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却峰回路转。2023年年底，元氏县法院一纸裁定：

案子已过追诉时效，终止审理。

这看似是给案件一个了结，但对于张捍军而言，纯属晴天霹雳：

他要的并不是“你没法追究了”，而是明明白白的“你没罪”。

如果说刑事追诉的时效可以把嫌疑一笔抹消，那么当事人二十多年所承受的创伤和代价又该如何偿还？就在他准备上诉时，中院也立刻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此终止裁定，再度把案子发回。对外人而言，只觉得荒诞：又发回？当真要从头来过？

这才有了2024年12月的第六次开庭。庭上，辩护人试图申请提级审理或异地审理，因为在元氏县这块地方纠缠太久，已难言公正。但法庭仍在坚持本地继续审理，具体结果如何，依旧难以预料。

法律，本该是定分止争、主持公道的最后一道防线，怎会在如此一桩不算复杂的纠纷上，耗掉了三十年？

我可以将之比作卡夫卡《审判》的现实版：当司法程序被权力或人情阻挠，法槌和卷宗就成了形式化的摆设，真正的审理进入永恒的拉锯。

石家庄中院屡次发回，根源不在于他们看不懂案情，而是冥冥中有只大手，让真相无法戳破。元氏县法院也许有办案人员看得透彻，可他们明白动真格就要得罪一系列后台，自己仕途也许会被连累。于是，最稳妥的方式就是：

或一判到底，让中院继续发回；或干脆不判，晾着案件直到相关人等都退休离职。再然后等时效将其覆盖。

所有责任都能被时间吞没。

张捍军的个人命运，只是这些权力角力之下微不足道的棋子。当他一次次试图申诉、上访、找媒体，发现自己永远处于被“踢皮球”的状态。他像在法律迷宫里奔走，却时常撞上“此路不通”。他的家庭更无奈：妻子的下岗，两个儿子事业受阻，这些本来该属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生活，全被三十年的空转消磨殆尽。身边也有好心人劝他：“要不就算了吧，别再折腾了。”可他放不下，“无罪是无罪，为什么要用一纸‘过了诉讼时效’来敷衍？”他要一个清白。

那些关心此案的人也会好奇：难道就没有更高层的司法机关能揪出当年的问题吗？毕竟，这类造假病历、伪证之事，一旦彻查，胡院长等人难辞其咎。可三十年过去，风云变幻，许多关键证据和当事人早已不见踪影。当初可能有“护犊子”嫌疑的领导，也早退休或调走。再者，一旦翻出旧账牵扯太广，某些人未必乐意掀起惊涛骇浪。当年的民事案和强拆住房也一样——就算判张捍军赢了，可谁去执行？这是一个荒诞而又真实的司法现状：当事情牵涉多方利益，最便捷的处理方式往往就是拖：

拖久了，当事人自然疲软，社会也遗忘了真相。

说来也神似古今许多冤案的影子：清末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也曾错判连连，最后靠舆论与朝廷介入才得以翻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吃人”的社会，也可以视作对种种体制性的黑暗隐喻；卡夫卡构筑的“荒诞官僚体系”在这里活生生地显现。只是换了个时空，换了一群人，但套路如出一辙：当外力足够强大，法制就可能变形，当事人的悲剧就没完没了。

人们常说“正义不会缺席，只会迟到”，可若迟到的代价是三十年，是否真的还能称之为正义？

反观案件里每一次发回、每一次重审，都像一次循环往复的仪式。某些法官或许心底有数，但是：

表面文章必须做足。

开庭、举证、采信所谓鉴定，形同走过场。最讽刺的是，张捍军若真的有罪，他应该被关完三年刑期就结束了；若无罪，那当年第一次判决就存在严重问题。而现在他处于既不是服刑、也不被宣告无罪的诡异状态中：在社会眼里依然是“有案底的人”，在法律文本里却悬而未决。这种尴尬的身份扭曲，更是对当事人尊严的一种漫长摧残。

这或许比真坐牢还难受。真坐牢，关三年就能出来，他却被困了三十年，哪怕随处走动，梦魇也徘徊不去。

如今，案子再度回到元氏县法院，照往常规律，也许又会经历一番漫长耽搁。要么再下一纸“终止审理”之类的裁定，要么干脆继续发回。张捍军还在苦等，他说自己已经老了，可还想给儿子们一个交代；那些年收破烂攒下的微薄积蓄，大多也花在了各种“申诉费”、往返路费上。

放在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我们总期待法治能给每个公民以及时的答复，可多少像张捍军这样的案子，却被层层关系束缚，变成永远的遗忘。三十年换了几代审判长，那摞卷宗在档案室里泛黄。有人说这是一个“死循环”，除非有极大外力介入，否则难见终局。

