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志愿是从小熟悉、父母都在那里工作的西南师范学院（后来改为西南师范大学，现在已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称作西南大学）。入校后得知77届西师外语系所有考生中，我的入学成绩最高。一同进来的有不少老高三学生，也是各地高考中被称为“尖子”的考生，成绩在290分左右。高考以后，我还经历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毕业考试和论文答辩，等等。大概是高考开了一个好头，以后的考试我从未失败过。
回想起来，1977年的高考也没什么特别的记忆，我记得的只有两个细节：一个是有一道解析几何的试题，我计算下来是一个点圆，但心里一直不踏实。从考场出来后，问了几个老高三的学生，他们证实结果确实是点圆，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另一个是语文考试，早上我临出门去考场前，匆匆把语文复习资料浏览了一遍，特别记住了某一个问题，老天真是惠顾我，那天的考试题目里正好就有这个问题。
统一科目考试后不久——到底多久记不得了，我又接到通知去綦江参加外语考试。以我当时的俄语水平应付这样的考试（笔试）已经非常简单，我用了不到20分钟就做完了全部的试题。完成答卷之后我突发奇想，将整张考卷连试题带答案一起翻译成了英语，想以此证实自己的实际“学力”。具体效果不得而知。
进校后，我也没听老师说起入学考试有人用两种语言答题的奇闻趣事。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后，我把这事忘了。一天，一位参加了招生工作的老师来我家小坐，与父母闲谈中偶然说起我的高考。她说，我们那次招生，凭蒋国辉的考分本来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录取他还费了一番周折。他报考外语专业，却没有外语笔试的试卷，我们怎么找也没有找到。
后来才知道，我用两种语言答卷，评卷的老师弄不清我的试卷到底是俄语还是英语，答卷被搁置了。我画蛇添足试图证明“同等学力”的举措还差点误了大事。外语笔试之后，接着是口试。主持我们口试的那位女教师，四年多以后我在川外攻读硕士学位时又见到了她，这才知道她是川外俄语系的教师。
考试结束后，就是心急如焚的等待。等待的时间有多长记不清了，好像不是一个太久的过程。但对于我，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长难熬，度日如年的感觉格外强烈。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一个煤矿工人，可我内心一直没认同过这个产业工人的身份。
打通煤矿到农村招工的时候，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我不得不努力争取有红色家庭背景的知青们不屑一顾的这种招工名额，来到煤矿当了一名被蔑称为“煤黑子”的矿工。我没有别的门路可以离开煤矿，但我又不想永远做一个煤矿工人。
整整6年的矿工生活，我所感受到的不只是工作的危险和艰辛，还有更多的是被歧视的屈辱。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作为一个“贱民”所遭遇的一系列凌辱和迫害，更让我像一个被绳子拉着飞速旋转的物体，随时随地都焦急地要挣脱绳子远远地腾飞出去，永不回头。因此，高考于我就具有了更加不同寻常的意义。
忐忑不安的我，脑子里每天都塞满了胡思乱想——要是这次考试失败了，今后还会不会有机会再考？以后怎么能安下心来再在煤矿干下去？再有一次考试的机会，能保证不失败吗？等等。
1978年2月底的一天，在矿机关工作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朋友，突然接到他家里发来的电报，告知他已经被西师外语系录取，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了。听了这个消息，我只觉自己一下子掉进了无底洞，没着没落地往下沉。当时我几乎整个儿傻了。道理很简单啊，如果我也被录取了，就应该和他一起得到通知。
我仔细回忆了考试后的情形，包括我对自己考试的感觉和大家出考场后核对答案的结果，他的各科成绩显然不及我，怎么他被录取了我反而没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和猜测跑龙套一般在脑子里穿梭：看来问题可能又出在政审上，不知是不是煤矿的领导在我的鉴定上做了什么手脚。我还无法控制地反复想象着别人离开煤矿的兴高采烈，和相形之下我不得不留下来的万般沮丧……
那夜，就这样昏头胀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上中班。中午买好饭走出食堂，十五只吊桶还在胸中七上八下地翻腾撞击。路过邮电所时，我想进去又害怕进去，斗争了一会，才硬着头皮一步跨了进去。虽然也害怕这一脚踏空了，再次承受陷入无底深渊的绝望，但我还是鼓足了类似慷慨赴死的悲壮勇气，询问，有没有我的信啊。
邮电所的人那天态度格外好，他拿出当天到的所有邮件翻找，很快就找出了一封我的信，是一个牛皮纸信封的挂号信，我眼角一扫就看见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公函信封，当下一阵狂喜，所有的担忧、焦虑和郁闷一扫而空，我的人生戏剧性地大拐弯，从想象中的悲剧一步跨入了现实中的喜剧。
走出邮电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放眼望去，地阔、天空、山黛、水绿，周围的一切在那一瞬间全都跟我的心情一样华丽转身：往日那些低矮破旧悲伤压抑的油毛毡棚；魔鬼的嘴巴一样大大张着的阴森森的井口；被飞扬的煤尘染得灰蒙蒙的天空，在我眼里全都明亮亲切可爱起来。我在心里放声大喊：我要走了。再见吧，艰难困苦的矿工生活。
自打进入中学以来，就因为家庭背景而开始的精神上倍受凌辱的苦难历程，终于被一纸大学录取通知划上了句号。“你要是错过了太阳，还有皎洁的月亮；你要是错过了月亮，还有满天的晶亮的星星”。事实再一次证明，上帝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不会让你一无所有。我得到了满天的繁星。
端在手里已经冰凉的午饭被囫囵吞枣倒进肚子里，我径直往井口派班的地方冲锋，欢娱和得意从脸上往下溢流，淌了一路。到了井口，见到已经守在那里的带班队长，我只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来上班了。说完便转身离去。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一纸大学的录取通知就像“一道圣旨”，我底气十足。如果是一般的工作调动离开煤矿，拿到调令后还不敢过于张扬，因为办理各种手续的过程中，还有不少的关节点，只要有人在某个关节点上稍稍拨弄出一丝不和谐，就可能让你煮熟的鸭子也飞得无影无踪。
大学入学通知不同，有了它，任何一个需要办理手续的部门都只能履行形式上的权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完。再也没有谁敢蔑视卡压我这个多年来被大多数各级领导视为阶级异己分子的“贱民”，太阳的光辉终于照到了我的身上。
跟带班的队长打过招呼后，我怀里揣着“圣旨”直奔打通山煤矿机关而去。接下来的几天，跟当年调出农村一样四处奔忙，我在矿机关各个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到粮食公司迁移粮食关系，等等。
从那天开始直到登上金鸡岩至赶水的小火车离开打通煤矿，整个人都似乎处在一个飞速旋转着的轮子里，来不及看来不及想来不及记，因而许多具体的事都没在头脑里留下痕迹，只有一个不太相干的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办完了所有手续站在矿直机关大楼门口，那里堆放着建筑垃圾。我并没有心潮汹涌放眼眺望，而是看着脚边的一堆碎石，波澜不惊地想：上大学是我近28年的人生旅途中发生的重大转折，四年后我从大学毕业，再往后的人生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是否还能记得今天站在打通煤矿机关大楼门口这堆碎石边心中的这些想法呢？
如今，几十年的光阴只在弹指一挥间，而那一堆碎石连同我当时的感想，在我的头脑中还如同千万像素的数码照片一样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