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然会遭遇巨大阻力：如果拆解这整套运作系统很简单，那它早就被拆解了。要厘清洗钱机制很难，要监管防范更难。匿名交易只需短短几秒钟，就能在不同国家、不同银行账户之间完成，但任何人若想追踪这些资金，厘清其中的交易细节，可能需耗时数年。

终结跨国盗贼统治

俄罗斯、安哥拉、中国的寡头都坐拥伦敦的房产、地中海的豪宅、在美国德拉瓦州注册的公司、在南达科塔州办理的信托，但他们却不必向任何地方的税务机关揭露。美国和欧洲的中介机构（律师、银行家、会计师、房地产经纪人、公关与“声誉管理”顾问）让这类交易得以完成。

他们的工作都是合法的，也是我们让它合法的。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把它们界定为违法即可，把这一切工作都列为违法。我们不必容忍一丝堕落腐败，只要终结这整套运作系统。

例如，我们可以规定美国与欧洲各地所有的房地产交易必须完全透明，可以规定所有公司必须以实际所有者的名义注册、所有信托必须揭露受益人姓名。我们可以禁止本国公民将资金存放在推行保密的司法管辖区，也可以禁止律师和会计师参与这类行为。

这不表示这类做法会消失，但至少会更难实行。我们还可以堵住私募股权和避险基金产业允许匿名的漏洞，建立有效的执法团队，并帮助他们采取跨国及跨洲行动。我们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伙伴通力合作，协调措施。

我们必然会遭遇巨大阻力：如果拆解这整套运作系统很简单，那它早就被拆解了。要厘清洗钱机制很难，要监管防范更难。匿名交易只需短短几秒钟，就能在不同国家、不同银行账户之间完成，但任何人若想追踪这些资金，厘清其中的交易细节，可能需耗时数年。

对于是否要起诉权贵阶层，各国政府常常举棋不定。那些负责追踪数十亿美元复杂隐秘交易的公务员，自己却领着微薄薪水，他们可能不愿意针对财富与影响力都远高于自己的人采取行动。

权势阶级自既有体系受益，希望这些体系能继续维持，也和各政治党派都建立深厚的人脉关系。美国参议员怀特豪斯（Sheldon Whitehouse）多年来一直倡议立法提高财务透明度。他曾告诉我，他如此主张的部分原因是“那些用于协助海外恶棍与犯罪活动的隐藏技术，也用于助长国内特殊利益团体的政治活动”。

得益于财务保密的人通常也会寻求直接影响政治，因此要阻止他们更加困难。据报导，乌克兰寡头柯洛莫伊斯基就将资金藏匿在美国中西部各地的地产建案中。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帝国，他曾试图对川普政府施加影响力，包括向总统提供有关拜登及其子杭特（Hunter Biden）的“丑闻”，其中有些资料是透过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传递。柯洛莫伊斯基后来的说词正好相反（他宣称自己是揭露事实，并未提供资料给川普），但他说这番话，可能只是为了反过来寻求对拜登政府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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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述种种原因，要改革这套运作体系，不是仰赖单一政治人物、政党或国家就能做到，而是必须由一个国际同盟来修法，终结隐秘交易，恢复国际金融体系透明度。

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反盗贼统治网络，纳入欧洲、亚洲和北美各地的财政官员，他们已开始明白洗钱和不透明资金如何损害本国经济。他们可以与来自伦敦、温哥华、迈阿密等城市的社区领袖合作，这些城市的景观、房地产市场和经济都已遭到扭曲，因为俄罗斯人、安哥拉人、委内瑞拉人和中国人在当地购买房产，用于储存财富。

这个国际同盟还可以纳入一些社运人士，他们比外人更清楚自己国家的资金如何被偷盗，也更清楚要如何传递这些资讯。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之所以被当局谋害，正是因为他对这两件事都颇为专精。在最后一次被捕前的数年间，纳瓦尼制作了一系列以群众募资拍摄的纪录片，发表在YouTube上。

这些纪录片暴露了俄罗斯领导人和多个影响深远的金融诈欺计划之间的关系，也揭露了大批参与促进这些诈欺计划的人。这些影片非常成功，不仅因为制作专业，纳入许多骇人细节（例如普京在黑海的土豪式庸俗宅邸内有水烟吧和曲棍球场，还有葡萄园、直升机停机坪与牡蛎养殖场），也因为影片将这些故事连结到俄罗斯教师、医生和公务员的贫困。纳瓦尼告诉俄罗斯人民：你们的道路很糟、医疗品质很糟，是因为他们有私人葡萄园和牡蛎养殖场。

这其实是调查新闻，但以触动人心为目的加以包装企划（要向民众解释远方统治者打造的宫殿与他们自己有何关联）。这方法真的奏效了：某些影片的观看次数破亿。

现在想像一下，同样的专案若加上世界各地民主政府、媒体和倡议人士的支持，会达到何种效果。不仅仅是调查，不仅仅是起诉，还广为传播，把上位者的生活与市井小民的生活联系起来。民主世界曾经建立过一个国际反共同盟，如今美国和盟国也可以打造一个国际反腐败同盟，围绕着透明、问责和公平的理念建构，透过独裁国家的旅外侨民和民主国家的创造性思维，让这个同盟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