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北京饭店，一个平常的夜晚。时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刚和几位朋友——作家夏衍、剧作家吴祖光及其夫人新凤霞——吃完晚饭，笑谈间回到自己的房间。夜色渐深，房间里安静得只剩钟表的滴答声。突然，电话铃声刺破寂静，急促而尖锐。楼下有人找他。

潘汉年交友甚广，心想又是哪位老友来访，穿着拖鞋就匆匆下楼。可当他走进大厅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愣住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站在那里，身后是几个荷枪实弹的便衣警察。灯光昏暗，气氛凝重。没有任何寒暄，罗瑞卿冷冷地说了句：“潘汉年，跟我们走一趟。”就这样，这位被誉为“中共第一红色特工”的传奇人物，被夜色吞没，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家中。

潘汉年为中共篡权立下汗马功劳，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情报，最后为什么命丧中共的监狱？今天，我们就讲讲这段故事。

毛泽东的批示：一切从党代会开始

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潘汉年被捕前的几天。那是1955年，中共正在召开一次重要的党代会。会场上，毛泽东神情严肃，通报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他语气沉重，警告在场所有人：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必须主动交代，绝不姑息。会场还特意印发了逮捕胡均鹤和隔离审查扬帆的材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潘汉年坐在台下，心如擂鼓。胡均鹤和扬帆当年在上海都是自己的同事。他知道，自己多年前隐瞒的一件事，可能已经暴露。那件事像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怀疑，毛泽东的讲话是在敲打自己。

会议结束后，潘汉年再也坐不住了。他找到上海市长陈毅，鼓起勇气坦白了心中的秘密。陈毅听完，脸色凝重，当即向中央汇报。第二天，毛泽东对此做出批示，字字如刀：“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从这一刻起，潘汉年的命运急转直下，跌入无底深渊。

潘扬案：一场牵连千人的风暴

被捕后，潘汉年被直接押往北京功德林监狱——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五年后，1960年，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落成，潘汉年又被转移到那里，成为这座“神秘监狱”的首批“住客”。

1963年，他因“反革命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而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被判16年。加上预审期间的关押，扬帆前后被囚24年。出狱时，他精神崩溃，双目失明，病痛缠身，形同枯槁。

这场被称为“潘扬案”的政治风暴，牵连甚广。超过一千人受到波及，直接被捕的就有830人。潘汉年和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那块让潘汉年寝食难安的“心病”，究竟是什么？

欲加之罪：漏洞百出的指控

据当年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彭树华回忆，“潘扬案”的案卷堆积如山，可真正站得住脚的证据却寥寥无几。

潘汉年被指控三大罪状：第一，1936年投降国民党；第二，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并秘密会见汪精卫；第三，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导致1950年上海“二六大轰炸”。

面对这些指控，潘汉年只承认与汪精卫的会面是一个“严重错误”，原因是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向上级请示汇报。其余罪名，他一概否认。

彭树华发现，案卷漏洞百出。比如，第一条罪名，潘汉年反复解释，他与汪精卫会面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回国联系国民党共同抗日。第三条指控更是荒诞——1950年的上海大轰炸发生时，国民党刚撤到台湾，对上海的工业布局了如指掌，根本无需特务提供情报。

更蹊跷的是，潘汉年只在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徐子荣提审时“认罪”。原因何在？据彭树华了解，罗瑞卿和徐子荣曾私下承诺：“只要你认罪，判刑后立刻释放，不用坐牢，还能享受优厚待遇。”这让潘汉年看到了希望，也成了他认罪的诱因。

审判：一场精心安排的“仪式”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潘汉年案。这场审判，堪称一场精心导演的“仪式”。

周恩来亲自下达了多项指示：旁听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全部由中组部严格筛选，只有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干部才能参加。普通人？想都别想。审判不公开，记者禁止入场，媒体不得报导。为了保密，法庭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

