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被驱逐的姚登山和徐仁回到北京，因为他们的“战狼”行为，他们成为中共的香饽饽。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第一副组长江青、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等中共高官，以及首都各界7千余人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还拥抱了姚登山，彼时周将其视为陈毅的接班人。
老毛自然不会不知晓姚登山的大名。在其回来的第二天，正逢“五一”，天安门前举行大集会，毛等中共高官均出席。姚登山和徐仁被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被毛接见。在合影时，姚登山大概是脑袋发热，突然挽住了毛和江青的胳膊，一张令人惊诧的照片出炉了。
从照片上看，江青似乎并不反感，但老毛显得不太自然，面露不悦之情。不过，在镜头前，毛还是没有发作。第二天，照片刊登在中共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姚登山一夜红遍全中国，并成为“国家骄傲”。他和徐仁等人还被中共封为“红色外交战士”。不过，据说当时外交圈一个高层看到官媒上的这张照片后，只说了两个字：“完了！”
介入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
姚登山回国之际，正值文革刚爆发近一年，也是各机构夺权时期。最初，姚登山因为有许多社会活动，所以并未参加外交部内的运动。
1967年8月4日下午，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造反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声讨港英当局罪行大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和姚登山等都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前，戚本禹、关锋和姚登山就陈毅的问题进行了短暂交谈，大意是陈毅应该接受批判。
8月5日下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大会，姚登山传达了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会场内响起了“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等口号。会后，与联络站对立的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认为戚本禹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同周恩来关于陈毅问题的指示不符，因为周并不想打倒陈毅，也下令不准喊“打倒陈毅”口号等，因此于当晚致函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在周恩来没有马上表态的情况下，中央文革很快在7日回复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也是《·九·评*苏共》主要执笔人王力，将在当晚与姚登山和造反联络站代表面谈。会谈内容明确支持造反联络站，支持喊出“打倒刘邓陈”、“打倒陈毅”，在外交部要揪斗陈毅等。
由于当时中央文革权势熏天，王力的讲话让外交部高官不得不纷纷表态支持。而老滑头、不愿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周恩来此时选择了沉默。整个8月，陈毅在大中小会议上一共被批斗了八次。8月11日，周恩来在见到姚登山时，态度如常，还让他回去参加造反联络站运动。姚登山就此以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态度一致，因此身体力行执行王力的指示，还去中央调查部、外语学院、外贸部发表了一番讲话，煽动那里也夺了政治部的权，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8月19日，北外造反派占领外交部，阻挠外交人员办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借机重组领导班子，姚登山、罗贵波等四人组成了临时业务领导小组，还以外交部的名义对驻外机构发号施令，造成外交混乱。联络站将名单上报给王力，王力却退了回来，让他们上报周恩来。周上报给毛，同意暂时由这四人主抓党委日常工作，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暂停工作做检查，但此事不得外传。不过，姚本人以自己工作不熟悉，又是当权派等理由，并未参加党委日常工作。
在此期间，外交部造反派还冲击了苏联、印度、印尼、缅甸、蒙古等国驻华大使馆，最为严重的是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酿成严重外交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67年8月，中共驻港机构煽动亲共分子在香港武装暴动，杀人放火袭警制造恐怖爆炸事件，导致中英两国矛盾激化。港府勒令三家有左派背景的报刊停刊，并抓捕了部分记者。为此，中共外交部秉承周恩来的指示，于8月20日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限令在48小时内撤销对三家报纸的停刊令，并释放被关押人员。
8月22日，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围攻并烧毁了英国驻京临时代办处，谩骂殴打代办处工作人员，并强迫英国外交官向毛泽东像下跪。次日的《人民日报》“慷慨激昂”地报道了这次行动。
据英方人员回忆，当时英方有23个人在代办处的大楼里面，其中有5名女性。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霍布森先生，他的脑部受重击后鲜血直流；此外，一名女性工作人员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于脑外伤而不得不长时间卧床不起，一位年长者在事发不久后去世。时任外交领事的魏思敦爵士认为“这是中共当局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蔑视国际基本惯例的例子”。
当晚消息传到周恩来的耳朵后，他十分震怒，因为这让中共在国际上大大丢了脸。他紧急召见外交口包括联络站在内的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和姚登山等外交部官员。联络站代表和姚登山等否认参与和知情，但与造反派组织有联系的姚登山还是有一定责任的。
外交上的混乱使中共在国际上十分被动。8月底，老毛批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坏人，是小爬虫，立刻抓起来”，王力作为替罪羊被突然打倒。由王力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在外交部的夺权也被瓦解，核心成员被抓。而听从王力指示的姚登山处境也开始不妙。
从云端跌落
1967年9月1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外事口完全脱离了老毛、党中央的轨道，一小撮极左份子从极左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还指出外事口里面有敌人，这个“敌人”大概就是指姚登山，姚登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一个曾与大人物合影的宠儿从云端快速跌落。
此后，姚登山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成为外交部各种运动下批斗的对象。此时，中印关系继续恶化，10月双方中止外交关系，直到1989年2月才恢复。
1971年，中共大举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在运动中，姚登山被外交部作为“五一六分子”揪出。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说他是“大野心家”，要当外交部长，大肆渲染其听从王力指示的错误，完全不提当时周恩来的态度。姚登山被戴上手铐，并被宣布正式逮捕。他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关了9年后，直到1980年被释放，并享受司级离休待遇。搞笑的是，姚登山被逮捕和释放均未履行司法程序，姚本人也从未经司法程序判处刑罚。
按照《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姚登山就是一个替罪羊。中共党史专家何方先生在《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中也持同样观点。他说：“公开宣称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时间还有几种不同说法：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实际上半天都没有。周恩来批评的也只是越权以业务监督小组名义向有关使馆发电报。传得最厉害的是被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时捧上天的驻印尼使馆代办姚登山，后来说他夺权当了‘代理外交部长’还上了像《周恩来年谱》这样的正式党史书（只是用了个“革命领导干部”的讽刺称呼）。实际情况是，姚登山一直迷信毛泽东和尊重周恩来，当造反派的头头时也还是听周恩来的话。不过他坚持只参加运动决不染指行政，因此周恩来先让他参加党委会议，后要他进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他都没有去。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周恩来把他捧上了天（安门），又打翻在地，说他夺了外交大权，是‘五一六’分子。所以造反派垮台后，外交部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批的头号‘五一六’分子就是姚登山，罪名是反对周总理、要夺陈毅部长的权。批斗后既未判刑，也无结论，就被送到秦城关押了九年。从批斗到关押，周恩来都没过问。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时，姚登山被放了出来，继续当党员（从未开除过），还恢复行政级别（11级）。现在看来，这位老八路也是一件冤案，但是许多书上至今还在流传着被编造出来的‘造反派外交部长’呢！”
1998年，曾经的红色外交宠儿在北京离世，终年80岁。姚登山的起伏人生，无疑在告诉今天中共外交系统的战狼们：你们不过是一块抹布，被用完后，同样会被舍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