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敬称为“法官爷爷”的卡普里奥，因病去世。官媒自媒都在发文。

不过遗憾的是，各家只把目光聚焦在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却忘了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

卡普里奥于1936年出生在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是杂工（有媒体说其父是送奶工，其实他爸爸什么都干，送奶送报卖水果，有工作机会就做），母亲无业。据说，卡普里奥10岁左右就给其父打下手，期间时常受到帮派分子或腐败警察的刁难。卡普里奥经常被父亲提醒：“如果你不想重复这样的生活，不想被人欺负，就要考上大学。”

一些官媒或自媒，不约而同地写道，是幼年的经历，令卡普里奥学会了对他人的共情。

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也只能说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少时贫寒，堕入帮派的人，大有人在。出身寒门，实现阶层跃升之后便全力切割过往的人，同样大有人在。

所以，在我看来，家庭并不是唯一的“人性”之源。

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卡普里奥考上了大学，半工半读地完成了学业（期间还曾入伍服役），毕业后做了几年律师。

卡普里奥在律师执业期间，即积极参与当地的参政活动，曾担任罗德岛州议会议员，后被任命为普罗维登斯市政法院法官，直至2023年退休。

单纯看卡普里奥的业务履历，在他数十年的法官生涯中，几乎未处理过重大刑事、民商案件。即便他升任首席法官，日常处理的依然是交通违章、轻微违法。打一个不准确的类比，他的工作，有点像公安机关的“法制”。

可就是如此琐屑的工作，卡普里奥却能够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法治精神“。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重点——看得见的司法过程。它包含两个内容：“司法化”和“看得见”。

欧美国家，搜查司法化，当事人和律师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而我们呢？局长盖个章就ok了。

逮捕司法化。当事人和律师也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而我们呢？多数情况下，只收书面材料，也只回复书面材料。全程见不到人。

羁押司法化。是关着还是取保（欧美叫保释），当事人和律师同样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我们这边，同样是交几张纸，见不到人。

以前写公号，也提到过我违停的事情。二环堵得一动不动，好不容易找机会下了辅路，我说从平安大街绕一下。因为堵的时间太久，实在憋不住，看到路边有个公厕，我就去小便了一下，前后三两分钟时间，出来就是一个违停。

还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发动机警示灯闪烁。为了避免主路突然趴窝，我把车开到路边，熄火，重启，发动机警示灯不闪了。为了确认车辆安全，我再次熄火，空挡踩了两脚油，发动机警示灯依然不闪。于是，我开车走人。整个过程也就三两分钟。又是个违停。

当然，说我违停，我认。确实停了。

但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提复议？我是律师，我很清楚这个流程。等啊等，然后就给你书面驳了。压根见不到人。

再行政诉讼？一排又是还几个月。

你会发现，我们这边，想见个人，当面说说自己的理由。

好难啊。

都说“天理、国法、人情”，可连面都见不上，何谈“人情”？

为什么卡普里奥一听异议者急着给孩子送药，就免了处罚？因为面对面更有利于准确判断，形成心证。

中国诉讼文化中也有“五听”——言语（辞）、表情（色）、呼吸（气）、听力（耳）、视觉（目）。一个人说话的表情、语气、用词，能够直接影响裁判者的判断。而我们这边的很多事情，都是行政化、职权化的，很难有面对面的机会。

靠着几张纸，就认定了异议人到底是真的具备正当事由，或是巧言令色。

如梦如幻啊。

而相比于“司法化”，更重要的是“看得见”。

卡普里奥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知，源于他常年庭审直播。

当地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人民法庭》，自2000年开始即持续直播卡普里奥的庭审实况。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在电视台的基础之上，《人民法庭》又开通了网络账号，播放卡普里奥的庭审。2018年，《人民法庭》节目进入全国联播，连续三年（2021-2023）获得日间艾美奖提名。

没有庭审直播，外界是不可能知道卡普里奥的，更不可能感受到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

也许，没有庭审直播，卡普里奥依然是一个好法官，但他所能感动，一定只限于法庭上的亲历者。而有了庭审直播，“人性的光辉”就照耀了全世界。

卡普里奥不是法学家，手中没有最高法院的权柄，更没有处理过辛普森案式的重大案件。

以我们的世俗标准，卡普里奥的工作好low，职业生涯简直就是loser.

卡普里奥之所以能够成为令人尊重的“法官爷爷”，除了其自身的“人性”，更重要的，是司法化和镜头。

“司法化”，让公众与办案机关有一个相对对等的辩论机会。

“看得见”，如同抬头三尺有神明，自然就形成一种监督和促进，让镜头前的人，更多地表现出好的一面。

我们总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卡普里奥就是最好的案例。

然而，我们的庭审直播，反而越来越少了。

追念卡普里奥的时候，不要进入个人感动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