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华锦的家属和学校的一些老师都坚持认为她是被打死的。他们无法提供目击证据，因为华锦是被单独关押的。最后见到活着的华锦的人是红卫兵而不是他们。但是他们有如下理由：

1、在8月21日夜，第八中学的一个工作人员，住在附近，听到有人在楼道里打华锦，打到很晚，打了很长时间，直到深夜，才安静下来。他没有看到，但是听到了声音。

2、华锦已死，已经不能说出她到底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摧残，但是从被打的别的人的故事，可以知道八中红卫兵打人的严重程度。比如，韩九芳，第八中学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韩九芳遭到残酷殴打，背上被铜头军用皮带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高烧昏迷。那时华锦已经死了。韩九芳的丈夫周昕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周从清华大学赶进城里到医院恳求大夫救她。医院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救不活了。周抽了四百毫升血输给韩九芳，又拿了韩的血样赶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化验出红霉素能起作用。找到红霉素后，超量给韩九芳注射才起了作用。因为剂量太大，注射时护士问：“这样治合理吗？”大夫说：“这就叫‘死马当作活马医’。”经过种种努力，几个星期后韩退了烧，保住了生命。但是从那以后开始有癫间症和其他后遗症。医生说，想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是不可能了。她后来人表现迟钝，不能走路，背上的两个大洞变成了两个大伤疤，一直不能自理生活。她被打成这样的时候，是43岁。她比华锦年轻九岁。

3、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同一时期还打死了学校外边的“牛鬼蛇神”8个人。

4、华锦生前无任何自杀征象。作为资深干部，她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不是脆弱的人。当她被打后，她没有说悲观的话，却曾经鼓励别的跟她一起被“斗争”和毒打的老师坚持下去，不要绝望。第八中学有一个语文老师申先哲，在被打和侮辱后，不能忍受，自杀了。但是申先哲当时没有被单独关押，自杀前向家人表达了他的绝望的心情。虽然申先哲的“自杀”其实不同于一般的自杀，他是在受到很大的暴力攻击和侮辱之后，看不到改变的希望，面临的是更多的折磨，所以才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死和华锦的死仍然有所不同。

5、在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设立在校园中的“牛鬼蛇神劳改所”里，1966年10月3日，六中红卫兵打死了校工徐霈田之后，把徐的尸体用绳子吊起来，下面放了一个倒下的凳子。他们伪造了徐上吊自杀的假象，然后通知警察来看尸体。他们把尸体吊得太高，根本不可能踢倒那个凳子，所以当时警察虽然已经得到上面的命令，不管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但是一看就知道是制造的自杀假象。在六中，当时那个“劳改所”里有十多个老师被一起关在那里，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一伪造自杀的经过。虽然当民警来的时候他们不能说任何话，但是后来他们作为目击者向司法部门作证。只是华锦是单独囚禁的。

但是，尽管持被打死看法的人有以上这些理由和证人，在1966年8月，他们无法说出他们的判断。在华锦被打死的当时，也不可能由医生来客观地作死亡如何发生的诊断。因为在那时候，即使是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那样明明白白被打死在很多人参与或目睹的施暴现场，也不被当作什么大事情。卞仲耘在8月5日就被打死，不但未见有任何制止的措施，反而成为大规模虐杀教育工作者的开端。报纸广播和电视每天对红卫兵表示极其热烈的支持，从未对他们有任何批评。从卞仲耘之死到华锦之死，已经相隔半个多月。在华锦死去的同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也被打死。在他们之后，北京还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在文革后发表的一份材料提到，1966年8月的两个星期中，西城区有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致残的不可计数。但是这份材料未曾提供确切人数和死者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