧教堂、追杀外国侨民。在这场暴动中，近两百名非中国籍人士遭到杀害。
在法国，义和团起义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辉煌成就继续并列报纸头条。全国各地的报纸读者们惊讶地发现，同一版面上既刊登了巴黎电力宫等令人惊叹的发明创造，又刊登了野蛮、原始的暴行。报导指出，中国的仇外并非针对任何特定个人或被污蔑的群体，也不是针对任何定居者、殖民者或侵略者，而是所有外国人。一群着魔、半疯狂的中国叛乱分子会攻击任何非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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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名传教士被杀害后，德国政治评论人士警告说，中国出现了仇外情绪。他们用德语词汇“Fremdenfeindschaft”（意为“视陌生人为敌人”）来描述这种现象。然而，这个词汇并没有被其他语言所借用。相反的，法语的“仇外心理”（xénophobie）一词迅速传播到了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语言中。西方读者几乎立刻就对关于仇外“宣传”、仇视讲“华语”者、“秘密仇外组织”以及仇外分子煽动群众血腥暴力的故事，充满了浓厚兴趣。仇外心理不再只是指某种罕见的疾病或西方国家之间的广泛竞争；它现在被用来解释西方全球主义者在东方可能遇到的可怕麻烦，在那里人们可能会对所有外来者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暴力仇恨，正如那些崇拜鬼神、暴力的义和团所体现的那样。
作者为精神科医生、历史学家暨作家，近作有《现代心智的发明》（Soul Machine: 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Mind）。现为德威特．华莱士研究所所长，威尔康乃尔医学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精神病学教授。
马卡里祖籍黎巴嫩，为信仰东正教的阿拉伯人，幼年随父母移居美国，经常不确定自己是什么人。1975年黎巴嫩开始长达十多年的内战，让原本包容多元的国度陷入杀伐的炼狱，成为他写作本书、探究“仇恨与排外”的远因。
书名：《仇外：义和团、种族屠杀、英国脱欧、川普当选，仇外情结的历史》
作者：乔治．马卡里（George Makari）
出版社：猫头鹰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