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你是谁：潜在购物者？夜猫子？还是特别喜欢某一类新闻的人？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如先想想你的身份到底是你自己决定的，还是算法决定的？

1.引子：标签

这篇文章可以先从我热爱户外的强者朋友巧大力开始讲起，三年前的某一天，大力告诉我，他在宿舍里提了一嘴登山鞋，几个小时后，他在每个APP上刷到的内容就全成了登山鞋。我说肯定不会这么离谱的，毕竟你天天买那些户外用品，算法记住你了，给你推两双鞋也是正常的。

不过到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就又陷入了思考。登山鞋也好，路线推荐也罢，看不见的系统肯定是把巧大力放进了“可能购买登山装备的人”的框架里，这个分类又会影响他之后看到什么、被推荐什么、更甚至在消费之外的选择。

当然，日光底下无新事，我们从小就在经历分类，上课的时候，好学生当了班长，差生坐在讲台的左右护法位置。诊断书上有健康和病人的分类。在政府文件里有公民和外国人的分类。人们用这个来管理世界。但同时，分类也在影响我们看待自己方式，我们可能会把被打上的标签变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哲学家 Ian Hacking在书中写到，分类并不是静止的。他用ADHD来举例，提到当一个孩子被诊断为“过动症”的时候，他不只是被贴上标签，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父母会改变对他的期待，老师会调整对他的教学方式，而他自己也可能开始以“过动症患者”的身份认识自己。这或许能说明，分类不只是反映现实，它们还在建构现实。

但在数位时代，这种建构的力量被大大放大了。算法、平台、数据库——所有的这些都在重新设计我们的社会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谁又有资格来定义我们是谁呢？

2.你觉得现实是天然的吗？

人类似乎有一种将事物归类的本能。我至今都没遇到过哪个不喜欢分类游戏的人。

我的朋友大多和我一样，我们喜欢分类游戏，大众一点的有星座，MBTI，小众一点有九型人格，8Values，我们会聊大家是哪一派，支持哪个政党，或者学习哪个专业，种种问题成了我们日常讨论的根基。

我记得我的朋友夜隼第一次测完MBTI后大喊，“这也太准了，我就是典型的 INFP”，另一个朋友就补充说，“对啊，我早就觉得你是，就你这个心思细腻加拖延，八九不离十”，轮到我测试，我测出来一个INFJ，大家又开始说“Luna你怎么可能是I人啊”。我本身不反感分类，因为这些分类带来一种轻松的归属感，让人觉得自己被看见了，也终归让人际交流多了一层话题。

不过，有时，我也总是担心这些标签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当我告知一个人我有ADHD，别人或许会理解一些我的奇怪之处。比如，晚回复或者忘记回复消息的时候，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或者跟不上别人说话的时候。这个标签可以让别人觉得我或许并非不尊重他们。但我也担心在学校或者公司里提到自己的特殊需求时，会被别人质疑工作能力，这些总给我带来压力。这些标签，伴随着对症状的解释，总是像影子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跟着我。所以有时候，纵使像我这样为自己的“神经多样性”特质骄傲的人，仍然会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这也是分类的力量。

Ian Hacking在书中提到，岩石和电子不会因为我们怎么称呼它们而改变，但人会。我总是会想，拥有一个诊断意味着什么，ADHD也好，自闭症谱系也好，诊断被记录在医疗档案里，进入家庭、学校和职场，也伴随着解释，父母需要改变期待，老师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教学，社会需要建立支持体系，同事和同学要与这样的特殊朋友相处、协作，但作为被诊断的人呢，他们也要将这样的标签纳入对自己的理解之中。失败的时候会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疾病，而成功的时候也会担心会不会下一次就做不到了，这也是压力。

