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骨干培养和公民政治训练基础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梦。
大概两年以前，我做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梦。我梦见跟老师和同学几十个人组成了一个旅行团，由于我们的大巴车晚点，我们着急赶飞机，所有人一下车就向航站楼狂奔，沿途有人横穿马路、有人摔倒、有人跟其他人撞在一起。
这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们抢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之后，我却感觉背后有人朝我使劲翻白眼，我回头一看，那些窃窃私语的人立刻不说话了。过后有人跟我指出了这件事情，看来并不是我有疑心病，但是我并不理解：为什么上一刻还好好的，下一刻就怨恨起来了？那人跟我说，我前面有个陌生人在台阶上没踩稳，一屁股摔下去了，虽然台阶只有几级，他们说我假装没看见就跑过去了。明明跑在我前面的几个人是最有可能扶那个人一把的，为什么偏偏我成了被针对对象呢？于是我就在梦里一一数落他们每个人亏欠我的地方，最后我说：“我为你们掏心掏肺付出那么多，现在你们因为一件小事情就针对我，你们对得起我吗？”
当然，这只是一个梦，它里面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但是醒来之后我却久久难以释怀。后来我时不时就会想起这个梦，还莫名其妙地觉得又羞耻又怨恨。但是实际上我早就理解了那则梦蕴含的寓意。这种因为一件小事情就割席断交的情况在现实中十分常见，尤其常见于公共讨论领域，人们往往因为一言不合就恶言相向，甚至连私下素有交情的朋友之间也可能因为意见分歧反目成仇。
从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来看，这种状况十分典型，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不加约束的情绪容易失控。假如任由这种不加节制的情绪化现象泛滥成灾，我们可以想象一切公共讨论都会陷入瘫痪，而社会无法走出一盘散沙困境，就会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泛战争状态。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些难题呢？显然，我们需要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首先改变人本身。
我们在上一期影片不但解释了人的文化属性和社会人格可以改变，还在哈维尔主义基础上，提出了进行公民政治训练和推动反对派政治运动的必要性。但是哈维尔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培养政治上的反对派，以及怎样给反对派进行政治训练。
在本期影片，我们就尝试将斯多葛主义的“思想技术”应用于反对派政治训练。从微观层面来看，斯多葛主义强调重新塑造个体和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你当然可以说，这样做有助于建立一种政治上的斯多葛主义来形成反对派凝聚力。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斯多葛主义政治训练关系到我们如何重建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关系到我们如何动员这个社会来反对极权国家。
在开启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斯多葛主义的特点。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的斯多葛主义者不但可能有师承关系，其许多代表人物还有思想上的传承关系，但斯多葛主义严格来说并不是某种单一思想，而更像是一套“思想技术”和生活哲学。正是因为有这个特点，斯多葛主义者可能表现出高度相似的个体行为，但在思想立场上也可能截然对立。
以古罗马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法案为例，这项改革大致体现了早期斯多葛派思想家支持的平等主义观念，因为法案要求限制土地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主张把超出个人限额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平民。显然这项改革关系到重新分配富人土地的合法性问题，毫不奇怪会遭到以小西庇阿为首的保守派阵营激烈反对。小西庇阿圈子里的一个重要谋臣帕奈提乌斯，就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帕奈提乌斯和以后受其影响至深的西塞罗都认为，掠夺富人私产分给穷人反而违背斯多葛派信仰的正义原则。他们甚至说即使提比略·格拉古这样做完全合法，处死他也是他活该。这种情况实际上表明，斯多葛派思想相当博杂，很难有哪一种思想足以概括整个流派。恰恰因为这种博杂特点，一些思想家究竟应不应该纳入斯多葛派范畴，就会引起争议。
那么，凭什么判定一个思想家属不属于斯多葛学派呢？除了依据有据可查的师承关系和思想传承关系之外，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遵循斯多葛派生活哲学理念，以及参照榜样和教义进行思想训练。后面这两种情况是近现代斯多葛主义复兴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近现代社会逐渐淘汰了古代师承关系，期间哲学还经历过几次脱离世俗社会的转型，对于现在的普通人来说，要成为斯多葛主义者更多靠的是自主训练配合引导式训练。那么，斯多葛派哲学训练到底有什么特异之处，我们凭什么相信它有助于反对派政治训练呢？
如果把斯多葛主义当成是一种应用于政治训练的“思想技术”，其最重要特点就是克制情绪波动和培养政治理性。这与当代斯多葛主义复兴浪潮一脉相承。在这个复兴浪潮中，斯多葛哲学通常被当成是一种哲学治疗和心理治疗手段，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将斯多葛哲学视为其最重要的哲学源头之一。