更罕见的是，周恩来特别要求庭审全程录音。当时国内没有录音设备，只能从香港高价购置一台，算上关税，花费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周恩来的用意，至今成谜。

庭审的一切都早已“安排妥当”。起诉书、判刑书，甚至刑期，都提前写好。潘汉年在庭上没有辩护，只是低头认罪。最后陈述时，他也只是寥寥数语。判决书上报中央，周恩来亲自审核，中央主要领导人一一画圈同意。

宣判后，潘汉年被短暂“释放”，却不能回家。他和妻子被安置在北京郊外的团河农场。1965年，他获假释，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领200元生活费，配有厨师和服务员，甚至能进城探亲访友。

可这种“自由”如昙花一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5月，潘汉年再次被投入秦城监狱，判处无期徒刑，并被开除党籍。

1970年，他和妻子被押往湖南一个劳改农场，此时他已身患肝癌。1977年，这位“中共第一红色特工”，带着无尽的遗憾，在异乡黯然离世。

为什么认罪？潘汉年的心结

既然是冤案，潘汉年为何要认罪？答案藏在他早年的特工生涯中。

1943年，潘汉年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时，曾奉命与汪精卫会面。汪精卫痛恨中共，会面毫无成果。回到淮南根据地后，正值整风运动高潮，潘汉年的搭档扬帆等人被审查。他担心自己被牵连，选择了隐瞒这次会面。

此后，相关人物接连去世，会面的知情人所剩无几，潘汉年心存侥幸，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1945年，他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毛泽东单独召见他。本已准备坦白的潘汉年，不知毛泽东跟他说了什么，他再次选择了沉默。

然而，纸包不住火。国民党报纸披露了潘汉年与汪精卫秘密会面的事。中共社会部负责人康生亲自核实，潘汉年却矢口否认。毛泽东还亲自发电报为他辟谣，称这些都是“造谣污蔑”。现在，潘汉年对别人坦白了真相，毛泽东的怒火可想而知。

但仅仅因为隐瞒会面，就让一位功勋卓著的特工“把牢底坐穿”，似乎有些说不通。潘汉年被重判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隐藏的真相：毛泽东的秘密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回到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背景。中共一直将汪精卫政权称为“汪伪政府”，那么，潘汉年为何要冒险去见与日本人合作的汪精卫？答案是：他奉了上级的命令。而这个上级，正是毛泽东。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在《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一书中指出，潘汉年被重判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毛泽东担心自己的秘密暴露。她认为，如果潘汉年真的是因为没有汇报跟汪精卫会面的事情而被判有罪，那么这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潘汉年案前后，所有与此事相关的中共特工几乎都被逮捕，像是被“封口”。

而且据研究潘汉年情况的中国学者披露，潘汉年当时以为自己只会受严厉批评或纪律处分，在上交材料后已打点行李准备返回上海。

那么，毛泽东怕被人发现的秘密是什么呢？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勾结日本人。

远藤誉引用日本情报官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岩井透露，潘汉年曾通过中间人提出，中共希望与华北日军停战，并请岩井牵线。岩井安排潘汉年与汪精卫的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会面，影佐随后介绍他见了汪精卫。

岩井和影佐深知潘汉年是“毛泽东的特使”，对他礼遇有加，发放特别通行证，每月提供巨额活动经费，甚至在上海顶级酒店为他安排住所。

此外，潘汉年还与汪精卫政权的二号人物周佛海保持联系。周佛海的日记和其子回忆录对此都有记载。

虽然华北停火提议未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方达成默契：新四军确保日军铁路线安全，日军则对新四军的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间，日本火车畅通无阻，新四军也得以壮大。

因为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潘汉年还向日本人提供了很多关于蒋介石和国军的情报，比如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等。

前中共领导人王明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潘汉年是奉毛泽东之命，与日军和汪精卫进行谈判的代表。或许，正是这些敏感的秘密，让潘汉年成了必须被“牺牲”的人。

——《百年真相》制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