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是世界首富，至少是以所拥有的企业资产估值来衡量，而不是以纸面价值来估算。有好几篇文章在探讨，马斯克怎么会躺在地板上或沙发上进行网上冲浪？这与通常对富人的指责大相径庭。传统上，这些富豪因游艇、众多豪宅和高端豪车收藏而备受指责。
马斯克不是这种富豪，他只是一个一直工作的普通人。他尝试每周工作100小时，几乎从未少于80小时，有时甚至达到120小时。至于豪华游艇和豪宅，他根本就没时间使用。他主要喜欢工作。据说，这是从过去的叙述中戏剧性地翻转过来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会得到一些赞扬，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这被重新演绎成了某种男人的柔韧性，一种展示男性超能力的方式。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埃里克·贝克（Erik Baker）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埃隆·马斯克是世界首富。他为什么睡在办公室地板上？”（Elon Musk Is the World’s Richest Man. Why Is He Sleeping on an Office Floor?，2/27/2025）的文章指出，所有这些超长工作时间和对生产率的过度关注都是对一个人功绩的检验，相当于一种表演性的合理化，目的是更多地剥削他们的员工，为他们的巨额收入辩护。
文章认为，这最终归结于奥地利裔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普及”的一个概念，即“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是资本主义力量的关键。他们破坏得越多，生产得越多，而这样做的企业家是推动进步的关键。在贝克看来，熊彼特是工业不稳定和超级创新的拥护者，是践行“快速行动，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口号的先知。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读熊彼特那些描写细致入微的著作，我认为这套理论是对他思想的误解。首先，熊彼特从未“普及”过任何东西。他是一位相当低调的学者，几乎没有同事，没有真正的追随者，没有真正的思想流派，也从未写过一本旨在成为畅销书的书。他生前和现在都是少数有思想的人的研究对象，这些人欣赏他作为历史学家和思想理论家的广阔视野、非党派立场，甚至是非意识形态的严肃性。
熊彼特第一次以商业创新为主题进行写作是在他人生的黑暗时期，当时欧洲战火纷飞，而他正在哈佛大学任教。熊彼特出生于19世纪的凋敝年代，他的家乡德国和奥地利以及知识文化的凋敝令他心碎。他在哈佛感到孤立无援，周围都是高智商但幼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从不明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根本不是斗争，因为他们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
作为一名年轻学者，他最早的一本关于经济发展的书《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商业周期的探究》（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1911）曾引起轰动，但此后他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决定下定决心解决当时的关键问题，即商业周期的原因。老派奥地利人有一套理论，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s）和其他许多人也有一套理论。然而业界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他开始着手撰写一本关于商业周期的巨著《商业周期：对资本主义进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该书最终分为两卷，于1939年出版，但基本上无人问津。
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不同于所有流行的理论。他认为，静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均衡状态中，价格和利率与贷款和金融市场一起协调着生产和消费部门。只要每个人都继续重复做同样的事情，资源使用（包括劳动力资源）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经济以与资本回报率一致的方式稳定增长，而资本回报率与利率是一致的。
这就是一般均衡模型（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如果你不理解它，没关系，因为它主要是幻想的东西。重点是，稳定是熊彼特的出发点，是他从古典经济学中汲取的东西。他一直在寻找破坏性的来源，也就是他所说的外生冲击。他以创新的形式找到了这些来源。当有创造性的个人在市场上试验新想法时，就会产生创新。当这些想法流行起来时，资源就会完全重新配置，导致一些行业崛起，另一些行业衰落，同时重新安排劳动力资源的使用。
熊彼特追溯了现代商业周期的历史，发现这种模式屡试不爽。每一次大的创新都伴随着大的产业颠覆，旧的产业消亡，新的产业从贷款市场、劳动力资源和实物资本中吸引新的注意力。铁路就是如此。钢铁的商业化也是如此。内燃机出现了这种情况。飞行、通讯和弹药也是如此。每当我们看到一些开创性的实用技术崛起时，我们也会目睹产量的剧烈波动，最终走向一种稳定生产的新状态。
熊彼特的著作是在战时出版的。由于时机不佳，这些著作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们已经忘记了商业周期和大萧条，因为战争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在经济学界，他的新理论几乎没有得到拥护，因为主流学派已经找到了另一种理论来支持他。他认为这将是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但他的著作却因此夭折，被忽视并最终被遗忘。
他究竟是对还是错？各方面的观点都有，但该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虽然它似乎可以解释生产模式的大规模部门性转变，但它并没有真正解释整个经济的总体产出下降和上升，而这恰恰是人们想要解释的。这就是问题所在。除此之外，他的理论还有太多未解释之处，例如货币和信贷在造成繁荣和萧条中的作用。
从大的方面来看，历史表明，带来最大和最具破坏性的外生冲击的不是技术，而是以战争、封锁和任意政策动荡为形式的政府。
撇开这些不谈，熊彼特确实对工业创业和冒险的力量和意义有一个有趣的见解。他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找到了重述和总结这一观点的地方，该书是20世纪出现的最具挑战性和预言性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著作之一。
在这本书中，他预言了官僚主义的兴起、知识分子的过度生产、企业的整合以及导致繁荣社会忘记其成因的颓废所带来的资本主义末日。
在这部鸿篇巨著中，我们发现了以下一段话。
“在处理资本主义问题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进化过程……[它]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启动并保持资本主义引擎运转的基本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式、新的市场、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地摧毁旧的经济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结构。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它是资本主义的内涵，也是每个资本主义企业的生存之道。”
为什么这一点会如此令人震惊？因为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经济学家们正忙于为经济力量建模，就好像工程师们在制造大型机器一样。所有建模都假定世界不会发生变化，或者只有经过允许才会发生变化。但熊彼特描述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无法控制、预测、引导或管理的东西，更不用说从上面激发出来的东西。它来自于市场进程本身，是愿意打破常规的人们进行破坏性冒险的产物。
资本主义进程是一部永不停息、没有中场休息、没有终点的巨幅电影。
顺便说一句，熊彼特在该书中的描述并不是1942当年的描述。他的前景黯淡。在他看来，国家计划和监管的时尚基本上抹杀和扼杀了企业家的冲动。他预见到，未来将永远不会有太多的“创造性破坏”，因为制度根本不允许这样做。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合作，扼杀新思想、新投资和新的生活方式。
熊彼特理论的迷人之处还在于，它在辨别创业动机方面偏离了传统理论。对于伟大的创新者来说，创业的真正目的从来都不是钱。而是梦想，为了实现梦想。他们不是把盈利指标作为积累的手段，而是将其作为服务大众的标志和符号。
这是作者贝克博士忽略的一个关键点。几代人以来，左翼和中左翼对市场的批评都集中在这样一个观点上，即富人在市场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婪。但对于马斯克等人来说，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真正伟大的企业家拥有足够多的钱。
他们追求的是真正的成就，是有机会在宇宙中留下某种痕迹，从而改善地球上的生活体验。这就是熊彼特所解释的动机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他的“创造性破坏”一词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巧妙地突出了经济力量中的一个悖论。它强调，稳定不足以维持日益增长的繁荣。还需要更多，但这需要工作、远见、风险和冒险。
这是渲染创业天职的一种美丽方式，在一个不受监管、税收和公司卡特尔（cartel，即垄断集团）束缚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中，这可能是一种准确的方式。这个世界需要为所有创造者提供安全的环境，无论是文学、艺术、建筑、哲学还是商业生活。这都是对自由的真谛的共同探索。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 Why Does Elon Couch Surf？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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