作为心理治疗干预手段，斯多葛哲学也被用于为美国军方和公共安全部门服务，特别是用于作战应激损伤治疗和增强心理健康等项目。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院已专门开设长达30年的斯多葛主义哲学课程，聘请了南希·谢尔曼和马库斯·赫达尔等哲学家专门教授斯多葛主义哲学，用于培养海军官兵面对困境的心理韧性和增强军官的领导力。
2009年美国国防部还推出过一个“军人综合健康”计划，用于培养陆军官兵的心理韧性，其中斯多葛哲学和认知行为治疗也是重要的训练科目。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关报道或研究，披露美国陆军将斯多葛哲学应用于士兵心理韧性训练。借用南希·谢尔曼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军方致力于把美军士兵打造成“斯多葛战士”。近年还有一些报道显示，美国高级别陆军军官还被组织进行斯多葛哲学培训以增强领导力。至于美军中间到底有多少人推崇斯多葛主义，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是我们看到上至前防长詹姆士·马蒂斯上将、下至普通士兵，经常有人提到斯多葛主义。至于美国历史上推崇斯多葛主义的政治家和职业军人就更是多到难以统计，连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国父们，也普遍被认为受斯多葛主义影响。
就斯多葛主义在美国的应用情况来看，增强心理韧性和加强领导力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实践。那么斯多葛主义到底有多大的实际应用效果呢？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从2012年起，每年11月会组办一个“国际斯多葛周”网络活动，这个活动是由哲学家、认知治疗师和相关从业人员合作开展的一项社会实验，活动结束后组办方会发布相关统计报告。截止到目前，这项社会实验的国际参与者已超过四万人。几乎历年统计报告都显示，实验参与者在完成为期一周的斯多葛哲学训练之后，负面情绪均有明显改善。单以2024年报告为例，实验参与者抑郁倾向下降了13.3%，焦虑倾向下降了12.5%；有26%参与者减轻了自我否定倾向，另有22%减轻了对未来的负面期望；一个月之后，反馈信息显示参与者心理韧性增强了13%。要知道这还只是持续一个星期的线上培训，在线下长期从业实践和军事训练应用中效果无疑还要更强一些。
这里反复提到的心理韧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苏格兰认知行为治疗专家唐纳德·罗伯森以将斯多葛主义应用于治疗实践著称，他对韧性的解释是人应对逆境时保持冷静态度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韧性也被说成是应对困难、挑战、压力或创伤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但是美国哲学家南希·谢尔曼更正了这种流行观念的一个认知误区，因为当前流行的概念更多把韧性看成是凭借个体努力来实现自救，然而根据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加的教义来看，个体的韧性不仅仅来自于个体本身，也来自于个体与他人所处的有意义的关系，比如信任、友爱和关怀。也可以说，个体的韧性并不是孤悬于世界之外，而是扎根在个体与他人的有意义的联结之中。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有意义的联结”，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确实存在很多失去意义的联结。假如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笑眯眯地握手，但是两人脑子里想的都是尔虞我诈、乃至你死我活，这肯定不是有意义的社会联结。如果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无法实现有效沟通，这时候的社会联结也一样形同虚设。在社会联结失去意义、乃至社会联结断裂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高度原子化的个体，这时候个体的生存处境就像孤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应对逆境的韧性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甚至容忍不了一丁点挫折，面对一点小小的争论也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的动机，乃至具有咄咄逼人的攻击性。
这就毫不奇怪高度原子化的一盘散沙式社会不仅容易情绪化，还容易情绪失控，容易被他人的情绪牵着鼻子走，容易长期悲观绝望，或者容易因为过度自恋，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发生严重扭曲和偏差，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
与此相反，与他人建立充分信任和友爱关系的个体，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更倾向于通过合作解决问题，这样不仅会大大减轻个体的心理压力，还会减少反应过度和过度敏感。这时候通过有机联结结成的群体，在面对社会压力的时候，不仅会出现心理韧性的叠加效应，还会因为信任跟合作关系额外增加一种集体的抗压耐受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多葛派哲学训练不仅致力于培养能够与他人共存的个体，还要促使个体与他人产生有意义的联结。
但人的韧性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呢？这首先就要涉及到斯多葛派所倡导的情绪控制技术。市面上有关斯多葛主义训练技巧的指导手册多如牛毛，以至于这些指南变得有点像披着古代哲学外衣的心灵鸡汤。但是恰恰因为简单和容易上手，斯多葛哲学也遭到非常普遍的误解。
最常见的误解比如把用来克制情绪波动的技巧说成是自我压抑和禁欲主义；还有因为斯多葛派推崇四大美德，就把斯多葛主义者穿凿成道貌岸然的道德家；当然，把斯多葛哲学训练说成是心灵鸡汤也一样是常见误解之一。
