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暗杀手段消灭不同政见者，战国时期最盛行。

比如发生在韩国的严遂雇凶杀韩傀事件。

严遂是卫国人，得益于当时各国的客卿制度，跟他的老乡吴起、李悝、商鞅等人一样，在韩国得到重用，主打也是法家的改革。

春秋末年赵韩魏三家分晋，韩景侯建立韩国，传到第二代，也就是韩烈侯时期，政局就开始乱起来。毕竟，从卿大夫治家上升到君主治国，经验不足，律法、政令不统一，甚至互相矛盾，臣民无所适从。严遂来到韩国，向韩烈侯贩卖的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那一套，还教韩烈侯玩弄权术，装痴扮傻，对国事不听、不看、不知，让臣下捉摸不透你的真实意图，不敢钻空子、图侥幸。这样，当国君的，就能实现真正的独听、独视、独断。

这样的统治术最合君王胃口，但它的副作用，却是动了权臣的蛋糕。

相国韩傀（又名侠累），韩烈侯的叔父，本来是对君权能形成掣肘的人。但严遂这么一改革，一切都由国君说了算，相权大不如前，搁谁都不乐意。而作为国君，韩烈侯本来就对韩傀有所顾忌，现在有了严遂，多了一个跟相国抗衡的人，当然要重用。而且，他也乐见两权相争，坐收其成。

韩、严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战国策·韩策》）

某次朝会上，当着韩烈侯之面，严遂直指韩傀之过错，韩傀怒斥严遂，两人开撕，严遂竟拔剑直冲韩傀，幸亏被他人拦住，不然就血溅当场了。

史料没有记载，当严遂亮剑时，韩烈侯有什么反应。但是，严遂在朝廷上对当朝相国亮剑，没有国君一贯的纵容，断然不敢。

奇怪的是，气焰如此嚣张的严遂，亮剑过后，却后怕了。

毕竟，自己只是一个客卿，韩傀却是王室宗亲，树大根深，这口气，他怎么咽得下去。碍着国君，明着不敢，暗地里找人把严遂做掉，是完全有可能的事。“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战国策·韩策》）。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如此描述：

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

注意，这里说当时的国君是韩哀侯（韩烈侯的孙子），但后世史家考证，应该是韩烈侯，司马迁自己在《韩世家》和《六国年表》中也说是韩烈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史料都指向一个事实：严遂越想越怕，离开韩国，踏上逃亡之路。但他又不甘心就这样输给韩傀，于是，买凶杀人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就这样，严遂一路逃亡，一路物色刺客。到了齐国，有人便向他推荐：“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战国策·韩策》。《史记·刺客列传》说：“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

韩国轵邑（今河南济源轵国故城）一个叫深井的乡里，有勇士聂政，因事杀了人，在家乡待不下去，跟母亲和姐姐跑到齐国避祸，以屠夫为职业。

接下来的情节，《史记》跟《战国策》基本一致：

严遂多次上门求见聂政，都吃了闭门羹。有命案在身，又有老母在堂，聂政不想再惹事。严遂不死心，以祝寿为名，给聂母送了百镒黄金（约六十多斤）。这下，聂政不得不见他了。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严遂出手这么重，那是要买命的，所以聂政当面拒收，向严遂表明态度：老母亲在一日，我都不可能给人卖命。

话说到这份上，严遂也不便强求，失望而去。最后应该是回到自己家乡卫国濮阳，等待时机。

不知道过了多久，剧情迎来了转折点，聂政的母亲死了。服完丧，聂政想起严遂，像他这样的高官，能屈尊来见我，还送那么多金子，虽然我没收他的，但也是领情了，之前因为老母在堂而拒绝他，现在到了该报答他的时候了。

于是，聂政离开齐国，到了卫国濮阳，登门求见严遂，道明来意。严遂喜出望外，对聂政说，我要杀的是韩相，也是韩侯的叔父韩傀，位高权重，出入都有重兵护卫。当年你拒绝之后，我曾多次派人刺杀，却都无法近身，你愿意前去，我再派一队死士帮你解决外围卫兵。

聂政说不用，这里离阳翟（韩国首都）很近，要刺杀人家的相国，去的人越多，走漏消息的可能性越大。

言下之意，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一年是公元前397年。拒绝了严遂给他安排帮手之后，战国刺客史上最壮烈的一幕便上演了：