至于那一直逍遥法外的“胡院长”，是否还健在？是否早已悄悄退居幕后？对方当年证言造假、病例疑云，也许都被埋进了时光里。

张捍军仿佛是一位想要获取通行证的旅人，却被告知：“前面已有很多人在排队，你等着吧。”

等了半辈子，却连队尾都还没摸到。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件民事纠纷演化出的刑案，非要这么反复？为什么明明漏洞百出，却没人纠正？可所有疑问到了现实层面，只能换回一声长叹。

也许，这桩普通人听来匪夷所思的案件，还会继续荒诞下去。也许某一天，上级法院真的拍案而起：我们彻查！到那时，当年的人证物证又是否能找齐？也有人寄希望于媒体和互联网：“只要舆论够大，就能把盖子掀开！”但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这起“元氏县三十年未决案件”能获得多少聚光灯？多少轰轰烈烈的新闻，三五日便被下一个热点替换。

久而久之，风过无痕，人们仍然相信正义只是迟到。

倘若一切依旧，张捍军只能继续和他的家人守在那个寒冷的角落，等待法律的最终说法。可正义若要再来，也许他已白发苍苍，孩子也步入中年，他多年被搁置的冤屈又如何弥补？

当法院因多重关系牵制而无法发力，反而成为“踢皮球”的场所时，老百姓就只能进退维艰。

如果拿《聊斋志异》里的各种阴阳怪谈来类比，仿佛只有走到“鬼神出面”那一步，才能惩治作恶者，还无辜者一份清白。可这是21世纪的中国，理应：

相信法治，而不是神鬼。

对观者而言，这件事越看越荒诞，却又带着一抹揪心的冷静：倘若法律能被随意“关系化”，谁又能保证自己哪天不会踏进另一个无底洞？

每一个荒诞的案件，都在提醒整个社会：明面上的法治建设若只能停留于口号，而对具体的冤屈与舞弊束手无策，终究会动摇公众对公平正义的信任。几十年过去，他手里拿不出一纸正式的无罪判决书，也领不到任何赔偿，更别提重回人生正轨。天大地大，却容不下他一个普通人想讨回公道的执念。

这正是本案最令人心惊的地方：它没有电光火石的惊天阴谋，也没有轰动全国的大案背景，只是一点人情权力的暗流，就把一个家庭彻底绞入三十年的泥沼里。

或许多年后，当历史翻过这篇，只有泛黄的卷宗和破败的庭审记录，才能见证当年那辆自行车撞击引出的荒诞剧。有人会写进教科书说：“你看，这就是当年司法改革前夕的某种顽疾啊。”

可那时，张捍军还活着吗？还在排队吗？

当然，我们仍希望有奇迹。希望某一天，能有一个有担当的法官或某位领导，将这个案子彻底调查，把当年的伪证、造假、权力干预都拔出水面，给张捍军一个堂堂正正的结论：或许是无罪，或许另有真相，但无论如何必须透明清晰，经得起推敲。

这才是法律应有的终局。

只是，这个奇迹会不会在迟到三十年后，继续迟到四十年、五十年？谁也不敢打包票。

而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将这荒诞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更多人：当一个司法案件进入“马拉松”状态，法律的正义性已在一次次发回与拖延中被耗尽。当事人早就筋疲力尽，旁观者也看得麻木不仁。

只有将真相公之于众，让更多人质疑、呼吁，才有微薄的可能让这个死局破开一丝缝隙。卡夫卡的审判固然阴郁，但是：

这里的现实，远比小说更具杀伤力。

若我们不对这类现象保持警醒，它就可能成为常态，吞噬更多人的命运。

时至今日，元氏县那条街或许已经拆迁改建，春寒料峭的风里也许早有新的商铺和车流。胡院长当年咄咄逼人的模样，年轻母亲的苍白面色，围观群众七嘴八舌的劝架，都成为模糊的回忆。可那桩在档案室躺了几十年的案件还没有盖棺定论，程序依旧空转。

翻案需要排多长队？没有人知道。也许在某个冬天，一纸判决才姗姗落下，或许会再次引得世人一声叹息：真相来得太迟了。

但愿这样的荒诞，不再被复制，但愿每一桩纠纷都能依法及时落幕，给当事人公道和尊严；但愿所有的“马拉松”审理都能尽早结束，让正义不再被时间侵蚀。世界依旧车水马龙，但愿下一次的自行车擦碰，只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不是谁的人生悲剧起点。毕竟，三十年说长不长，却已经能毁掉多少希望？我们期待的法治，应该让每一个人免于这样的苦难。

愿这场绵延三十年的司法马拉松早日落幕。

写于2025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