有关斯多葛派的情绪控制技术，总结得最全面的无疑是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我们在上一讲提到爱比克泰德曾经是一名奴隶，但是由于敏而好学，不仅得以恢复自由身，还自己开宗立派，成为古罗马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爱比克泰德总结的情绪控制技术有很多，最著名的首推控制二分法、搁置判断法和坏事预演法。但是为什么要控制情绪呢？斯多葛派哲学家们说“控制情绪”，实际上是指克制情绪波动，也就是防止情绪大起大落，并不是要“存天理、灭人欲”。
受爱比克泰德影响至深的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奥勒留理解的情绪控制，指的就是控制容易大起大落的情绪，但是要保持充沛的自然情感。奥勒留流传至今的《沉思录》实际上是他自己写来勉励自己的私人笔记，由于并不考虑公布这些私密内容，他不但非常直白和坦率地面对自己，还特别在乎实用性，省去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虚伪托词。奥勒留自己一生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战乱、动荡和灾难，他一共生育了14名子女，结果有9个都死在他前面。他39岁时接任罗马皇帝，但经历过很多人生挫折，脾气还相当暴躁。奥勒留一生都在与自己的坏脾气作斗争，这是他相当非同凡响的地方。
[page]
奥勒留不但拜多名斯多葛派哲学家为师，还给自己树立了多个榜样，并参照这些榜样来要求自己。远的不说，奥勒留自己的养父安东尼·庇护皇帝就是一个极佳的道德榜样，奥勒留尤其崇拜他性格温和冷静，时时刻刻以他为榜样来约束自己。先前哈德良皇帝立养子安东尼·庇护继承皇位的时候，就十分看重他的个人品德。哈德良要求安东尼·庇护收养当时还很年轻的奥勒留做养子，隔代指定奥勒留将来接替安东尼·庇护，结果这三位皇帝后来就成了“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三个。从奥勒留的《沉思录》和私人通信可以看出来，奥勒留不仅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还常常流露出真挚的情感，可见斯多葛哲学并不是要把人改造成古板的道德家。斯多葛派哲学家之所以会给人留下这种刻板印象，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情绪控制技术和精神追求经常被人误解成禁欲主义。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斯多葛哲学训练的技术性问题，我们就可以准确理解为什么斯多葛主义者相当冷静和克制了。比如著名的控制二分法，要求在具体情境中区分我们可以控制和无法控制的因素。爱比克泰德认为，情绪失控给我们造成痛苦，往往是因为混淆了人为可控和人为不可控因素。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不管是怨天尤人还是自怨自艾，又或者是暴跳如雷，都会影响人的理智，使人被情绪蒙蔽双眼，使人不能在逆境中做出正确决策，最终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爱比克泰德认为，我们之所以发生情绪波动，是因为我们在理解外界的时候，在感受中掺杂了大量价值判断。在做出反应之前，如果我们尽可能不下判断，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延长反应周期，都能给人预留冷静空间。比如被一个陌生人撞了一下肩膀，有的人第一反应就是从碰撞中感受到对方的恶意，或者立马断定对方没有教养，这就涉及主观判断了。
又比如在表达反对意见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说你不同意，或者说你认为这个说法错了。但是很多人习惯性用发泄情绪来表达不同意见，比如劈头盖脸就说“你懂个屁”，这种在意见中掺杂以贬低对方为目的价值判断，使正常交换意见迅速恶化成骂战。假如你过度敏感，习惯性用恶意来揣测对方，对方也一样会从你的反应看出恶意。这样本来一起再平常不过的身体碰撞或者意见不合，也可能发展成流血事件。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爱比克泰德告诉我们需要搁置判断，区分判断和事物之间的差别：判断是我们可控的因素，而外在于我们的因素则不受我们控制，比如对方的动机就不受我们控制。到这里立马就有人要反驳说：假如对方真是存心恶意挑衅呢？这时候你该怎么做？
很好，预演坏事发生就是斯多葛派哲学家经常做的事情。不管是爱比克泰德还是塞内加，斯多葛主义并不是教人一味逆来顺受、唾面自干，而是教人克制愤怒、分析情况、冷静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样做非但不是懦弱，反而是人格强大的表现。我们有时候看见有人因为一些琐事在街头斗殴，怒气上头、浑身发抖那一方，连站都站不稳，拳打脚踢一阵忙活，结果全部扑空，还结结实实挨一顿打，所以这样的“匹夫之怒”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一点小事白挨一顿打，结果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呢，还是报复别人出了一口恶气？像这样的“匹夫之怒”反而暴露出我们的懦弱跟渺小，暴露出我们缺乏坚强的人格应对突发状况，其结果就是我们在别人的羞辱上还要再给自己增加一层伤害。
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犯错来惩罚自己呢？在斯多葛学派看来，愤怒和怨恨就是用别人犯错来惩罚自己。斯多葛派哲学训练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预演坏事发生，经常把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预演一遍，有助于磨练我们应对逆境的临场反应，有助于我们更加冷静地分析状况和做出理智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培养坚韧不拔的品格。
