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它各种名目的“运动”中，还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致死。但仍以1966夏天的红卫兵杀戮，以及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为最，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上被记录的绝大部分受难者，都死于这两个文革的死亡高峰期。

王友琴强调，“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生命的残害，是文革最主要的罪恶”。

死亡未记录文革被淡忘

●在对人的残害方面，王友琴将文革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以及斯大林迫害“古拉格群岛”上的囚犯作比较，她认为，其性质、规模和程度都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则是文革真相写出来的还非常少。“由于不被记录和报告，文革因此被淡忘”。

“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对生命的尊敬”。

她指出，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司法系统后，更一直需要记录。这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

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但是，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很少被记载。文革杀戮从来不是秘密，却又不记载。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她说：“文革死亡是极其残酷和恐怖的。在很多情况下，受难者不但被害死，而且不是被用枪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而是被虐杀。他们被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抽打至死，有的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数月的各种酷刑。同时，受难者往往被杀害在公众场合，杀戮可以在学校和街头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杀戮者，不仅有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甚至小学生。”

在文革时代，受难者的名字没有被报导或记载，他们的骨灰没有被允许保留，是对他们在被剥夺生命之后进一步的蔑视、侮辱和惩罚。在文革后，权力当局只允许在报纸和书籍上发表一些在文革中受难的极高级的干部和社会名流的名字与生平。大量普通人的受难被排除在历史的纪录框架之外。

她指出，关于文革死亡纪录的缺失，使得文革的整体图景被歪曲了。其实也可以说，为了歪曲文革的大图景，需要在历史写作中对文革的受难者忽略不计。受难者名字的湮没，也使得对文革灾难原因的探索，变得无关紧要。因这种原因的探索，必然涉及文革最高领导人和使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因此在中国不被允许。

另一方面，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强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丧失生命，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纪录中，他们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

王友琴说，两千年前，当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尽管那个时代的所有书写工作，都在竹子削成的薄片上进行，远比现在费力。尽管他写史以帝王而不是以人民全体为主线，他在《秦始本纪》里，记录了历时三年，后来被简称为《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包括起因、手段、经过和后果。

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出这四百六十多人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他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认为没有必要一一写出受难者的名字，但更可能在最开始就没有作这样的文书纪录，而司马迁的写作年代，已经离开“焚书坑儒”有一百来年，无从查找。

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如上面指出的死于1966年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的革命委员会迫害的人，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甚至这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得到一个名称。

幸好，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还活着，他们中有人记得文革死亡。在调查中，王友琴和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们当面谈话，也写信或者打电话，后来，又开始写电子信。“我和他们谈话，提出问题，并且一起回忆文革往事。他们帮助我发现和核实文革受难者的名字、死亡的日子，以及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可能，也查阅文革时代留下的文字材料，包括公开印行的材料和私人的纪录。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文字材料，但几乎没有提到受难者。不过，一些当时的材料能为死亡提供旁证”。

留下事实与灵魂的感受

●她是从学校做起的。她记录了学校里那些被打死的老师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前身后。在她访问所及的学校，有一批教育工作者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很多人自杀了。“尽管在访谈前已经作了很坏的设想，听到的故事的恐怖程度还是常常超过了预想。我尽量仔细地把这些文革死亡记录下来，包括他们的姓名、死亡日期和地点，以及可能获知的细节。虽然我有时候想，将来的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相信我写下的故事。”

最早是在1986年，她写了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北京教育工作者卞仲耘。那时距离卡仲耘被害已经20年了。她一边采访调查，一边整理纪录，在她的笔记本和计算机里，写出了一个个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开始是教师，后来，有工人、医生、保母和家庭妇女等。

她说：“在文革前，他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做自己的工作，过自己的日子。这些受难者几乎都不是文革的反对者。但是文革把他们当作打击目标，害死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地富反坏右资’、‘现行反革命’等。他们无声地死去了。对他们身受的残酷迫害，他们没有做过反抗的行动，旁人也没有发出过抗议。但是他们的隐忍不是我们忘却他们的理由。”

在采访过程中，王友琴感受最深的是“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还痛苦，生存者的创伤长期存在文革后的生活中。

她曾经采访文革爆发时的一名中学生。中学生回忆，1966年的“红八月”，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拉出来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尸体，十来个被打死的“阶级敌人”，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扇的白色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名字，因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是在事发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王友琴。

王友琴试图安慰她。她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是你告诉我此事。我还说我的原则是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34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34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进入“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网站首页，可以看到除“前言”外设有三个栏目：“受难者名录”、“纪念文字”和“研究与评论”，下面醒目大字书写“为死难的亲友留下永久纪念，为您见证的死难者留下记载”。

已收录在受难者名录内的七百多个死者，键击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于这个人的故事，有的还有照片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有的人了解情况较多，也就写得很多。有的人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就只有寥寥数语。另外还约有70人，只知道死亡时间、地点或是某人的亲属，却不知道死者具体姓名，都列在“无名氏”一栏。

王友琴说，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等网站，都是被大陆当局网上“防火墙”拦杀的目标。也就是说，大陆普通人无法进入这个网站。

她呼吁，知道文革受难者故事的人，可以写信给她在网上提供的电子信箱地址，对纪录提出修正和补充。她更希望寄来文章，为所知的亲人朋友，认识或不认识的受难者，“留下事实的纪录与灵魂的感受”。

肉体与名字无声消失

●文革中发生无数学生毒打或打死老师事件，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以“历史的义工”自居的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首位采访的受难者对象。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了学校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红卫兵把五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大声“揭发”和“控诉”。

棍棒殴打、开水淋烫被斗者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大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还有人去开水房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红卫兵命令“黑帮”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锹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脚，桌椅脚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黑帮头子”挨打最重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辆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另一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的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