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哈马斯的高级头目几乎被全歼，加沙大部分建筑物遭到破坏或摧毁。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谴责以色列，以色列空前孤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提出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和平计划的关键之处是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哈马斯释放以色列人质而以色列同时释放加沙囚犯，并且解除哈马斯武装，哈马斯人员获得大赦或自愿到第三国。一个排除哈马斯的技术官僚政府将接管政权，并由特朗普领导的国际委员会监督。

特朗普的中东和平计划积极意义体现在：

第一，“全球领导力的典范”，这是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对特朗普倡导加沙和平计划的评价。这种全球领导力的背后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失效。安理会的失效典型体现在加沙和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利用其单方面否决权，阻止了一系列呼吁以色列在加沙停火的决议。俄罗斯自2022年以来一直阻挠安理会对乌克兰战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回应。

7月24日，当马克龙宣布法国将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后，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纷纷跟进，直到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能占据道德制高点，但不解决实际问题。承认一个在现实并不真正存在、没有边界、没有国际框架、没有完整政府的巴勒斯坦国，不可能让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哈马斯更不可能释放人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不表示，当马克龙宣布法国将承认巴勒斯坦国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旨在达成人质互换停火协议的谈判破裂了。

特朗普的中东和平计划一个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发挥美国的影响力约束以色列。停止加沙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只能在以色列认可的协议下由美国予以监督。内坦尼亚胡在同意20点加沙和平计划后向卡塔尔道歉，证明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过往的历史表明，以色列不会主动道歉，更不会把联合国决议放在眼里。

第二，20点加沙和平计划暂时回避了巴勒斯坦国，一切从当下的停火和释放人质开始，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取决于巴勒斯坦人的选择。更早地追溯可以发现，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建国前忽视了建国。1936年，英国皮尔勋爵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建议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但该建议遭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拒绝。1948年后几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都取得了军事胜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未能建立自己的国家一个主要原因是，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拒绝在该地区存在犹太人的以色列。

历史上最可能实现“两国方案”的机会是《奥斯陆协议》。1993年和1995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达成的两项临时协议，统称《奥斯陆协议》，该协议的成果是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以色列也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和双边谈判的伙伴，成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负责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部分地区进行有限的巴勒斯坦自治。但《奥斯陆协议》被双方的激进分子尤其是哈马斯所破坏，并随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起义而失败。

2000年7月，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和已故的西尔·阿拉法特齐聚戴维营，就结束以巴冲突的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但阿拉法特拒绝了美国和美国提出的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方案。2008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拒绝了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提出的与巴拉克在2000年戴维营峰会期间提出的提议类似于土地换和平的方案。

建立巴勒斯坦国最大的障碍是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以色列的安全担忧。在激烈的巴以冲突中，越是激进的主张越是受到民众欢迎；同时以色列只有在彻底消除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恐怖袭击威胁后才愿意帮助巴勒斯坦建国。阿拉法特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前夕致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信里说：巴解“承认以色列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的权利”，而以色列左派政府也承认“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可惜的是，两边在强硬派的坚持下都未能做进一步的让步未达成最终协议。尤其是哈马斯崇尚暴力，不但瓦解了奥斯陆协议建立的脆弱信任关系，更通过10·7恐怖袭击葬送了通过和平相处加强信任的机会。

第三，20点加沙和平计划给了巴勒斯坦人新的和平机会，也可能给以色列带来真正的和平。现在，特朗普给了巴勒斯坦人开辟了一条出口，他们可以抓住机会，对他们的政治文化和近代历史作现实评估。祈祷巴勒斯坦人最终能从将他们引向百年血腥屠杀之路的意识形态中醒来。只要哈马斯释放人质，解除武装，巴勒斯坦建国并非不可能。如果巴勒斯坦问题有了终极解决方案，周边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仇恨以色列的激进武装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从而使以色列免除建国以来一直头疼的安全威胁。

虽然到目前为止哈马斯和以色列双方接受了川普计划的第一阶段的建议，也就是停火、释放人质和囚犯以及救济加沙灾民，但是川普和平计划是否完全实现还有很大变数，因为哈马斯至今也没有接受放弃武装的条款。以色列是否还会恢复对哈马斯的武力清剿，目前还难以确定。

作者是中国上海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