小加图是罗马共和国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其冷静和审慎受到塞内加极大推崇，也被后世斯多葛派奉为是智者典范。有一回，小加图被政敌啐了一口痰啐在脸上，他冷静地擦干口水，幽默地回应说：别人都说你不会动嘴巴，我就说他们误会你了吧？幽默技巧当然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那么你觉得小加图懦弱吗？你觉得这样的人会起来反抗凯撒，最终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殉道者吗？背后支撑小加图的是他强大的人格和坚韧的意志力，这是他成为杰出政治家的根本保障。
依据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说法，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把愤怒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因为在当时人看来，只有缺乏男子气概的人才会容易怒不可遏，在古希腊神话和悲剧表演中，复仇女神往往也以丑恶面目示人。这种表现手法不是为了让人畏惧，而是表达一般社会观念对愤怒和报复的鄙夷。
埃斯库罗斯被誉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努斯鲍姆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艺术中，看到了古希腊人对待愤怒和复仇的社会观念转变：第一次转变是雅典娜订立法律制度，并招安复仇女神，希望用法律来代替血亲复仇；第二次转变是雅典娜彻底驯服复仇女神，要求她们聆听劝导，放弃复仇，转而行善。
努斯鲍姆从中获得的启发是：古希腊人有意对愤怒施加约束，因为愤怒容易失控；古希腊人的做法是将以复仇为导向的愤怒，转变成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社会改革。中国古代也有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如果韩信“匹夫一怒、血溅五步”，不管是杀死羞辱他的人还是被人杀死，以后都不会有将来叱咤风云的韩信。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斯多葛式训练绝不是要教人一味逆来顺受，历史上逆来顺受的人多了，又有几个人成为韩信跟小加图呢？
这里就要见出斯多葛式训练相当与众不同的地方：这种训练旨在塑造强大的人格力量和应对逆境的弹性应变能力，这跟教人心安理得接受奴役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那么要不要报复呢？在这里我们要对比一下哲学家尼采在《道德谱系学》里批判的“奴隶道德”。所谓奴隶道德，指的是弱者长期没有能力反抗强者，不断积聚愤懑，依靠想象的报复来推迟正义，这些积聚的情感就形成了怨恨；当怨恨开始创造价值观的时候，就创造出奴隶道德，尼采说的奴隶道德，包括了不愤怒和把报复强者寄托在别人身上，尼采甚至把谦虚和耐心也当成是奴隶道德，这就未免有点愤世嫉俗了。中国宣扬“吃亏是福”就是一种典型的奴隶道德，既然“吃亏是福”，那为什么有的人坚决不吃亏呢？
中国社会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奴隶道德，比如鼓吹通过张献忠式报复社会来推翻政权，这依照尼采的说法就是典型的奴隶道德，这就是借助他人报复社会来间接满足奴隶的报复欲望。尼采抨击的各种奴隶道德，乍一看像极了斯多葛哲学，但这是对斯多葛哲学的巨大误解，因为斯多葛哲学恰恰要在日常生活中化解形成怨恨的情感漩涡，这恰恰是反奴隶道德的。尼采说的奴隶道德经历了由愤怒转向怨恨、再由怨恨转向用不愤怒来自我麻痹，而斯多葛式训练从始至终都在克制愤怒和化解怨恨，斯多葛主义者之所以不怨恨、不愤怒，是为了不让情绪控制人的理智，并不是因为斯多葛主义者主观上放弃了通过冷静行动解决问题的意愿。
依照控制二分法原理，斯多葛主义者当然会通过行动改变他们可以改变的事情，至于他们无法改变的事情，他们就交给时间，然后坦然面对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对于尼采的奴隶道德来说，奴隶不但无限期推迟行动，往往还只满足于在想象中报复强者；也可以说，只有奴隶才从始至终都被情绪捆住手脚，结果连他们本来能做的事情也做不了。奴隶道德不仅使人自我矮化、打消人的行动意愿，还阻碍人从逆境和挫折中汲取教训。
我们经常听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又经常看到有些人就是一败再败，不长记性，有的人还是一回受辱，回回受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运气不好吗？
斯多葛式训练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逆境来培养坚韧强大的品格跟实践智慧。对于有意进行斯多葛主义训练的人来说，利用逆境来进行实践训练，跟遵照指导和模仿典范一样，都在情绪控制技术的工具箱里。假如我们只是遭遇逆境，没有用逆境来训练自己，这样就算把斯多葛哲学讲得头头是道，同样的逆境再经历一百次，也不会把我们变成斯多葛主义者。而尼采批评的奴隶道德，往往就是指那些对自己处境缺乏自省又缺乏行动能力的人，他们除了怨天尤人和自怨自艾之外，并不懂得利用逆境和对手来提高自己。相比之下，斯多葛学派还将实践智慧列入四大美德之列，这足以见出斯多葛式训练的务实特性和行动主义特质，与所谓奴隶道德有云泥之别。
说到这里，我们要谈一谈斯多葛主义所特有的政治理性及其特殊的现实取向。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斯多葛主义究竟要培养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品格，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理解：一种是把斯多葛主义当成是“弃世哲学”，另一种则把情绪控制技术说成是“妥协哲学”。
[page]
其一，斯多葛主义要追求内心平静，但绝不是什么“弃世哲学”，这跟佛教、道教隐居山林绝不相同；斯多葛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哲学，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紧紧编织在世俗生活的喧嚣之中，尽管其他人往往是打破我们内心平静的最重要原因，但斯多葛派哲学家一再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个体对于他人的责任。
