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5日，雷特塞夫‧莱维（Retsef Levi）博士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全球总部举行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

众所周知，我们正处在科学的时代。我们受事实和数据引导，而非信仰和迷信。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这一点。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信以为真。我们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先进的科技，以及关于一切事物的即时信息。这就是科学的产物。

然而，每一种正统观念一旦不再受到质疑，就会被滥用。这正是我们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当科学家们提出一些违背直觉、试图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案时，我们质疑他们，这是正确的。

无论我们多少次被告知“科学已经解决了”，我们仍然不应该放弃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能力，以防发生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

这个周末，我亲眼目睹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要理解它，我们必须回到6月。当时，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正在开会，评估行业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推销的各种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个委员会名为“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简称ACIP），由CDC的其它多个委员会为其提供服务。

这次听证会可能是历史上最受关注的一次，因为相关技术已经成熟，而且大家都很好奇在整个旧委员会被立即解散后，新委员会将如何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还审议并投票通过了总部位于德国的默克公司（Merck）生产的一种新型婴儿呼吸道合胞病毒单克隆抗体，当然还有其它产品。它似乎是已获批准药物的升级版，因此引发争议在意料之中。疾控中心公布了一些数据，并向委员会保证一切正常。

然而，一位成员提出了一些疑问。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雷特塞夫‧莱维（Retsef Levi）注意到数据中存在一些异常的安全信号。他没有时间仔细研究，但表达了保留意见。他用非常人性化的语气说，他不太放心给自己的孩子服用这种药物。因此，他投了反对票。另一位成员也投了反对票，但这不足以阻止该法案的通过。

几个月过去了，外部专家终于有机会更仔细地审查上市后的相关安全数据。记者玛丽安‧德马西（Maryanne Demasi）发现了一个严重的异常现象，这个现象隐藏得太深，很容易被忽视。数据显示，在0至37天婴儿和38天至8个月以下婴儿的测试组中，没有发现显著的信号。

听起来很无聊，对吧？这正是默克公司和疾控中心委员会希望公众感觉到的。然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完全相同的数据汇总起来，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正如德马西所发现的，汇总数据后，“婴儿在注射后不久癫痫发作的可能性几乎高出四倍（3.93，95% CI1.21-12.79）。这个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因此不太可能是偶然发现——三位独立专家也证实了这个事实。”

还有另一个问题。他们使用了非可变风险窗口，仅统计注射后第一周（第0天至第7天）的癫痫发作，并将接下来的两周（第8天至第21天）视为“对照”（control）期。如果癫痫发作发生在第8天，则被视为无关。

两者之间，那篇被引用来证明该疗法有效的研究本质上是伪造的。雷特塞夫‧莱维的直觉完全正确。然而现在为时已晚。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批准了这种药物，并承诺它可以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数百万婴儿将接受这种药物，但事实上，它可能并不安全。

这个现象令人震惊，不是吗？我们只需要发现其中一起事件，就能对整个事件提出深刻的质疑，包括那些制造药物、进行测试、并向其部分资助的机构推销药物的商人，以及为这些外部顾问团体服务的委员会。

我们会感觉到这个系统的各个方面都被封锁了，没有任何人担负真正的责任。

让我恼火的是，这些公司和机构竟然如此滥用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当那些资历深厚、收入丰厚、博学多识的人向我们抛出一堆数据时，我们却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反驳。而且，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能解答所有问题，结果却觉得自己很蠢。

我在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成千上万的研究被反复推敲，而这些研究恰好与公共卫生部门发布的建议完全一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发现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建模（modeling）。这最容易发现。模型构建时会内置某些假设，然后用大量数据进行运算，最终追踪其影响。然而所有这些都受制于“垃圾输入，垃圾输出”（garbage in and garbage out）这个老问题。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否定所有这些。

第二个问题是受试者偏见（subject bias）。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对象比对照组更有可能表现出被测试的行为。例如，我们可能会根据接受某种治疗的特定人群比未接受该治疗的人群更健康，得出该治疗有效的结论。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治疗组总体上更注重自身健康，而对照组则不然。

第三个问题是时间段偏差（the time period bias）。研究人员可以操纵开始日期，以避开他们不喜欢的结果。例如，去年一项重要的研究表明，疫情封控措施越宽松，死亡人数越多。我不相信，所以又看了一遍。结果发现，这项研究的日期排除了封锁最严格的州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

第四个问题混淆了相关性（correlation）和因果关系（causation），这是一个业余错误，但却极其常见。如果我告诉你吃鱼子酱和喝香槟会让你致富，你立刻就会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但如果我说喝红酒可以改善你的心脏状况，你还会发现这个错误吗？

第五个问题是数据收集存在偏向性（biased data assembly），例如单克隆抗体研究的情况。研究人员为了得到想要的结果，故意把测试组划分得明明白白的。如果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整理数据，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表明存在严重问题。

这些只是科学被滥用的几种方式，实则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问题皆源于当今文化中，人们对那些拥有学位证书和学术资格、声称能驾驭高阶数据的人，所抱持的敬畏与畏惧心态。

“科学”（the science）里面究竟有多少是假的？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对科学失去信任的原因？我们总说科学时代已经来临，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又或者，这仅仅是一个鼓励我们放弃批判性思维，转而崇尚专家的时代？

当然，我们不必反对科学。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科学被滥用的所有方式保持更多的怀疑态度。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Blinded by the Scienc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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