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荷兰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搜集了夏津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办理此案的几个警察的个人资料，并记录在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恶人榜里。
记者根据资料库记录的号码拨通了恶人榜上的网安大队副队长鞠凯飞的电话。他听到询问张勋案时，先是一怔，接着要求告知身份。获知记者身份后，对方沉默数秒，以无法验证记者身份为由挂断电话。
记者又拨通这个榜上的网安大队民警孟凡雨的电话，问张勋案是不是他们在办理。对方“嗯”，表示承认，之后又是询问身份。当了解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的身份后，他挂断了电话。
查阅夏津公安微信号，可以看到“夏津公安两优一先风采展”第一号，就是网安大队副队长鞠凯飞的个人事迹。
文中写道：“自公安部‘翻墙破网’行动开展以来，鞠凯飞主导研判、办理的‘11.20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案’、‘3.24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案’、‘7.26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案’等系列案件，成功打掉多个运营时长三年以上的非法站点，涉及全国充值用户50余万人，扣押涉案资金4000余万元，受到省、市两级领导的批示认可，并被列为省公安厅督办案件。”
甘文威提供的一个截图还显示，2024年3月5日，夏津网安大队还抓捕了一个VPN服务商Sockboom，又名“古茗机场”，是一家开了很久的机场，即VPN这一行的行话，指翻墙工具服务商)。该案还连带抓捕了一个提供支付服务的商家。
夏津公安远洋捕捞第一案，斩获1200万
如果算上甘文威、张勋等人的“8.05案”，鞠凯飞至少经手了5起抓捕VPN服务商的案子。据甘文威介绍，11.20案的主要涉案人目前逃亡东南亚，因为不安全，一直没有实名露面。但在甘文威出国公开发声后，这个人曾主动联系甘，说他是夏津公安第一个远洋捕捞翻墙软件提供商的案子，发生在疫情期间，距今已经5年了，被夏津公安敲诈了1200多万元。他说，夏津公安逼迫他，交1200万就给他搞个构罪不诉，就没事了。他认为，夏津公安从他的案子尝到了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便开始了全国各地远洋钓鱼和捕捞VPN提供商的作业。
美国之音联系到这名涉案人，但他出于安全考虑拒绝了采访请求。
山东夏津为什么热衷于远洋捕捞？
甘文威认为，夏津县贫穷，他们在全国各地抓捕翻墙软件行业从业人员，包含支付、清算、服务器提供、技术支持、开源软件等，跨度长达五六年，抓捕后进行罚款，补充财政。他认为，还有更多的类似案件受害人沉在水下。他在自己的X账号(@ganwen_nl)上呼吁受害人联系他，说出他们的故事，提供证据，控诉夏津公安。
中国人权资料库负责人林生亮也认为，这几年中共财政困难，远洋捕捞案频频发生，但以前基本都是针对私营企业主的敲诈勒索，甘文威、张勋等人的“8.05案”则是第一个被曝光出来的针对翻墙软件行业从业者的远洋捕捞。
“这类案件对翻墙软件行业影响很大，大面积抓捕翻墙服务供应商，将会使中国民众更难翻墙，因此人权资料库非常重视这个案例，我们发掘出了几乎所有涉案警察的个人资料，也希望其他还没有被曝光的这个行业的受害者，公开他们的故事，曝光这类远洋捕捞恶行，”林生亮说。
山东德州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202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德州在山东16个地级市中，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值都排名第十。一份2023年前三季度的统计显示，夏津县财政收入在德州11个县区中排名倒数第一，是德州最穷的县。在一个抖音视频“山东最穷十大县”里，夏津县排倒数第九名。
中国VPN从业者，一个危险的职业
英国体育记者、VPN内容写手詹姆斯·米林-阿什莫尔(James Milin-Ashmore)曾为多家VPN供应商提供内容写作，从业8年，对这个行业颇有洞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VPN可能是最流行的绕过防火墙的方法，它无疑提高了网络自由度，但如果在你所在地区被彻底禁止，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他指出，VPN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合法的，而中国的有关法律在西方会被视为是严厉的。
对于甘文威、张勋案，他说：“这个故事强调了在国内为中国公民建立VPN服务所涉及的众多风险，可以说应该被视为对其他人的警告。是的，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潜在VPN用户市场，但如果你被抓住，后果也很严重。“
米林-阿什莫尔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该组织也在销售游戏加速器，那么他们是出于利他主义，还是纯粹为了经济利益而销售 VPN？
“全球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运动”（简称为拆墙运动）的负责人刘栋玲说，在国内有很多人在小范围出售VPN而没有引起当局的注意，而甘文威、张勋等人应该是销售VPN的数量过大引起了当局的痛恨，导致被远洋捕捞。
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实际上，在中国出售VPN，做这样生意是一个危险的工作，因为中国有防火墙，当然他不喜欢人人都去出售VPN，所以呢，甘文威和张勋，他的这份职业是一个危险的职业。”
刘栋玲还说，山东、广州等地方对销售VPN抓得比较严。
前中国互联网资深从业人士、360桌面负责人张雷在谈到甘文威、张勋案所涉及的这个灰色生意时说，所有能脱离监管的生意都可以做得很大，但风险也极高，这个风险就是被抓而失去自由。不过他认为，地方警察打击这种行为主要是出于金钱上的考虑。
他说：“我并不认为中共打击它有多大热情，我倒是认为各个地方警察、国安打击这个市场有很高热情。毕竟抓一个就可以好好敲一笔钱。”
张雷提到，凡是经营地下生意的，肉身都不在中国大陆境内。
“在境内还这么搞的，那只能是缺心眼了，”他说。
“墙是一定可以翻的，只是你不一定能翻”
中国翻墙的网民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专门研究中国互联网法律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治安2019年曾对媒体表示，中国使用VPN的网民有两三千万。
中国前微博审查员刘力朋离开中国后公开揭露中国的网络审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之前曾有研究，认为中国翻墙者不足网民的1%，但上海封城到白纸运动期间成倍增加了，不过现在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他说，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大陆有近11亿网民，如果以1%的一半计算，也有550万之多。
前中国互联网资深从业人士张雷说，翻墙和反翻墙，不是一个完全拼技术和资金的事，而是只要有人能访问，就一定有其他人还能访问。
“IP网络本身就不是一个针对每个访问都需要鉴权的运营网，从逻辑上就阻止不了网络的自由访问，只会增加难度而已。墙是一定可以翻的，只是你不一定能翻，”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