斯多葛式情绪控制，除了使人保持理智和防止社会怨恨蔓延之外，还有一种社会功能，那就是塑造稳定可靠的个性，以便更好地履行个体的社会责任，以及不破坏社会纽带。市面上的斯多葛主义训练指南，往往很容易忽视这个重要关切。
勇敢是斯多葛主义奉行的四大美德之一，所谓勇敢往往需要我们在世俗生活中不逃避问题，积极进取地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仍然能够有效克制自己，使自己的内心平静不被外界干扰所打破。一个人既要积极面对现实，又要不跟欲望和情绪随波逐流，这当然是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奥勒留皇帝一再反省与人打交道的难处，他甚至多次明确表示很讨厌跟人打交道，但他也不断勉励自己为了责任和公共福祉，要勇敢而且冷静地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一个面向上，斯多葛主义的行为方式显然是不逃避问题，反而还勇敢承担社会责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个斯多葛主义者都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他不但表现出强烈的归属感和社会联结感，还始终牢记自己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而他自己面对逆境的韧性，也关系到社会渡过危机的弹性应变能力。
但为什么斯多葛学派这么重视个体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呢？这与斯多葛学派的“内亲化”概念息息相关。英国哲学家朱莉娅·安娜思对“内亲化”的解释是，人天生就有一种自爱和自我保存倾向，这个过程叫做个人内亲化；个人内亲化发展的结果就是人成了理性动物，于是开始关心自己的后代、亲属和朋友，结果就形成超出自爱范畴的对他人的关怀，后面这个过程就叫社会内亲化。也就是说，社会内亲化是从个人内亲化演变出来的，两者都是人的天性，都是理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为什么社会内亲化与个人内亲化同样重要呢？
这是因为当人通过个人内亲化过程形成了理性之后，就会意识到自我保存是无法光靠自己一个人来实现的，这时候他不仅需要依靠其他人，还需要与其他人合作以保障共同安全，其他人愿意合作也是为了实现和保障自己的自我保存，而人类社会正是在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斯多葛派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是因为社会内亲化是人性和理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此相反，如果个体都放弃社会责任，不再关心其他人，也不与其他人合作，这不仅违背人的天性，还给个体生存造成危害，乃至人类社会因自相残杀而灭绝。事实上，救助他者也是一种动物本能，比如我们在一些网络影片中看见大象救落水的小鹿、猩猩救落水的小鸟、小象救落水的人类等等，这说明救助他者的本能在自然界中同样常见。也就是说，即使不需要理性介入，动物本能也一样有超出自身范畴的他者关怀。
话说回来，在另一个面向上，斯多葛主义的情绪控制技术并不是宣扬处世圆滑的“妥协哲学”。实践智慧告诉我们在遭遇逆境时，需要有审时度势的灵活性，斯多葛主义者调整情绪以适应逆境恰恰是这种灵活性的表现，但这跟奴隶道德所鼓吹的生存智慧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因为斯多葛主义者普遍有种坚守内心、拒绝妥协的倾向。
爱比克泰德说，即使是被捆绑起来的奴隶也依然可以获得内在的自由。这句话实际上是表明，斯多葛主义者是最不可能被外在环境驯化的人。有这种倾向性，并不是因为斯多葛主义者有脱离现实政治的道德清高，而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塑造自己和自己掌控自己命运，视为哲学训练的核心关切之一，而这个自我重塑过程是嵌入在社会行动中完成的，并不是光靠冥想就可以实现的。这种自律特点和强烈的行动主义倾向，后来跨越十几个世纪还影响了法国的存在主义思潮。正因为有这种特点和倾向，斯多葛主义者表现出难以被腐化、难以被侵蚀的特点。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代遭遇独裁和暴政的时候，还有大批斯多葛派政治家和哲学家结成了反对派，即使其中很多人遭到处决或者流放，也没有瓦解斯多葛派的抵抗决心。
在澄清了以上两种误解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斯多葛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修养，因为它同样致力于培养稳定可靠、自律而且有行动能力的社会人格。这就意味着如果将斯多葛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反对派政治训练上来，我们也需要培养出具有相当韧性且不容易被环境侵蚀的政治品格。当然，中国眼下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但反对派政治运动却不是不可能，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培养出足以组织和领导反对派政治运动的政治品格。在社会运动低潮期，当愤世嫉俗和悲观情绪蔓延到全社会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理性来引导社会安全渡过急流险滩。
普遍性的悲观主义往往是阻碍一个社会采取行动的最大心理障碍，斯多葛主义在这方面就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政治理性。我们在前面提到，斯多葛主义者经常利用坏事预演法来设想一些极其糟糕的突发状况。长期这样训练的结果，就是人会逐渐形成一种准备接受意外状况的心理预期，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应对逆境的过度反应，还有助于增强人面对复杂局势的心理韧性。与一般悲观主义完全不同的是，坏事预演法没有宿命论倾向，斯多葛主义者反而结合控制二分法，将不可控因素隔离开来，转而将行动和信念集中到改善人力可为的侧面，把负面想象转化成一种具有行动力的乐观主义。
