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是这个体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集团，乃是近二十年从这个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庞大黑社会团伙，其染指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地域横跨东北、西南、华东、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员囊括整个中共干部系统，这个规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媲美。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统，发迹于“大庆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个英雄、神圣之地、“铁人王进喜”诞生之地、毛泽东钦定之“红旗”、中国“时代精神”凝聚之处，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权力中枢输送一个邪恶的“石油大鳄”？或许，我们恰可以从中找到“淬炼”周永康的元素：“大庆”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急救版，一个准军事化的快速部署团队，其“精神”偏偏是欲壑难填，中国石油系统内部毋宁充斥着蛮干、硬赌、欺下哄上风气，周永康出类拔萃于其间，恰好是一个绝妙的佐证。

二、民间社会的碎片在哪里？

六四屠杀以后，中共建制的总纲领，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

1、镇压组党于萌芽状态——民主党

2、监禁刘晓波以拒绝“零八宪章”运动的温和政见

3、镇压民间会社——法轮功、独立中文笔会、家庭教会（即使不抗争）

4、控制大专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义抵消自由主义

5、把读书人跟党绑架在一起——中国传统：大众听识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引发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导致该制度的废止，被称为“Web2.0与维权运动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为产生了一个互联网的新空间，“独裁者学习曲线”对此还没来得及反应。比较“茉莉花”和“709”两次大逮捕，2011年国内受突尼斯影响、借互联网协调而成功发动抗议，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采用非法的方式来应急，搞绑架或者失踪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监居、逮捕，然后审判、判刑，因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讨论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才合法化。

这个三十年里，中共一方面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是伴随着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民间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制的“学习”能力有多么强，他们如果没有“生死存亡”的紧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周世锋、许志永等新生的一代异义群体，他们一腔热血，充满正义，也颇为机智，但是几乎都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所以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绝大多数维权人士并没有预见到习*近*平会下这么大的狠手，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门一代”，他们不相信邓小平会开枪。

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但是中国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陈胜吴广、遍地都是孙中山毛泽东，然而民间却在无端地浪费英雄资源，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机制，如何把旁观的民众转换成公民抗争的队伍；或者说，在一个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创造“反抗者学习曲线”，这个问题反映出民间还是缺乏创造性人才。八月初锐锋律师事务所案件判决，透露了国内民间领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和建设未来国家五大方案：“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这肯定是极简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里，显示大家的思考还很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