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共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

1965年初，文化部整风结束，夏衍被正式免去了文化部副部长职务，从此赋闲在家。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6月16日，夏衍与其他被称为中宣部“阎王殿”的大小“阎王”一起，被集中到了社会主义学院，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同年8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第一次对“阎王殿”的万人批斗大会，夏衍被迫挂着沉重的牌子被揪上台去。牌子上写着“反革命文艺黑线大头目、电影界祖师爷”，为示羞辱，夏衍的名字上还被打了红色大叉。红卫兵对这位当时已经66岁的老人拳打脚踢。

8月14日，夏衍和齐燕铭、陈荒煤、林默涵等人被关押到了文化部机关“大庙”内，名曰办“学习班”，实则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红卫兵小将要求他们把头发都剃得光光的，跪在地上唱“我有罪，我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夏衍“无论如何唱不出口”，挨打的机会就更多一些。

但即便是在这些时日，“学习班”的“学员”还可以每周六回家一次。可好景不长，1966年12月4日，正是夏衍回家的日子。当晚深夜1时，一大群红卫兵忽然闯进沈家来，把夏衍从床上拖走，送至某卫戍区营地“监护”。

接下去的两年，斗争不断。专案组要夏衍写自传，“重新审查历史”。他被猛打，被迫改吃粗杂粮，被折磨至脚肿。他后来写道：“我记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查，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了三四次”。

1968年12月22日，因为身体虚弱，走路时稍微慢了一些，他被看守者踢倒致使右腿股骨胫骨骨折，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从此落下终身残疾。到了1969年2月，夏衍的旧疾十二指肠溃疡再次急性发作导致大出血，送医后稍有好转，又被继续送回逼供。

林彪垮台后不久，夏衍可以被允许规定时间内会见家属了。1972年9月7日上午，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带着女儿沈宁和外孙赵欣，儿子沈旦华夫妇和孙女沈芸六个人一起到公安部设在府学胡同卫戍区的接待室等候夏衍到来。当夏衍步入接待室时，沈宁看到时隔六年的父亲成了一个脸色苍白、瘦骨嶙峋的伤残老人，不禁泪流满面。

蔡淑馨连忙在一边安慰说：“多少人家都没有了，我们家都在，还添了人口。”夏衍微笑颔首。他最担心因为自己的关系而使子女受到牵连，如今看到儿子不仅结婚还添了丁，顿感十分欣慰。赵欣和沈芸当时年纪还小，两人还争着玩爷爷的拐杖，待沈宁要阻止，夏衍却示意不要干预，开心地看着孙辈绕膝。会面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乘着看守不注意，夏衍递给女儿一张折叠的厕纸，等到沈宁展开看时，那上面是夏衍用烧焦的火柴头写下的“不白之冤”四个字。

1975年6月17日，在江西丰城的林默涵写信给毛泽东，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信上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就这样，出狱的转机不期而遇。

夏衍后来记录道：“1975年7月12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但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8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个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回到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院落已经破败不堪，原来独居的院子，已经迁入了七户人家，加上夏衍八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夏衍家只保留了一排朝南的正房：一间客厅和两间东西房，再加一间紧东头的厨房厕所，前后院朝北的东侧的隔墙上写着一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标语。

文革十年，夏衍前后失去人身自由共八年七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