星座和人格测验通常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轻松的身份游戏：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把它当笑谈。而医学诊断却带有真正的后果。因此需要谨慎。一个医疗标签会影响教育资源分配、就业机会，影响一个人对未来的想像。它既可能带来帮助——帮助获得药物与策略，知道怎么更好地生活；也可能带来局限——一个潜在的“有问题”或“不可靠”的标签，因此甚至想要隐瞒。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说“我是 ENFP”“我是天蝎座”“我是 ADHD患者”时，我们不只是描述自己，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一种社会为我们设计的镜像。而我真正害怕的是这些镜像会反过来塑造我们的行为。久而久之，就让我们真的开始活成了分类所描述的样子。但一个人是有很多面的。分类和标签让我们只看到一个人的一面。

我又想到一个案例，大约两个星期之前，我在Amnesty组织的一场关于难民议题的研讨会上，听到了一位分享者分享她在边境营地的经历。她说，当她问一位中年女性“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时，那位女人愣了一下，然后低声说：“因为我是个母亲。”这个回答并没有落在法律文件的任何一栏里。她不是“因为战争”或“因为政治迫害”才离开，只是因为在混乱中，她的孩子需要活下来。

我一时语塞。我又一次想到那些申请表和那些标签，一个人的身份可能是难民、寻求庇护者、非法移民。到后来又有了新的分类——“女性难民”。听起来更具人道关怀，能凸显女性在逃亡过程中遭遇的性别化暴力。但同时，它也把人们牢牢固定在一种形象里：脆弱、受害，需要被拯救。在海报上，“女性难民”往往是低垂着眼睛、怀里抱着孩子的身影。这种形象唤起同情，带来资金支持。但它是如此单一——一位女性难民，可能是一位学者，是一位律师，记者，甚至是企业主，其中有社会运动参与者，但也有躲避战争的年轻女性，来自加萨或乌克兰，但在分类之下，他们成了一个简单的符号，在女性难民的标签之外，她们首先是有复杂经历和多重身份的人。

我不禁思考，当我们讨论分类和分类困境时，我们应当意识到什么。我想到的答案是：分类是临时的，它是历史情境的产物。ADHD也好，寻求庇护者也好，女性难民也罢，它是一种处境，不是对一个人或者对人类经验的最终定义。

3.标签在数位时代

搜寻、点击、停留，每个微小的动作，在数位时代，都成了算法收集的对象，我尝试搜索平台的规则，却一无所获，平台没有告诉我它怎么解读一个人，但我思考他们给人打上的标签：购物欲强的用户、户外爱好者、偏向某一类新闻的读者。最后，你打开萤幕看到的世界，就是依照这些分类为你量身裁剪的。

这些分类和身份认同交织在一起，往往比我们意识到的更深入。当平台不断推送某类内容给你，你可能也会慢慢觉得，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我是喜欢某种音乐的人，我是容易被某些议题触动的人，我是这样一个“被定义”的使用者。

我想到最近的一个有趣案例，或许能解释分类是如何会自己长出生命，变成一种流行文化的。几个星期前，中国网红户晨风，因为“安卓人／苹果人”的分类梗一度爆红。他把“安卓人”说成低端、劣质，而“苹果人”代表高端、有品味。这个说法迅速传遍网络，网友们争相用它来调侃，甚至衍生出“安卓房”“苹果房”“苹果学历”之类的词。乍看之下这只是娱乐，但它实际上在建构一种身份边界——谁属于哪一边，意味着你属于什么样的阶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然而，当这种分类触及太敏感的社会神经时，它就不再只是笑谈了。因为挑动了消费与阶级的矛盾，户晨风最终被全网封禁，所有账号内容清空。分类在这里成了一种危险的语言，它既能吸引二百万人追随，也能在一夜之间让一个人彻底消失。

从医学诊断到算法，从 MBTI到“安卓人／苹果人”，我们的身份越来越像是一种不断被他人、被平台、被社会“重新编码”的东西。正如学者 Couldry和 Hepp所说，这就是“深度媒介化”：媒体与数字技术不再只是我们生活的背景，而是我们生活的基础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我们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其实早就被分类过无数次。

4.“谁定义我们”