但是斯多葛式乐观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乐观主义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反对廉价的乐观主义，因为缺乏心理韧性的乐观主义往往最容易崩溃。
根据“斯托克代尔悖论”，乐观主义者反而是最先绝望和最容易放弃的那一批人。“斯托克代尔悖论”得名于美国越战英雄詹姆士·邦德·斯托克代尔，他在越南战俘营里关押了七年半之久，期间跟其他美军战俘一起遭受了无数次酷刑虐待。后来斯托克代尔发现，反而是起初最乐观的美军战俘没有一个活着走出炼狱。那么，幸存下来的美军战俘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斯托克代尔说这要得益于他参军之前在斯坦福大学接触到的斯多葛哲学，尤其是爱比克泰德思想帮助他极大地提升了克服逆境的心理韧性。斯托克代尔还在战俘营里领导了一系列地下抵抗运动，并利用斯多葛哲学原理制定了一整套行为规范来帮助狱友坚持抵抗。这场抵抗运动主要参与者后来都被单独囚禁，但是单独关押并没有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这些人都顺利渡过了囚徒困境，不但没有招供，还顽强地活了下来。斯托克代尔说，如果他们迫于恐惧而失去自尊，他们的敌人就会得逞。
显然，斯多葛主义重塑了这批美军战俘的弱者心境，他们调侃关押他们的监狱是“河内希尔顿酒店”，他们不仅不仇恨酷刑折磨他们的监狱看守，反而还对其酷刑工作表示理解。可以说，斯多葛主义要塑造的态度绝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更不是完全丧失抵抗意志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冷静面对残酷现实的行动主义。就中国未来的反对派政治而言，我们不仅要帮助公众客观理解现实困境是怎么形成的，还要同时对抗弥漫全社会的悲观情绪和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两种情况都像是由于认知上的惰性而产生的自欺欺人。
就一种更务实的态度而言，新的政治理性强调在可控范围内持续推进社会变革。那么，对我们而言什么才是可控范围呢？这不仅包括抑制各种浮躁的社会情绪，还涉及到恢复社会信任、探索合作模式、重建社会纽带、重塑道德责任感等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所追求的公民政治训练，这关系到修复横向断裂的社会联结，为“反政治的政治”和“不同政见运动”铺平道路。政治上抵制极权国家，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光是这样做还远远达不到推翻极权政府的目的。因为反对者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合作，甚至彼此不能达成妥协，处于事实上的一盘散沙状态。这样的情况不仅无助于形成政治上的反对派，还无助于形成切实可行的社会替代方案。也就是说，假如反对者之间尚且无法克服正常沟通和合作障碍，社会凭什么相信应该把国家命运交付给一帮乌合之众呢？把国家命运交付给乌合之众，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都有一种典型的暴民统治特点，假如反对者们形成了要避免暴民政治和暴政循环的共识，那为什么不从自己开始，把暴民习性剔除出去，把自己训练成合格的政治反对派呢？
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谈到的问题：应该怎么把斯多葛主义应用于反对派政治训练呢？毫无疑问，这涉及到运用斯多葛主义的“思想技术”来重塑我们的社会观念。其中首当其冲的修正目标就是我们身上的暴民习性。当我们说暴民的时候，很多情况主要是用来指责他人，但在中共当局眼中，所有反对者都是暴民。
[page]
一个合格的斯多葛主义者，当然应该反省自己是否具有合格的政治反对派品质。假如我们身上果真有着暴民习性，那就勇敢面对现实，去纠正它，把它培养成具有公民意识的政治品格。比如暴民习性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包括暴戾习气重、无法跟人合作、疑心病、自私自利、容易情绪失控、容易浮躁、容易盲目自信和目中无人、容易愤世嫉俗、容易形成刻板观念且有反智主义倾向等等。偏见和恶习也是暴民习性最常流露出来的外化特征，再加上喜欢抬杠和习惯性否定他人，暴民习性使得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合作，反而还互相怨恨。
什么才是一种有效的合作态度呢？谦逊和互信无疑是必备品质。如果一个人喜欢诡辩和怀疑一切，喜欢夸耀自己的小聪明，这样的人还怎么合作呢？你总不能等到上访被打压，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想起跟人合作吧？如果要别人指出我们自己的问题，这种情况既不现实，我们大多数人也接受不了。对于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来说，最佳的替代方案就是及时克制和经常自省。一个不经常自省的人很难具有谦逊品质，反而习惯性指责他人、习惯性跟人抬杠；而一个懂得克制的人则经常及时阻止自己的冲动行为，及时自省和自我修正。要做到这些改变没有那么难，但也没有那么容易，这就像一场小型考试，完全不做任何准备绝大多数人都是过不了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需要“政治训练”。
