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Caprio去世了。一个在美国处理违章停车、杂乱诉讼的小法官，去世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刷了屏。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感伤，而是因为这个法官活得太不像“法官”了——至少不像我们熟悉的那种。

Caprio的节目叫《Caught in Providence》，很多人看过：他对带着孩子来的单亲妈妈说“不罚了，去买点早饭给孩子”；对高龄老兵说“谢谢你服役，我为你免除这张罚单”；对因癌症拖欠罚款的人说“我有家人也得过癌，我懂”。

这种东西，在我们这儿，不能叫节目，得叫奇观。

不是我们矫情，是我们太清醒。

我们从不指望中国法官说“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我们只祈祷自己别被挡在“立案庭”门口。中国的司法系统，不是从审判开始冷漠的，是从“立案阶段”就开始踢皮球。立案庭窗口最常见的表情，不是微笑，而是“你这案子不属于我管”。

你得“管辖清楚、证据齐全、起诉人身份明确”，一切完美，法官才肯给你一个编号。不是法治不健全，而是程序正义被榨干成了“形式审查”。

解决“立案难”基本每年都是工作重点，老生常谈了

好不容易立上案，你以为接下来就是“法律保护你”？你太浪漫了。接下来才是中国式司法的主菜：

法官坐在桌后，翻翻材料，面无表情告诉你：“这事儿嘛，不好说。你俩还是调解吧。”

你说：“我就要判决。”

他说：“你非要我判？行，那就判你败诉。”

这不是夸张。

这是很多民事当事人真实经历的戏码。调解成了甩锅神器，自由裁量成了情绪出口。你可以感受到法官对案件的厌烦——不是对你这个人，而是对“还得按程序走”的不耐。

之前有律师在2023年统计过，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近5年内民事案件二审改判率仅为14.71%。

什么意思？你辛辛苦苦打完一审，觉得委屈、觉得法官判错了，咬牙准备再打一仗，结果高概率只是重复演练。改不了的程序，撑不住的希望。这还只是民事。

刑事就更别提了，现在网上很多律师为什么每次谈民事官司，劳动官司总是娓娓道来，有理有据，但是一遇到刑事官司呢，就哑火一片，做过刑辩的人都懂。（此处省略1000字）

最高检专门开了一个“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专区”，不是这行的朋友自己体会吧

而行政诉讼？那是另一套规则。你告政府，政府做被告，法院做裁判，但他们仨住一个系统，抱歉，（此处省略1000字）。

有人问：Caprio不就是个罚单法官吗？中国也有啊。

有，但你不爱看。

因为你看到的是拿着证据去12123APP反馈一长串话的自己，被系统一句不同意拒绝；你看到的是.......没错，你甚至看不到，看到的是404NOT FOUND和红色感叹号❗。这时候有人又要跟我杠，说12123走不通可以走行政诉讼啊，这就又牵扯了一个当下维权成本高的问题了。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新闻已经太多太多，这里不让说，体现在今天的社会行为上就是，侵权人往往会对被侵权人理直气壮地说一句“那你告我去啊”

所以我们纪念 Caprio，不是因为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他太反常。反常到让我们怀疑：

原来法律也可以像人说话？原来法官不是站在制度后面发号施令，而是坐在桌前对你说：“我懂你。”

不是我们纪念他，而是我们在看见他时，意识到我们其实很久没见过“法律像人”了。

Caprio去世的消息，在我们这引起的是情绪共振，不是悲伤——是“看见别人吃饭才知道自己多久没吃过饭”的那种共振。

我们没有 Frank Caprio。

但我们有的是：

立案难、调解急、程序空转、裁判冷漠、改判率低、判决理由复制粘贴、判后释疑像审你第二次、甚至连开庭时间都被“月底结案指标”控制着。

所以别说我们矫情。我们不是在纪念 Caprio。

我们是在羡慕一个曾经活得像法官的人。

（本文省略3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