聂政乃辞独行，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史记·刺客列传》）

聂政告别了严遂，持剑独行，到了韩国便直奔相府。当时韩傀正端坐在大堂，从大门到里面，武装护卫众多，聂政仗剑直闯，神挡杀神，鬼挡杀鬼，竟无人拦得住他，只见他径直冲上台阶，一剑便要了韩傀的命。这时护卫蜂拥而上，聂政暴喝连连，一口气杀了几十人，最后用剑把自己的脸皮剥下，眼睛挖出，再剖腹自杀。

《战国策》的记载则有所不同：

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史记》说刺杀地点在韩相府，而《战国策》则说是在“东孟之会”上。所谓“东孟之会”，应该是韩国灭了郑国之后的庆功大会，国君是韩哀侯，所以他也在大会上，聂政直刺韩傀时，韩傀逃走不及，一把抱住了韩哀侯——可能是以为这样聂政就不敢下手，没想到，聂政可不管你什么王侯将相，顺手一剑，也刺中了韩哀侯。最后，他也是毁容自杀。

聂政到底有没有刺韩哀侯，是一桩历史疑案，咱先搁下，不管如何，刺杀了韩傀，应该是无疑义的，刺杀后毁容自杀，也是所有史料一致的。

这么做，是不想让人认出他是谁，不会连累到家人。

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更具冲击力的情节，还在聂政死后：

韩取聂政尸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战国策·韩策》）

朝廷将聂政暴尸于市，并悬赏千金追查刺客身份。但是，长时间过去也没人来指认。此事传遍各国，聂政他姐在齐国得知，说：“我弟是义士贤人，他肯定是为了保护我才这么做的，但我不能为了爱惜自己的性命，就埋没了我弟之英名。”于是，她便动身到韩国去，找到了聂政的尸体，抱着痛哭，说：“弟弟你太勇猛了，自古至今，没有哪个刺客能比得上你，我怎么能因为怕死而不为你扬名！”站起来，向围观者高喊：“大家听着，这位刺客就是我弟，轵邑深井里的聂政啊！”说完，也在聂政的尸体旁边自杀了。

《史记·刺客列传》详细些，说聂政他姐叫聂荣，并补充了一个细节：当她伏在弟弟尸体上痛哭时，“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围观者说，这人刺杀了我们的相国，我们大王悬赏千金要查明他的身份，你没听说吗？怎么还敢来相认？聂荣说，我当然有听说，但我弟之前之所以隐姓埋名，就因为老母亲在，我也还没出嫁。后来母亲去世，我也嫁人了，严先生对我弟礼遇有加，恩高泽厚，我弟为他前来刺杀仇家，也是士为知己者死。他之所以毁容自杀，是因为我还在，怕连累我，我怎能贪生怕死而隐没了我弟的名声。

好，现在问题来了：聂政的行为，有着什么样的名声？

勇烈，自不待言。《史记》入传诸刺客，曹沫趁两位国君会谈时实施偷袭，最为下作；专诸刺王僚，背后有伍子胥苦心孤诣，鱼腹藏剑方才得手；豫让为主报仇，一再刺杀赵襄子都失败，最后还是赵襄子把衣袍脱了让他斩了三下，象征性报仇；至于名气最大的荆轲，在秦廷上的表现，有目共睹，剑术实在一般，换了聂政，有十个嬴政都死了。所以，论武力值，有万夫不当之勇者，唯聂政一人。

除此之外呢？

韩傀该不该死？在他和严遂的政治斗争中，谁是正义的一方？或者换句话说，韩傀和严遂不同的执政方针，谁对国家、百姓更有利？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笔糊涂账。

韩傀不希望权力完全被集中到国君一身，虽有恋权的一面，但历史证明，集权于一身者，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严遂从法家思想出发的集权，表面上看是为国君，实际也是为自己能得宠于国君，从而沾到一点权力的余沫。更关键的是，朝廷上因政见不合而争辩时，首先亮剑的是严遂，事后雇凶杀人的，也是严遂——你说，到底谁更该死？

至于聂政姐姐说的，她弟乃“士为知己者死”，就更可笑了。

严遂是聂政的知己吗？

知己，须是三观相同，互相欣赏，可以推心置腹，可以深夜抱头痛哭者。

严遂只不过把聂政当成一个复仇工具，知道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把严遂称为聂政的“知己”，是这个词出现以来受侮辱最深的一次。

可以想象，如果重金买凶的人是韩傀，聂政依然会仗剑而去，把严遂给杀了。

请问，这样的刺杀，有何正义可言？

所以，政见争执不下，是非正邪难辨时，谁动用暗杀手段解决政敌，谁就是邪恶者。

2025年0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