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了好心亲戚的陈述，我这天真的无力的少年，心里只会产生伤痛。去看还是不去？又让我陷入两难选择。去，我能做些什么呢？说不定还有阶级立场问题。不去，对母亲的无助与痛苦的冷漠，做儿子的岂不是太残酷与自私了吗？思虑再三，我唯一的选择还是去找我的红军校长去，因为我那红军的大舅和老叔为了自保，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当我把情况向红军校长哭诉后，他的眼睛里透着同情与无奈，只悄声对我说，去吧，但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当晚，我偷偷地跑到医院从窗外看了母亲一眼，只见她的鼻孔里还插着氧气管，还没有死，我伤悲的心情稍有缓解，悄悄地返回了学校。

又大约过了六七天，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了——我母亲死了！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表娘说，我妈是死在老叔家的牛厩中。尸体被好心的亲友们用几块木板抬出去埋在父亲墓旁去了。一个清清白白的农民女儿，一个劳动妇女，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

我妈死了，一个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了。我们兄弟俩还是儿童，我的“阶级立场”又很坚定，应该算清白了吧？不然。每个政治运动都要把我们审查，使我们受侮辱，还监视我们有没有“翻案”的言行。我老实接受改造，靠拢组织靠拢党，都有人说这是“假的”，“本质未变”。就是在批准我入团的政审结论中还说“对家庭出身的本质认识还需要继续进行”。

改革了！开放了！落实政策了！从此，我们不再是“二等”公民了。1980年有一次碰到了当年的土改片长周树森，问及我母亲错划“地主”之事。周无奈而痛苦地说：“张老师！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懂得什么呀？你看，我也被打成阶级敌人了！”说后他也泪流满面了。周土改后提升为县银行行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为给县委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劳教了二十年几乎饿死。1984年一个离休的红军叔叔李凯，劝我说一齐去找当时的贫协会员要为我妈作证。找到了已当了副县长的李从恩，他是我们小学同学，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上边还没有落实土改错划阶级的政策，现在大家都一样平等看待了；说句本心话，当时我是贫协会员，去没收地主浮财时，十有八九家都是“穷斯辣拐”的。我以为这位副县长说的倒是实话。至于扩大化的实情如何，则有待进一步落实。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1951年大西南边疆的“土改”与1947年康生在晋西北搞的“土改”何其相似？与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他当时是康生部下）在《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讲述《才德反差的康生》揭露的康生在晋西北搞出来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康生的经验是在贫穷地区无中生有，搞出“变相地主”来，达不到条件不管，只要挖出“地财”来就是胜利成果。到处打人、吊人、跪砂子，不知道打死打伤多少人。康生在“文革”中故伎重演，又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这就是康生之流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革命”，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怎么会知道呢？

以下简说我家其他的所谓阶级敌人：

外公，丁有福。有一亩左右雷响田，二亩左右山地，一生勤劳自耕，因为照顾比他们更穷的一个亲戚，农忙时请来帮几天忙，就被诬为“请长工”，错划为“富农”，外公于1959年饿死。

岳父，胡宝凡。从小跟父亲做小生意，读过几天老学。后来在乡小学教书，不够一家生活，开了一个小糕点店，才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家中无土地，他弟弟也参加红军，不知为什么划为地主。据说是乡下有个亲戚借了点儿钱还不出，每年挑几担包谷来。

四叔，张珍禹。解放前当过半年卢汉队伍的文书上士（只是个兵）。1949年爷爷怕事，叫他回家。他积极参加迎接解放军的工作，被指定大组长。不料在1951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四年。但实际上劳改近三十年，积劳成疾而死。

老叔，张珍棋。19岁参加边纵红军游击队，中共党员。解放后曾在县税务局工作。因年轻时曾与一个街坊朋友交为“把兄弟”，后来这个朋友被捕，老叔与这个人纯属朋友关系，但因此而受牵连。1958年没有任何证据，以“把兄弟”为地方坏组织为由，把老叔内定为“坏分子”而清理回家。1959年饿饭，积郁成疾而死。

本人，学校分配参加工作。1957年，县委动员帮助党整风，我因写了一张大字报《您的婴儿向您呼喊》，内容是请团县委关心一下基层组织的团员们的思想工作，因此被内定为“右派”，内部监督使用。1958年我因积极参加昆明师范附设函大中文系本科学习，成绩优秀，单位批判我“走白专道路”。1960年，我一个小小中学教员，又不知“庐山会议”为何物，单位又以“思想右倾”为由把我当做典型开大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我跟着报纸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又受到大会批判为“漏网右派”，并把我关进“学习班”反省批斗半年。

由此可见，极“左”的肆虐在底层对一般人的伤害是何等深重，何等残酷！那些极“左”而又无知的先生们，又何曾承担半点责任呢？

《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