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左）因为中共宣传晚年陷于悔恨。图为斯诺与宋庆龄对话，摄于1939年。（公有领域）
据中共官媒报导，5月30日，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20周年暨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者包括新华社社长傅华、北大书记何光彩等政府、高校、媒体领域人员。
并不出乎人们的意外，研讨会继续吹捧斯诺是怎样一位中共的“老朋友”，怎样“用一部《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冲破封锁”，把中共的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等。自然，会议的目的是希望有更多“新时代的斯诺”，来替中共涂脂抹粉。这从研讨会设有“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人才培养与斯诺精神传承”“国际友人研究”等6场专题论坛亦可看出。
不过，研讨会不敢提及的一件事是斯诺晚年其实后悔写了《西行漫记》一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中共历史上，要说帮了中共大忙的头号外国人并不是众所周知的白求恩，而是斯诺。他与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左翼记者曾前往延安，并被中共领导人所展现出来的假象欺骗，自觉和不自觉的成为中共在国际社会的义务宣传员，而影响最大的是斯诺的美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西行漫记》。其不仅在美国国内增加了对中共的同情，为中共在世界上争取到了不少外援，也使得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共充满了向往，而投奔延安。
美国人斯诺为何会来到万里之外的中国呢？
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后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具有冒险精神的斯诺于1928年9月抵达中国后，担任一家美国报纸的驻华记者。1932年与海伦结婚。1934年，斯诺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至1937年，同时担任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
关于斯诺为何选择长时间呆在中国，他的个人传记作者托马斯·伯纳德认为：“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对斯诺留在中国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在中国过得很舒适，甚至奢华。”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也坦诚经济因素对于他们选择留在中国的重要性：“（如果留在上海）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许多倍……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
显然，在中国当记者，不但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还能为斯诺带来不小的财富。在1940年到1950年期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获取的稿费就达到25万美元，这在当时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中国期间，斯诺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因而对国民政府产生了负面的看法。此时，随着与共产国际秘密党员宋庆龄与亲共作家鲁迅接触的增多，其“左倾”思想变的愈加明显。斯诺认为，与宋庆龄的私人交往甚至比报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之类的事来得更为重要。他因此接受了宋庆龄对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诸多看法，比如宋庆龄曾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的灾星”，比如中共则是“中国唯一一个继承了孙中山未竟革命事业的革命力量，并将最终统一中国”等等。
1936年夏天，他在宋庆龄的协助下前往延安。起因是有一家出版商约他在1934年年底写出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者其他主题的书。为了赚取这丰厚的报酬，斯诺立即答应了下来。
斯诺的到来也让中共有了欺骗美国和世界的机会。在延安期间，斯诺先后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中共红军领导人，他也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边区的西方记者。
同年11月，美国《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了其采访文章——《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由他拍摄的毛头戴八角军帽的照片。1937年1月和2月间，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斯诺的陕北报导，其中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他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在这些报导的基础上，7月，斯诺在北京写成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10月该书在英国伦敦出版。
1938年2月，中译本在做了少量增删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但近年来有研究者称，《西行漫记》应算斯诺夫妇两人合作的产物。
毋庸置疑，斯诺看到的都是中共想让他看到的“美好一面”，且都是中共的一面之词。早已深信宋庆龄的斯诺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共的说辞，而其对中共领导人的虚伪、放荡的私生活、残酷斗争以及不抗日等真相，根本无从了解。
正如之前所言，斯诺的书在国内、国际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可以说帮了中共一个大忙。他不仅让美国人上了当，博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也让不少中国心怀浪漫的年轻学生投奔延安。从这个层面上看，斯诺对于中共而言，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帮手”。
1939年，斯诺再次赴延安拜访毛，受到了毛的热情欢迎。1941年2月，斯诺因报导皖南事变而被国民政府取缔记者特权，被迫离开了中国。回国后，他与妻子海伦分手，但他并没有放弃对中共和毛的宣传。
在其1944年的著作“人民在我们一边（People On Our Side）”中，斯诺强调中共的角色依然是反法西斯阵营。在一次演讲中，斯诺将毛及中共描述为推动中国民主的进步力量，在后来为美国《国家》杂志撰写的稿件中，斯诺表示中共“已经放弃了中国在未来建立共产主义的企图”。然而，这都是斯诺的自我臆想。
在中共建政后，斯诺成为了中共的座上宾。1949年斯诺访华。他在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一书中，将中国1959-1961年间的饿死三千万人的惨剧称为“营养不良”而非“饥荒”。也是，中共如何能让斯诺看到中共治下的惨况呢？
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他再访中国，旅途广泛并与被安排好的大众交谈。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诺偕同夫人从香港到广州，开始了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之旅，而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斯诺的看法，亦或者他之前的疑虑得到了印证。
据其《传记》所述，在广州，斯诺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了北京以后，他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在背诵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像是一种宗教仪式。
在延安，斯诺还参观了文革时改造知识分子的“五七干校”，他觉得那里就如同监狱，这让他恐惧。最让斯诺深受刺激的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儿子艾伦被关押的可怕遭遇。艾黎参加了所谓中国革命并定居于中国。艾伦告诉斯诺，文革开始后，他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监狱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死于殴打、饥饿、冻馁和自杀，只有他想办法逃了出来，想办法找到周恩来，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当斯诺见到毛时，毛对他大骂中国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要对他们实行专政。毛还说：“谁会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答：“你想到了。”毛说：“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些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王。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或许是中共的恐怖统治和毛的“坦诚”，斯诺竟然有了毛有可鄙可厌的一面的印象，他为此还对当年写《西行漫记》感到歉意。一年后，被中共利用了半辈子的斯诺死于癌症。
1989年，斯诺夫人公开谴责中共政府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她后来还成为中国人权活动坚定的支持者。
2021年，中共百年党庆前后，鼓吹要寻找“新时代的斯诺”，斯诺的女儿西恩（Sian Snow）在7月投书媒体，指其父亲不会支持中共政府打压记者的政策。西恩还说，这种类似宣传斯诺经历的活动，被解读为呼吁媒体记者，只报导中国的正面新闻，回避对该国的批评。
对于斯诺、斯诺夫人和斯诺女儿的醒悟、态度，北大刚刚召开的研讨会却只字不敢提，背后折射的是中共的心虚。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共一直难以找到一个像斯诺这样为其涂脂抹粉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记者。只是中共为何一再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呢？不正说明它对自己的统治没有底气吗？不正说明它非常害怕别人知道其所干的罪恶吗？一个心虚没有底气的政权，一旦被人民和世界认清其真实面目，其还能存活吗？现在的中共业已处于这个阶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