我们当然可以把斯多葛主义哲学拿来训练我们自己，这种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克制和自省。比如我们可以结成学习小组，通过定期的学习交流来互相勉励、互相督促。这种学习小组就是一种微观的结社模式，它有助于我们培养坚持做一件事情的耐心和毅力，也有助于加强我们与其他人的社会纽带，让我们尝试信任和依赖其他人。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在现实中的学习榜样，向人脚踏实地学习克制和谦逊的品格，甚至可以以那人为人生导师来勉励自己，以保证自己在现实中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对于有更长远政治目标的人来说，学习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政治家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可以用阅读传记和观摩演讲等方式来领会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格。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都会为自己树立很多效仿榜样，这样做当然是有好处的。如果只盯着一个榜样来训练自己，这即使不会变质成洗脑，也会变质成个人崇拜。在当前的流行文化中经常容易出现“粉丝文化”，这种“粉丝文化”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态度，反而容易造成盲目崇拜和知识阻塞。这就像学校教育，你不可能指望从幼稚园到大学毕业一直让同一个老师教你全部科目。斯多葛主义者通常会向许多榜样学习，这些学习对象不必都是斯多葛主义者，但每个榜样都会给他完全不同的启发。这些学习榜样不仅是日常用来警醒自己的，在遭遇人生困境的时候也可以用来鼓舞自己。
以我本人为例，我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政治家归恰尔蒂尼视为自己的人生典范，不但我的保守主义政治观念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受到他的影响，每当我遭遇人生挫折的时候，我还会设想换成是他，他会怎样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此外，我还向他学习如何政治地思考，如何谨慎地权衡，如何沉着冷静等等。
当然，光是归恰尔蒂尼还不足以给我的人生定调，我也向哈维尔和古代斯多葛主义者学习，还有美国政治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美国政治学家丽莎·魏丁、法国哲学家昆汀·梅亚苏等等，都是我的学习对象。随着吸收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多，我就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致力于社会变革的进取性的保守主义观念。
不过话说回来，你在学习自己的人生榜样的时候，不仅可以学习对方的思想理念，还可以学习对方的个人品质，甚至心智上的成熟度和良好的行为习惯都可以是学习对象。谦虚学习那些值得学习的榜样，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如果觉得什么都不值得你学习，自己不学习，还好为人师，那才是真正的闭塞、盲目和夜郎自大。
现在中共当局在推动中国向“学习型社会”转型，这是十分讽刺的事情，但也需要引起警惕。当局的目的当然是通过创建所谓的“学习型社会”来强化意识形态控制，他们树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道德模范，虽然目前还没有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其中动机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一则是因为中共确实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我们经常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组办大大小小的学习活动，这些学习活动并不是简单走过场，因为它们也在不断强化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其意识形态根基。
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并没有主动学习氛围，不仅公共场所没有人读书，反智主义和学科歧视等偏见还甚嚣尘上。2024年中国人均阅读量才4.79本书，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学校教育贡献的。同一年美国人均阅读量达到17本书，相比之下，美国才更像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另一个需要警惕的地方是，中共在扩张“学习型社会”，这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是尤其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主动去争取有学习精神的年轻人，年轻人就会被吸纳进中共的“学习型社会”。总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但主动学习、还在加紧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独裁政党，然而反对这个独裁政权的广大群体，不仅满足于一盘散沙的社会现状，还缺少学习自强的精神，尤其是至今没有意识到应该把自己培养成政治上的合格的反对派。
所以，我们鼓励社会自发进行反对派政治训练，不仅是要训练出一批有能力粘合一盘散沙社会的领导人才和运动骨干，还要培养出一个有合作意识、文明开化、自信自强的公民社会。我们鼓励社会主动学习进取，即便不能将青年群体都吸纳到我们这一边来，也要使他们对中共正在扩张的“学习型社会”产生免疫力，防止青年群体沦为独裁政权思想意识形态毒害的牺牲品。
对于以培养反对派为目的政治训练来说，光是自发反省和推广学习自强运动还不足够，因为即使在取得最佳效果的情况下，也只能为社会培养一小批运动骨干和公民群体。我们还需要借助被中共当局封锁的国际网络空间，根据其防火墙的多孔性特点，透过多媒体平台和多圈层化的网络社区，建立一个跨时空的公共领域。
我们不仅要吸纳更多中国民众和流亡群体参与这个跨时空的公共领域，还要在这个公共领域中，切实地锻炼我们学习到的公民政治教育。我们一样可以利用这个公共领域进行结社、演讲、动员、游说和集会，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有效的社会互动比公民政治教育产生的社会效果更加显著。眼下随着社交媒体兴起，事实上已经具备重塑公共领域的传播条件了，但是问题出在反对派政治训练不足以及社会动员开展不起来等环节上。不过归根结底，所有问题还是出在没有出现一批足以形成社会共识的社会影响力者。