有人相信，社会就像一门自然科学，能像研究星球或分子一样精确地研究人。这就是实证主义的世界观：他们会说，你的身份是可以被观察、测量、统计的，甚至能预测你将来会怎么做。就像今天的数据公司，把我们的点击和消费习惯输进模型，假设能用这些数字勾勒出“真实的你”。

但也有人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韦伯和后来的诠释学者们强调，人不是一个可以被数字化的机器，而是有意义和故事的存在。如果要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做，就必须理解他所处的文化和语境。比如说，一个移民家庭孩子的“沉默”在统计表里可能只是“低参与度”，但对当事人来说，那可能是一种在陌生社会里自我保护的方式。这些人会告诉我们：要理解分类对人的影响，就要从人自己赋予行为的意义出发。

还有一些思想家，像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后来的批判理论，他们更关心的是权力。他们会说：我们之所以被定义成这样或那样，并不是偶然，而是和谁握有权力、谁控制资源密切相关。当国家把人叫做“非法移民”，当平台把人标记为“高风险用户”，这些分类都不只是中立的描述，而是服务于某些结构的利益。

这些不同的声音，其实像是三种对“我们是谁”的回答：一种相信我们可以被量化；一种相信我们需要被理解；一种则提醒我们去看清分类背后的权力游戏。而我们今天生活在数位时代，这三种视角似乎同时都在发生：数据公司在量化我们，文化背景在影响我们，权力机制在规训我们。这也是为什么“谁定义了我们”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

5.如何处理这些隐形的建构

我们已经看到，分类无处不在，但如果我们想更仔细地理解这些分类是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媒介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去看文本，去听人们怎么说，去追查制度背后的结构。

例如，当一则新闻报导谈到“非法移民”时，这四个字本身就是带着态度的。它不仅是一个描述，更是在暗示：有些人是不合法的，不应该存在。研究者会把成百上千篇新闻收集起来，分析它们的用词、图像、叙事模式，看看一个群体是如何被“再现”出来的。这种工作听起来有点像拆解语言的显微镜，却能让我们看清新闻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建构现实。

有时，研究者会直接去和人聊天。以前我在做受众研究的时候，会邀请人们谈一下：你是怎么理解这则新闻的？当你看到某个广告时，你的感受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我不在乎”，但也有人会说“每次看到这样的报导，我就觉得自己被针对了”。这些访谈让我们明白，分类不只是媒体单向输出的，它还会被人们接受、抗拒、甚至重新诠释。

再往深处走，就要谈谈制度了。谈论制度像追查一个巨大的网络：谁拥有媒体？谁控制平台？谁决定算法的规则？研究者们需要翻阅公司年报、政策文件，或者分析社交平台的使用条款，去揭示权力是如何隐藏在“看不见的手”里。因为只有弄清这些，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声音被放大，有些声音则被压制。

媒介研究中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此，当你要拆掉一座巨大的房子时，你需要检查墙上的装饰（文本）、听听住户怎么抱怨或赞美（受众）、最后还要追溯设计图和建筑公司（制度）。只有这三方面放在一起，我们才能看清楚：我们的现实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构出来的。

6.结语：如何夺回定义权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数位时代，谁定义了我们是谁？

我想到那些诊断单上的结果，朋友圈签名上的MBTI，算法建立的用户画像，某个网络迷因（例如你是苹果人还是安卓人）。我们借着这些理解自己，理解别人，把我们困在角色里。直到我们意识到这些分类是历史的、偶然的、可以改变的，我们就能重新夺回一些定义权。我们看到LGBTQ+群体透过自我命名，把“病态”的标签转化为“骄傲”的身份；女性难民的议题让一个原本隐形的群体获得可见性；甚至在网络上，人们也常常透过反讽、恶搞来挑战既有的分类框架。

所以，也许问题的答案不是单一的“谁”，而是一场持续的角力：在我们和社会、媒体、平台之间，身份不断被定义、被质疑、被重写。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保持清醒，去辨识那些看似自然却其实是人为的界线，并在可能的时候，勇敢地提出新的定义。

因为最后，被分类的人，也能成为改写分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