我们讲的反对派政治训练无疑有助于塑造这样的社会影响力者，但我们要跨出的第一步还在于促成“社会影响力者联盟”。不管是流亡者，还是身在中国大陆，不管是公开还是不公开参与，这个“影响力者联盟”将是中国未来反对派政治的第一次重要演练，尤其考验的是：政治训练是否把我们改造成了具有合作精神和具备领导力的社会运动骨干。
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有能力管理国家，就应该用反对派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你自己：你不但要有具体可行的政策备选方案，还要具备处理复杂社会事务的能力——对于中国未来的反对派政治来说，要锻炼这种能力首先就要学习如何动员国家、如何解决反对派阵营内部分歧、如何约束极端行为、如何有效谈判协商、如何与中共政权斗争，以及如何在斗争遭遇挫折的情况下继续鼓舞社会和保持斗志。这些复杂社会事务不仅锻炼我们领导社会运动的能力，也会检验我们的政治能力。假如我们连这些基本难关都闯不过，还没有耐心把自己朝政治家方向培养，将来国民凭什么相信反对派联盟有能力接管国家呢？将来的社会运动骨干，如果只满足于以乌合之众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但会遭遇这种质疑，还会跟以前一样无法把社会运动开展起来。
社会运动骨干面对这些难题，如果缺少斯多葛主义者那种学习能力和心理韧性，缺少自省和克制，再花里胡哨的政治手段也只能贬值成只会勾心斗角、忙于内斗，最终被中共各个击破，成不了气候。如果社会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缺乏缔造新国家的政治家品格和才干，或者说，如果我们不能从政治品格上跟中共官僚区分开来，我们又凭什么让公众相信未来的新国家一定比现在更好呢？但反对派政治训练并不只是针对社会运动骨干，对于热心公共事务的社会各界来说，
反对派政治训练也是提升公民素养和培养公民社会的重要途径。通常我们对“公民社会”有着相当顽固的误解，就像我们对“公共领域”经常一知半解一样。公民社会并不是仰仗政府授权才得以形成的，甚至法治环境也并不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就其在现代国家的诞生历史来看，公民社会通常是自发形成的。比如在东欧剧变之前，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逐渐抬头的公民社会就不是政府授权的结果，而是社会自强自主的结果，这当然也跟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时代精神有直接关系。
近年有历史学家以东斯洛伐克地区为研究案例，发现社会思想观念转变对天鹅绒革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的社会观念包括哈维尔思想鼓励民众“生活在真实”中、民众普遍质疑道德败坏的政治环境、权利意识和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超过了现实中的功利因素等等。即使相当多民众持观望态度，由思想观念转变激活的公民社会仍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抵抗运动。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出现了由多个行动者网络架构起来的反对派政治运动潜流，其中以《七七宪章》签署者为首的多个行动者网络以半公开形式运作，其他由前体制内精英、文化界、宗教界和少数民族圈层构成的抵抗潮流则转入地下运作，在多方行动者网络互相配合之下，社会思想观念转变越演越烈，这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在天鹅绒革命之前就已经成功激活了公民社会，新思想观念的传播就对潜在的公民社会发挥着培育作用。
现在中国离社会思想观念转变还有很远距离，我们会在下期节目解释为什么需要培养反对派政治，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反对派政治，当然也包括反对派政治将要发挥的关键功能。
在极权主义国家不存在公民社会，而是普遍出现了一盘散沙的荒漠化社会，这当然跟当局镇压和封锁有关系，但是随着世界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发展，公共领域可以不再依附于地理上的社会环境，公民社会也自然可以依托多孔性的社会空间生长。我们面对的是由一个技术革命创造的全新时代，我们必须让自己的观念完美贴合到这个时代来。我们现在甚至可以依托网络技术手段，实现在东欧剧变之前无法想象的言论自由环境，怎么我们反而比当时的东欧人民更加畏缩不前了呢？
事实上，我们面对的真实问题并不是客观上的恐惧成分是否有所增加，而是未能充分意识到在新的技术环境和时代氛围中，我们有许多本来应该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斯多葛主义政治训练归根结底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这种训练教会我们撇清畏难情绪干扰、克服心理障碍、重新审视现实，帮助我们在具体环境中切实分析，有哪些事情我们本来可以做但是没有做到，还有哪些事情我们根本做不到却白白浪费时间空想。这就毫不奇怪斯多葛主义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反对派政治训练来说，斯多葛主义不仅培养政治品格，还是一种实用主义方法论。
当然，尽管我们本期节目将之当成一种“思想技术”来探讨，斯多葛主义远远不止是方法论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探讨斯多葛派哲学思想，甚至也可以做几期针对控制愤怒和悲观情绪的专题。本期影片着重介绍了运用斯多葛主义“思想技术”来进行反对派政治训练，这是正式推出反对派政治运动之前的前期预热和准备工作。在下期影片中，我们就来式探讨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反对派政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